生计资本对生猪退养农户生态补偿选择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和规
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引言：近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压力。
为了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各地纷纷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补偿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对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进行经济补偿，以此来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推行生态补偿政策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本文将以中国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探讨生态补偿和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部分：生态补偿政策陕西省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业生产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生态补偿政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根据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和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陕西省将生态补偿政策分为林业生态补偿、水资源生态补偿和草地生态补偿等几个方面。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推动了陕西省的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
第二部分：生计资本影响生计资本是指一个人能够在特定环境下获取收入和维持生活的能力，它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等方面。
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生计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居民而言，生态补偿政策虽然通过提供经济补偿来保护生态系统，但也可能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生态补偿政策可能会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生态补偿政策的要求和限制也可能使居民的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影响他们的可持续生计。
第三部分：对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及建议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是复杂而多维的。
一方面，生态补偿政策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经济来源，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然而，随着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也要求居民减少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这可能会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一定的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考虑到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居民可持续生计之间的良性互动。
生计资本对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
采用了统一的问卷调查方式，对选取的样本进行调查，获取 了样本的基本信息、生计资本状况、生计活动状况等方面的 数据。
深入访谈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部分样本进行了深入访谈，以获取 更加详细和深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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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本对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 影响分析
生计资本对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直接影响
生计资本与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动态关系
生计资本的积累和优化可以提高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风险挑战。同时，随着生计 可持续性的提高，农户可以进一步积累和优化生计资本，形 成良性循环。
生计资本与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动态关系还受到政策环 境、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扶持等措施来促进生计资本的积累和优化，进而提高脱 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
回归分析结果
生计资本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脱贫农户的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 持续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影响程度较大，而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影响程度较大。
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回归分析还发现，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即自然资本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利 用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 助于增强社会网络的稳定性和拓展性。
VS
在此背景下，研究生计资本对脱贫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深入探究生计资本对脱 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和 作用路径，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更 加精准和有效的扶贫# 《生计资本 对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研 究》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 家庭 是 由多个 劳 动 成 员 个 体所 组 成 的微 观 组 织 系 统①， 因此 ， 理 论 上农 户 人 力 资 本 体 系也 内生 地 由不 同 家庭 成员 人力 资本 决定 ， 具 有显 著 的双重 特 征 。一是 数 量 特 征 。即每个 成员 个体所 拥有 的人 力 资本存 量 状 况 ， 将 决 定农 户该 类 人 力 资 本 的 总 体 禀 赋 水 平 ， 我 们 用 均 值 指标 （ ） 来衡量 ， 既定条件下， 当置 值越 大 ， 表 明相 比其 他农 户， 该农 户 家庭 的 ｉ 类型人力资本总体水平越高 ； 二 是结
１ ． １ 农 户家 庭人 力资本 体 系的 双重特 征 按 照舒 尔 茨 的观 点 ， 人 力 资本 是 凝 集 在 人 自身 通 过 健康 、 教育、 培训 、 迁 移 等不 同人力 资本 投 资所 形成 的 多
种 能力类 型 的总称 。
然而 ， 值得 注 意 的是 ， 兼业 农 户 离农 化 决策 除 了受 到
陈 浩等 ：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
度， 提 出人力 资本 状况 是影 响家庭 成员 流动 程度 与模式 选 择 的关键 因素 ， 而 张林 秀 研 究 也 发现 ， 人力 资 本 构成 了
农 户 家庭 劳动 分工 与供 给 决 策 的 重 要基 础 ， 此外 ， 一 些 学
程度 以及技 能 等不 同人 力 资 本 能力 类 型 与 农 户 非农 兼 业
与迁 移行 为存 在紧密 关系 。
农 两层结 构 ， 从其 形 成机 制 看 ， 农 户不 同兼业 发 展 阶 段 与
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
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阳新县的调查数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邢佳摘 要：本文通过对湖北省阳新县375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归纳出农户在自然、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五种生计资本的拥有情况，运用有序probit回归，分别探究不同生计资本组合对农户选择纯农型、兼业型和纯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内在影响，以此为据得出结论并提出针对农户生计资本状况选择最优生计策略的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影响分析 有序probit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6)03(b)-169-05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生计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原来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转变为从事非农活动。
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谁来种地”成为发展现代农业难以绕开的话题。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求下，如何根据农户生计资本来制定合理、稳定、有效的生计策略显得极其重要。
当前关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农户生计活动与生计策略的选择主要受到农户自身生计资本的影响和制约，但各学者对两者的具体关系以及不同生计资本的作用程度大小研究不一。
许汉石等(2012)认为，基于我国特殊的农村社会情况，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并影响其他生计资本功能的发挥[1]。
而苏芳等(2009)认为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权重是影响农户采取农业种植还是非农业活动的决定性因素[2]。
大部分研究都表明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结构和总量影响着农户家庭对劳动力分配和生产方式选择的决策。
因此，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息息相关，生计资本决定了农户采取何种生计策略(或生计策略组合)来维持生计，生计策略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对阳新县龙港镇的实地考察，调查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情况，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量化统计和分析。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9 年 第 29 卷第 2 期 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 Vol.29 No.2 2019刘可，齐振宏，黄炜虹，等•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〇19,29(2):87 -96. [L I U K:Q I Zhe/ho/g,H U A N[W e i h o/g,et al.R 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endowment heterogeneity on farmers’ecological production [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9,29(2) ：87 -96.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刘可1"2齐振宏1黄炸虹%"2叶孙红%"2(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0)摘要生态生产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路径。
