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2013-12-15 11:29 阅读(10683)评论(32)
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2013年11月3 日
许小年：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改革，从历史上看改革，刚才书盟也讲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

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

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几次重要的刚才书盟都提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

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
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

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

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

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

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

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

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

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
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

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

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

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

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

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
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

教科书上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

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

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
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

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叫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

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

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

“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质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

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

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

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

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

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

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

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

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
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

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

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

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

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
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

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

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

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

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

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

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
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

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到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

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来耕种。

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

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
的，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但也有自由民，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

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削足适履，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去，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

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回到井田制上，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

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

那时有生产队的地，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较为肥沃的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一看就知道。

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

庄稼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

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原因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

那时我们很苦恼，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并不高，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

农民还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总有
要方便的时候，他硬憋着，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厕所，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

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

“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

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

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必须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

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

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

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

所以秦国的文物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原名卫鞅。

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而是魏国人。

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
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

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长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

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

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相当于红二代吧。

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

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

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

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

赵括果然大败，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秦军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得益于它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

但你爸爸会打仗，不能保证你也会打仗，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胜了其他国家。

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取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一亩。

这是什么样的激励？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不用监督
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杀敌。

而在东方六国中，还是古老的讲出身、论血统的这样一套人力资源系统。

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但没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禄。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原理关系不大，在这里简短提一下。

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立郡县，在乡间建立保甲制，目的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

其实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设计，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承认土地私有。

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邓小平的改革也是这样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

司马迁有纪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

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

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效法古人。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
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

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

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

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

我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

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也就是“黑猫白猫论”。

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

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

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

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虽说那时的金其实是铜，但也很值钱。

众人
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

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

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

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

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

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

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