农户的生态生产 行为供给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
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 户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受自身资本 禀赋约束。
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资本禀赋状况及配置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受资本禀赋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文 基于长江中游四省稻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首先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农户资本禀赋总量与分维水平并划 分农户资本禀赋结构，进而探析了农户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
补助政策、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以农牧交错带贫困地区样本为例
第41卷第3期Vol.41No.32020年9月Sep.2020农业科学研究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文章编号:1673-0747(2020)03-0060-10补助政策住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以农牧交错带贫困地区样本为例王晓轩，耿天学，赵周华（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10）摘要:本研究以DFID理论为基础，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为指导，建立评价农牧交错带样本县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标,分析发现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参与退牧还草补助项目与未参与退牧还草项目的农户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进一步检验退牧还草与生计资本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发现退牧还草棚圈补助项目会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研究还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农户兼业与务农的彩响因素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显著彩响农户生计策略。
研究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的彩响，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打工收入产生了显著彩响，自然资本反向显著影响打工收入;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显著提高农户的养殖收入;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显著提高农户种植收入。
关键词:退牧还草;农户生计;农牧交错带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志码:A0引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可持续生计研究思想由Chambers开创，主要针对贫困进行深层次分析，可持续分析主要针对生计的影响因素、生计发展能力和机会贫困等问题开展研究。
Chambers明确生计是谋生的手段，生计方式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上。
而可持续生计是谋生手段受到打击和压力后,能够得到恢复，可持续生计是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同时提高能力和资产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生计方法是研究农户生计的重要分析框架，并成为解决农户生计脆弱的重要工具。
由于生计指标的多样性和涵盖的内容不同，目前形成了多种可持续生计评价和分析方法，有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关怀国际的CARE0目前较多应用的是DFID,DFID设计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该方法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五个类别:人力资本（H）、自然资本（N）、物质资本（P）、金融资本（F）和社会资本（S）。
多样化生态补偿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多样化生态补偿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目录1. 内容概览 (2)1.1 研究背景 (2)1.2 目的与意义 (3)1.3 文献综述 (4)1.4 研究方法 (5)1.4.1 数据收集方法 (6)1.4.2 数据分析方法 (7)2. 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9)2.1 补偿方式多样性分析 (10)2.2 区域差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影响 (11)2.3 生态补偿带来的经济影响 (12)3. 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14)3.1 生计策略的转变 (15)3.1.1 生产经营结构变化 (16)3.1.2 与市场接轨的趋势 (17)3.2 家庭收入多元化分析 (18)3.3 生活质量的提升 (19)4. 生态补偿机制下农村家庭的可持续性 (20)4.1 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 (22)4.2 生成共享性与互助合作的新模式 (23)4.3 挑战与展望 (2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25)5.1 研究结论 (26)5.2 政策建议 (27)5.3 未来研究方向 (28)1. 内容概览本研究聚焦于多样化生态补偿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旨在深入理解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塑造农村家庭的生计方式，并探讨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补偿机制逐渐成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
研究从农村家庭的视角出发，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一手和二手数据，揭示了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具体影响。
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不仅有助于缓解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还能激发他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还关注了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这些发现对于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期望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助力实现农村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第38卷 第3期2024年3月Vol.38 No.3Mar.,2024中国土地科学China Land Science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宅基地低效利用现象日益严重。
为解决上述问题，宅基地制度改革应运而生，宅基地退出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自2015年起，在中央部署下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陆续开展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探索。
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进一步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2016—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8年关注宅基地制度改革，鼓励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由此可见，自愿性原则已经成为宅基地退出的关键。
但在实践中，宅基地退出遭遇信息不对称、补偿标准难一致等问题，导致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不强，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1]。
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基础在于把握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
诸多学者就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农户个体特征[2]、家庭特征[3]、宅基地特征[4]等方面。
生计资本是农户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不仅会决定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风险承载力不同，而且会造成农户对宅基地的功能产生差异性依赖，从而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5]。
因此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必要考虑生计资本的作用。
现有研究分别从生计资本总量水平[6]，生计资本分维水平[5,7]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探讨。
学者们均认可生计资本会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但研究主要从生计资本总量水平和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出发，缺乏对生计资本结构的深入讨论。
就理论而言，生计资本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实质是生计资本丰裕度与各类生计资本密集度作用的结果[8]。
前者分为生计资本总量水平和分维水平，后者则表现为生计资本结构。
就实证而言，生计资本可视为不同维度资本的集合体。
各类资本在替代性和流动性上的差异致使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不仅体现在生计资本水平上，而且体现在生计资本结构上[9]。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
第43卷第1期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1月V o l.43 N o.1J o u r n a l o f S o u t h w e s t U n i v e r s i t y(N a t u r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J a n. 2021D O I:10.13718/j.c n k i.x d z k.2021.01.017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张超正,陈丹玲,杨钢桥,方相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0摘要: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483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I n d e x o f D e p e n d e n c e o n E c o s y s t e m S e r v i c e s,I D E S),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分别为0.181和0.241.②平原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高于山区农户,而人力资本㊁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微高于山区农户.③土地经营面积与所有农户的I D E S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㊁家庭存款㊁家庭资产㊁家庭借贷难易程度㊁劳均受教育年限㊁劳均技能水平㊁劳均健康状况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所有农户的I D E S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力比例与所有农户的I D E S呈倒U型关系;住房条件和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无显著关系,而与山区农户的I D E S呈负相关关系.关键词:生计资本;农户福祉;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江汉平原;武陵山区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9868(2021)01014211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㊁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和服务,形成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2].基于现有的评估模型和工具,许多学者从物质量和价值量两个方面,通过量化各类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强弱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自联合国2005年公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 i l l e n n i u m E c o s y s t e m A s s e s s m e n t,MA)报告以来[3],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逐渐超越单纯静态价值评估的阶段,向着更加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㊁更加重视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差异方向演进[4].但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仍以概念框架和定性描述为主[5-6],要让决策者明确贫困和弱势人群将如何受到资源和发展的影响,需要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尤其是从微观视角精确刻画人类福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否则在追求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将无法缓解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两大困局[2,5].Y a n g等[7]首次提出一种量化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的指数体系,并实证分析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农户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为定量分析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农户作为农村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决策单位,其采取的生计策略不仅决定着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效率,更决定着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干预方式与程度[5,8].生计资本不仅是理解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和所处风险环境的基础,也是理解农户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的切入点[8-9].然而,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国家自然保护区设立[7]㊁异地移民搬迁[5,10]㊁农地整治[11]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并选取生计资本的某几个方面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生计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关系,且结果建立在均收稿日期:2019070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90,7190415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 J C790013,17Y J C630225).作者简介:张超正,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土地整治研究.值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但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而也难以准确度量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贡献水平.同时,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12-13],那么理论推断不同区域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自然不同,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483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以期为政府了解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并在农户生计能力建设项目中有效定位目标群体提供有用参考.1 理论框架与变量选取1.1 理论框架英国国际发展署(D e p a r t m e n t f o 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v e l o pm e n t ,D F I 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 u s t a i n -a b l e L i v e l i h o o d F r a m e w o r k ,S L F )为研究微观农户的决策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指导和切入视角[14].该框架指出,生计资本作为农户生计核心,其性质和状况决定农户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影响其性质和状况[9].S L F 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㊁金融资本㊁物质资本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5项[9].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的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人力资本是指农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㊁技能㊁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农户驾驭其他4项生计资本的能力和范围;物质资本是指农户可利用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社会资本是指农户为了开展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9,13-16].依赖生态系统服务的生计策略包括种植㊁养殖㊁薪材收集㊁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和生态旅游及其相关的餐饮住宿等[5,7,11].农户基于对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利用,通过开展不同的生计策略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收益以满足需求,从而构成农户福祉[3,17].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源于自然资本,在一定区域内,拥有较多自然资本的农户具备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条件[5,7],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而拥有较多其他4项生计资本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以及处理胁迫和冲击㊁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较强,能够在各类生计策略中灵活转换[5,7,11,13-16],以确保其持续地从生态系统中获取收益以满足需求,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低;其他4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由于缺乏寻求替代生计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在风险性环境中显得脆弱无助[5,7,11,13-16],往往会过度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图1).图1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的理论框架1.2 变量选取1.2.1 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义和分类是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福祉的基础和前提.不同个人或群体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不同的定义,如:MA [3]和C o s t a n z a 等[18]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收益;D a i l y [1]和欧阳志云等[19]指出,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研究历来相当重视,目前已有多种分类,如:C o s t a n z a 等[18]划分为食物生产㊁气候调节㊁废物处理和土壤形成等17类,D a i l y [1]划341第1期 张超正,等: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分为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2类13项,D e G r o o t[20]划分为调节功能㊁生境功能㊁生产功能和信息功能4类23项,MA[3]划分为供给服务㊁文化服务㊁调节服务和支撑服务4类24项.其中,以MA[3]㊁C o s t a n z a 等[18]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及其分类最为典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大都通过研究区域中观和宏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21-22],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关系,而从微观尺度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结合起来的研究较为缺乏.Y a n g等[7]基于MA[3]的定义及其分类,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二者在微观尺度上的结合,以农户视角为切入点,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量化和整合,以此来审视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从而判定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本文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定义和指数体系的构建沿用了Y a n g等[7]的研究成果.该指数体系包括:I D E S总指数和3项子指数.其中,I D E S总指数(即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为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净收益与从生态系统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之和的绝对值的比值;由于支撑服务是其他3项服务的基础,因此不纳入I D E S指数体系中以避免重复计算[5,7,11],即3项子指数分别为供给服务指数㊁调节服务指数和文化服务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I D E S i=E N B i|ð3i=1E N B i+S N B|(1)I D E S=ð3i=1I D E S i(2)式中:i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I D E S i为农户对第i类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的子指数;E N B i为农户从第i类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S N B为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I D E S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总指数.I D E S总指数和3项子指数的取值范围均在0与1之间,其值越高则表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越高.由于Y a n g等[7]构建的农户生态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是基于卧龙自然保护区农户收入实际,其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条目并不适用于本文研究区域.因此,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对上述两项收入的条目进行了调整,对其他收入来源及其条目均保持一致(表1).其中,C,P,R和N A分别表示文化服务㊁供给服务㊁调节服务和生态系统无关的收益;0表示从生态系统直接获得的收益,1表示从生态系统间接获得的收益.表1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分类测量指标条目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经营性收入种植业收入水稻P0小麦P0大豆P0油菜P0其他作物P0养殖业收入猪P0牛P0鱼类P0虾类P0蜜蜂P0熏肉P1家禽和蛋类P0其他动物441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h t t p://x b b j b.s w u.e d u.c n第43卷续表1分 类测量指标条 目生态系统服务类型非木材林产品(N T F P s)收入非木材林产品P 0其他农业经营收入其他农业经营P 0非农经营收入生态旅游C 1或N A†交通运输C 1或N A †餐饮住宿C 1或N A †其他小本生意C 1或N A†工资性收入本地务工收入N A 外地务工收入N A 财产性收入土地和房屋租金土地和房屋租金C 1或N A†其他财产收入利息收入N A 其他出租N A 转移性收入亲友赠送收入亲友赠送收入N A 子女赡养收入子女赡养收入N A 生态系统服务支付(P E S)收入农业补贴R 0退耕还林补贴R 0生态公益林补贴R 0社会保障收入养老金N A 低收入家庭补贴N A 其他补贴N A可避免成本薪材收集R 1注:†表示如果收益与生态旅游有关则视为文化服务收益,否则视为生态系统无关收益.1.2.2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已有研究成果[5,7,11,13-16],结合研究区域特征,选择12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农户生计资本(表2).其中,选择土地经营面积作为自然资本的衡量指标;选择家庭收入㊁家庭存款和家庭借贷难易程度作为金融资本的衡量指标;考虑到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同等重要,选择劳动力比例㊁劳均受教育年限㊁劳均技能水平和劳均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选择住房条件㊁家庭资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作为物资资本的衡量指标;农户是否加入社区组织直接影响到其在遭遇风险和冲击时能否得到社区组织的支持,因此选择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作为社会资本衡量指标.表2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指标内涵自然资本土地经营面积ɤ0.333h m 2=1;(0.333,0.667]h m 2=2;>0.667h m 2=3金融资本家庭收入ɤ5万=1;(5,10]万=2;>10万=3家庭存款ɤ5万=1;(5,10]万=2;>10万=3家庭借贷难易程度难一般易541第1期 张超正,等: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641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h t t p://x b b j b.s w u.e d u.c n第43卷续表2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指标内涵人力资本劳动力比例ɤ50%=1,(50%,75%]=2;>75%=3劳均受教育年限ɤ6年=1;(6,9]年=2;>9年=3劳均技能水平低=1;一般=2;高=3劳均健康状况差=1;一般=2;好=3物质资本住房条件差=1;一般=2;好=3家庭资产ɤ4项=1;5~8项=2;ȡ9项=3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差=1;一般=2;好=3社会资本是否加入社区组织否=0;是=1注:家庭借贷难易程度从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难易程度2方面综合评价;住房条件从住房面积㊁住房结构和装修情况3方面综合评价;家庭资产从生产性物资设备和生活性物资设备2方面综合评价;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从村庄道路㊁沟渠塘堰㊁绿地景观㊁文体设施和环卫设施5方面综合评价.2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2.1研究区域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区域应能较好地反映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最终选择湖北省江汉平原的潜江市和天门市㊁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县作为研究区域.潜江市和天门市位于武汉都市圈,主要地貌类型是平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随着江汉平原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对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利用和干扰,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尖锐.宣恩县和咸丰县位于国家连片特殊困难的武陵山区,主要地貌类型是山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于武陵山区自然条件恶劣㊁生态环境脆弱㊁基础设施缺乏以及发展动力不足,农户因缺乏替代性生计策略选择而过度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处于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的困境.2.2数据来源课题组分别于2018年1月至3月深入上述区域,采取随机抽样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户主或其配偶.问卷内容包括:①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㊁金融资本㊁人力资本㊁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②生计策略,包括种植业投入产出㊁养殖业投入产出和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③生计结果,包括家庭现金收入和生计满意程度.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83份,其中,平原样本396份,山区样本87份.由于武陵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农户居住分散,访谈难度较大,山区样本获取相对较少,但武陵山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能较好反映山区农户的普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结果与分析3.1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表3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收入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净收益在5%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0.599万元;从分项收益来看,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收益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0.722万元和0.024万元,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文化服务收益低于山区农户0.146万元,但无统计学意义;另外,平原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山区农户1.932万元.宣恩县和咸丰县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民族资源,大力推进旅游与农业㊁生态等产业的深入融合,旅游产品知名度㊁美誉度㊁影响力不断上升,部分农户利用自家宅基地及院落开展农家乐㊁小卖部㊁小卖摊等非农经营活动[11,23],进而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服务收益.表4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的生于山区农户0.060,从分项指数来看,平原农户的供给服务指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低于山区农户0.052,文化服务指数低于山区农户0.008,但无统计学意义.尽管平原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净收益显著高于山区农户,但平原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也显著高于山区农户,因而平原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显著低于山区农户.表3 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的差异性检验比较项目/万元样 本平原山区方差方程的L e v e n e 检验FS i g .均值方程的T 检验T d fS i g.均值差值标准误差值供给服务净收益1.6840.96213.051***0.0003.345473.5680.0010.722***0.216调节服务净收益0.0660.04210.221***0.0015.691149.3690.0000.024***0.004文化服务净收益0.1010.2478.551***0.004-1.168100.9850.245-0.1460.125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1.8511.25211.114***0.0012.439429.9890.0150.599**0.246社会经济活动净收益9.1567.2240.1990.6553.128481.0000.0021.932***0.618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表4 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差异性检验比较项目样 本平原山区方差方程的L e v e n e 检验FS i g .均值方程的T 检验Td fS i g.均值差值标准误差值供给服务净收益0.1600.2131.3600.244-1.814481.0000.070-0.052*0.029调节服务净收益0.0100.0100.4560.5000.302481.0000.7630.0000.002文化服务净收益0.0100.0182.5470.111-0.898481.0000.370-0.0080.009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0.1810.2411.1760.279-1.976481.0000.049-0.060**0.0303.2 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农户生计资本表5列出了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判断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自然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金融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家庭收入㊁家庭存款和家庭借贷难易程度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人力资本方面,平原农户劳均受教育年限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劳动力比例和劳均技能水平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而劳均健康状况低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物质资本方面,平原农户的家庭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山区农户,住房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社会资本方面,平原农户加入社区组织比例高于山区农户,但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平原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高于山区农户,人力资本㊁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微高于山区农户.表5 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性检验测量指标样 本平原山区方差方程的L e v e n e 检验FS i g .均值方程的T 检验T d fS i g.(双侧)均值差值标准误差值土地经营面积1.9671.41441.699***0.0007.381194.1860.0000.553***0.075家庭收入2.4172.0920.8300.3633.7924810.0000.325***0.086家庭存款2.2481.7240.0160.9005.710127.2940.0000.523***0.092家庭借贷难易程度2.2831.8621.6650.1984.7034810.0000.421***0.089劳动力比例2.3082.2875.586**0.0180.264114.9040.7920.0210.079劳均受教育年限2.0831.8283.9060.0493.486147.4630.0010.256***0.073劳均技能水平2.4392.4140.0260.8710.3114810.7560.0260.082劳均健康状况2.8512.8620.3120.577-0.2514810.802-0.0110.044住房条件2.5282.4141.0920.2961.6404810.1020.1140.070家庭资产2.3462.19519.907***0.0002.338144.6200.0210.151**0.064基础设施完善度2.5462.48313.952***0.0000.721110.6830.4720.0630.087是否加入社区组织741第1期 张超正,等: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841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h t t p://x b b j b.s w u.e d u.c n第43卷3.3不同地貌类型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表6列出了不同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下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 N O V A)判断不同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下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并采用最小显著差法(L S D)进一步做组间两两比较.3.3.1自然资本土地经营面积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平原土地经营面积小于等于0.333h m2农户的I D E S仅为0.048,而这一比例是土地经营面积为(0.333~0.667]h m2农户的29.45%,是土地经营面积大于0.667h m2农户的14.37%;山区土地经营面积小于0.333h m2农户的I D E S仅为0.164,而这一比例是土地经营面积为(0.333~0.667]h m2农户的49.85%,是土地经营面积大于0.667h m2农户的22.68%.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越多,其越具备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多供给服务收益的条件[5,7,11],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越高.3.3.2金融资本家庭收入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与山区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L S D结果表明,平原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低收入组农户,且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I D E S没有显著差异,即家庭收入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虽然学者普遍认为家庭收入与农户的I D E S呈负相关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农户的I D E S存在非线性关系,如N a r a i n等[24]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的I D E S 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家庭存款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家庭存款可以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本,进而有助于农户实施多样化和非农化的生计策略[25],从而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借贷难易程度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农户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及风险承受能力较差,仅靠自身努力难以融入现代农业或开展非农生计[14],贷款的便利性能有效缓解农户开展多样化和非农化生计策略的启动资金短缺问题.3.3.3人力资本劳动力比例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劳动力比例较高的农户,意味着拥有较多的劳动力从事获取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活动,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劳动力比例较高的农户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和收入来源,由于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收益还非常有限,其可能更多从事替代性生计活动[26-27],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较低.劳均受教育年限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农户更多从事高回报率的非农生产[28],因此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较低.劳均健康状况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健康状况差的劳动力由于劳动能力全部或部分丧失,同时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照顾,从而大大降低劳动力数量,此时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只能从事较为灵活的农业生产[29],因此收入也更加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劳均技能水平与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 D E S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技能水平越高的农户,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的路径突破越容易,并期望通过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获取多元化的非农收益[29-30],因此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较低.3.3.4物质资本住房条件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呈负相关关系但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住房条件可以部分反映农户的家庭财富,住房条件越好的农户由于相对较高的家庭财富,使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越低.家庭资产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U型关系,与山区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L S D结果表明,平原拥有家庭资产小于等于4项农户的I D E S分别在1%和10%显著性水平下高于拥有4~8项和大于等于9项农户,而后两组农户间的I D E S 没有显著差异,即家庭资产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家庭资产同样可以部分反映农户的家庭财富,拥有家庭资产越多的农户由于相对较高的家庭财富,从而其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越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平原农户的I D E S呈倒U型关系但无统计学意义,与山区农户的I D E S在。
生计资本对农户可持续生计活动的影响分析
DOI:10.13546/ki.tjyjc.2021.10.0141W W m W)生计资本对农户可持续生计活动的影响分析范乔希，万青(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学院，成都610103)摘要：生计资本是农户选择生计活动方式的基础，研究生计资本对三峡库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活动的影响 对提升三峡库区农户生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根据国际发展部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考虑三峡库 区森林变化，构建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生计资本进行赋权，通过指标值和K-means聚类算法 分析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水平，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三峡库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并从可 持续性角度研究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
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生计资本指标值差距较大；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得分较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得分均较低。
（2)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 响。
退耕还林面积、林业生产设备以及牲畜资产的增加与纯农户型生计策略的抉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社会网络支持情况、社会关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3)三峡库区农 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过渡发展阶段。
关键词：三峡库区；生计资本；logistic回归模型；K-means聚类；生计稳定性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487(2021) 10-0065-05〇引言生计是农村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民可持续生计问 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I。
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 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上。
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在压 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 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 可持续的|21。
在农民可持续生计活动的分析中，生计资本 处于核心地位，生计资本直接影响农民的生计活动。
畜牧业中的农村生态补偿
畜牧业中的农村生态补偿畜牧业是农村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然而，它也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畜牧业与环境和谐共存，农村生态补偿政策应运而生。
本文将探讨畜牧业中的农村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其重要性。
一、农村生态补偿的概念及意义农村生态补偿是指为了对畜牧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行修复和补偿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法律或政策措施。
农村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通过补偿农村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生态补偿的意义在于：1. 维护生态平衡：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农村生态补偿可以促使农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维护生态平衡。
2. 促进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可以鼓励农户采取环保措施，促进畜牧业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增加农户收入：农村生态补偿可以给予农户经济上的补偿，增加其收入，提高其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二、畜牧业中的农村生态补偿政策和措施1. 资金补偿：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农户一定的资金补偿来鼓励他们采取环保措施，比如建设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改进饲养方式等。
资金补偿可以帮助农户更好地维护农村生态环境。
2. 奖励政策：政府可以制定奖励政策，对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农户给予奖励，如表彰和奖金等。
3. 监管与考核：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与考核，对于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农户给予奖励或减免一定的税收负担。
4. 宣传教育：政府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农户的环保意识，增强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三、农村生态补偿的实践案例1. 四川省农村生态补偿项目：该项目通过对农户进行资金补偿和技术指导，鼓励农民采取生态友好的饲养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
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还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 挪威的山区农村生态补偿政策：挪威政府通过农户的合作组织对农户进行补偿，以促使他们采取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经营方式。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面临着许多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保障农牧民的生计资本，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以生计资本视角分析农牧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生计资本视角下的农牧民生计资本是指个体或家庭获取生计所拥有的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等。
农牧民依赖的生计资本主要是土地、劳动力和牲畜等自然资源。
由于受到地域环境、气候和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牧民的生计资本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存在着差异。
1. 自然资本农牧民主要依靠自然资本谋生，包括土地、水源、植被和气候等自然资源。
由于土地的开发和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农牧民的生计资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使农牧民面临更大的风险，例如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给农牧民的生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个体的劳动力和技能等能力资源。
农牧民长期从事农业和牧业生产，拥有丰富的农耕和畜牧经验，但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中，缺乏新型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导致农牧业生产效率低下，影响了农牧民的生计水平。
3.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对于农牧民的生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农牧民的生产经营难以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借贷成本高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难以得到有效的增值，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二、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在生计资本视角下，农牧民的可持续生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
如何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和生计风险，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提高生产技术为了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需要加强对农牧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推进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牧业生产效率，改善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农牧业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本的破坏。
生态农业政策对农民生计的影响
生态农业政策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在当今社会，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生态农业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为了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在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生计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生态农业政策为农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政策鼓励农民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这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还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从而增加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
比如，一些地区推行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使得通过认证的有机农产品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农民的收入因此得到显著提升。
其次，生态农业政策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和奖励。
例如，对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方法的农民，政府会给予资金支持，用于购买环保设备、改良土壤、建设沼气池等。
这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激发了他们投身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再者，政策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鼓励农民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比如，一些农村地区依托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旅游收入，还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然而，生态农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挑战。
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比如，生物防治病虫害、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对于习惯了传统种植方式的农民来说，掌握起来存在一定难度。
这就需要农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实践，否则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效果。
生态农业的前期投入相对较大。
建设生态农业设施、购买环保农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
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来说，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而且，生态农业的见效周期往往较长，在短期内可能难以获得明显的经济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风险。
生态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也存在一定困难。
由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价格相对较贵，在市场上的受众相对较窄。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Zhang Manyu
【期刊名称】《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12)004
【摘要】本文在对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46个村的调研数据,从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考察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对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总页数】7页(P29-35)
【作者】Zhang Manyu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
【相关文献】
1.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 [J], 刘恩来;徐定德;谢芳婷;曹梦甜;刘邵权
2.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J], 张曼玉;
3.生计资本对生猪退养农户生态补偿选择的影响\r——基于家庭结构和规模养殖视角 [J], 廖启湖;苏时鹏;谢根瑞;陈巧霞;孙小霞
4.生猪退养农户生计资本对其转产转业风险的影响 [J], 苏时鹏; 廖启湖; 谢根瑞
5.生猪退养农户生计资本对其转产转业风险的影响 [J], 苏时鹏; 廖启湖; 谢根瑞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路径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Effe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A Twofold Perspective of Path and Configuration Analyses作者： 王歌[1,2];汪文雄[1];毛斌红[1];冯彦飞[1];哈元琪[1]作者机构： [1]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2]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30出版物刊名： 中国土地科学页码： 93-100页年卷期： 2020年 第3期主题词： 生计资本;土地整治;有效参与;组态分析摘要：研究目的: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探讨5类生计资本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多重并发机理和因果复杂机制。
研究方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和基于模糊集的组态分析。
研究结果:(1)社会资本(β=0.355,p<0.001)、人力资本(β=0.243,p<0.001)、自然资本(β=0.110,p<0.001)均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净效应,金融资本(β=-0.199,p<0.001)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的有效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净效应,而物质资本(β=-0.063,p>0.05)的净效应并不显著;(2)社会资本是驱动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3种生计资本构型包括: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缺乏的情景下,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本;在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缺乏的情境下,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本。
上述3种组态构型的解释一致性(充分性)分别为0.833、0.815和0.806。
研究结论:需要以3种构型为基础,针对农户的不同生计资本组态,设计基于生计资本结构的精准农地整治推进机制,拓展农地整治项目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策略。
生态补偿项目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分析_基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_杜洪燕
生态补偿项目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分析———基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杜洪燕武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收稿日期］2015－09－08［作者简介］杜洪燕（1989－），女，山东东营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晋（1968－），女，上海人，本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基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延庆县的45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把能够直接补偿到农户的生态补偿项目按照补偿方式分为岗位型和现金型，把农户家庭收入作为测量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了岗位型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岗位型和现金型生态补偿项目分别能够在低分位数和中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且均不能够在高分位数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
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应发挥不同生态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吸引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并考虑农户的异质性。
［关键词］生态补偿；贫困；家庭收入；转移支付［中图分类号］F323.22；F328［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1－0121－08［文献标识码］A［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115一、引言中国的生态补偿与国际上的生态服务付费的概念相似。
Wunder 提出了五个简单的标准定义生态服务付费，分别是：一种自愿的交易；一项明确的生态服务；至少有一个生态服务的买方；至少有一个生态服务的卖方；当且仅当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相应的生态服务时生态服务的使用者才会付费。
［1］国际上的生态服务付费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多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生态补偿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来源，学界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是生态补偿是科斯定理的应用，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交易费用很低，资源就能够达到有效配置，相关的主体通过“讨价还价”来配置资源；二是将生态补偿看作一种“有条件”的补贴，自然资源管理者获得补贴的条件是其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补贴的目的是把一部分生态服务的好处转移给自然资源管理者，以此来激励自然资源管理者保护自然资源。
生态补偿政策差异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生态补偿政策差异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李坦;张晓慧;靳财;苏越;朱从谋;苑韶峰【期刊名称】《中国土地科学》【年(卷),期】2024(38)3【摘要】研究目的:探讨不同类型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差异,以期评估和揭示不同类型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福利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内生转换模型和内生转换Probit模型。
研究结果:(1)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户参与“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和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参与“造血型”补偿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家庭生产性耐用品数量、耕地面积和质量、距乡镇中心距离对农户参与“造血型”补偿政策具有负向作用。
(2)相比“输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参与“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总收入减少4.2%,但非农就业概率显著提高26.4%。
(3)“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机会型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释放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对资源依赖型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研究结论:应继续优化“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采用多元化措施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拓宽就业增收途径,以保障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总页数】10页(P38-47)【作者】李坦;张晓慧;靳财;苏越;朱从谋;苑韶峰【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01.2【相关文献】1.水源区生态补偿政策改进:标准提高、过程交互与农户生计——丹江口牛河林区生态补偿农户满意度调查2.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鄱阳湖区调研数据为例3.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影响--以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为例4.从“共饮一江水”到“共护一江水”——新安江生态补偿下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变化5.农户对公益林差异化生态补偿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赣江源区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生计资本、生态认知与农村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基于江西省588份农户数据
生计资本、生态认知与农村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基于江西省588份农户数据汪振;张晓玉;刘滨【期刊名称】《新疆农垦经济》【年(卷),期】2022()9【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是事关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研究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打造美丽乡村尤为重要。
文章基于江西省588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综合分析农户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首先,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标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各资本中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其次,生态认知在农户生计资本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关系中,物质奖励和效能认同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223和0.517,而经济惩罚起到了遮掩效应,效应值为0.265;最后,中老年农户和在婚农户生计资本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促进作用显著。
据此提出巩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农户生态认知等建议。
【总页数】13页(P63-75)【作者】汪振;张晓玉;刘滨【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2【相关文献】1.生计资本、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厨余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2.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3.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4.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5.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荣成市农户调研数据
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荣成市农户调研数据一、引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户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然而农户创业意愿的不同程度却存在差异。
生计资本是农户进行创业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山东省荣成市农户调研数据，对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相关理论1.生计资本理论生计资本理论将农户的资源划分为六类，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府资本。
这些资源对于农户进行创业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2.创业意愿理论创业意愿理论认为，个体创业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外部环境和机会感知等因素的影响。
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市场需求等；机会感知是指个体对于创业机会的认知程度。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了问卷调研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省荣成市的300个农户进行调查。
其中，调查对象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生计资本情况、创业意愿等。
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确定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四、研究结果1.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整体影响显著。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生计资本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户的创业意愿，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不同的生计资本维度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
这表明提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网络能够增强他们的创业意愿。
3.个人特征和外部环境对农户创业意愿也存在影响。
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地理位置和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农户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有可能具备较高的创业意愿，而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市场需求旺盛的农户也更有可能创业。
五、政策建议1.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户人力资本。
通过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增强他们的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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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本对生猪退养农户生态补偿选择的影响
——基于家庭结构和规模养殖视角
廖启湖 a，苏时鹏 b，谢根瑞 a，陈巧霞 a，孙小霞 c*
（福建农林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b.管理学院，c.生命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摘 要：基于南平市 283 户生猪规模养殖退养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 Probit 回归模型从家庭结构视角分析了 生计资本对退养农户生态补偿选择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退养农户对于生态补偿的选择优先序为就业补偿→技 能补偿→资金补偿；不同家庭结构下，生计资本对退养农户生态补偿选择倾向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资金 补偿，成员全部为成年劳动力的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就业补偿，物化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就业补偿和 技能补偿；有成年劳动力和老人的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就业补偿和技能补偿，物化资本越丰富越倾向 于技能补偿，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资金补偿；有成年劳动力、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就业补 偿和技能补偿的选择倾向越不明显。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83 unemployed pig farmers of Nanping city,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probit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tendenc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then compensation for skills, and finally compensation for funds; under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tendenc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the households whose members are adult labor，compared with th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he more natural capital they have, the more inclined they choose the 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the more abundant the physical capital they hold, the more inclined they choose the 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skill compensation. For households whose member are either adult labor or elderly families, the more natural capital they have, the more inclined they choose employment and skills compensation, and the more materialized capital they own, the more likely it is for them to select compensate for skills, the richer social capital they have, it will be more likely for them to choos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households with adult labor, senior citizen and children, the richer the natural capital they have, the less they choose 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skills compensation. Keywords: pig breeding;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ivelihood capital; family structure
关 键 词：生猪养殖；退养农户；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家庭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9)04–0027–07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hoice tendency of pig-breeding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8 月 第 20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Aug. 2019, 20(4):027–033
DOI: 10.13331/ki.jhau(ss).2019.04.004
retired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ructures and scale breeding
LIAO Qihua, SU Shipengb, XIE Genruia, CHEN Qiaoxiaa, SUN Xiaoxiac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 School of Management, c.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