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的程序化改良

取保候审的程序化改良摘要：保释作为无罪推定原则衍生的重要诉讼制度，在维护人权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罪推定、权利保障和控辩平衡等是保释的基本理念。

在比较分析保释与取保候审的差别后，可知我国的取保候审不能从根本意义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原因是其程序的制度化设计不合理，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基本理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相冲突等。

在吸收保释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我国取保候审中存在的不合理方面进行改革并使之完善，以便推动和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到有效的保障。

关键词：保释；人权保障；取保候审审前释放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一。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非羁押措施是保释制度。

在欧美各国刑事司法中，“保释是常态，羁押是例外”。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保释制度，有一种形似的非羁押措施——取保候审。

实践中，取保候审适用率非常低，未决羁押比例居高不下，并伴随屡见不鲜的“超期羁押”、“非法羁押”、“久押不决”[1]。

在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得到普及和重视的今天，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普遍采用且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释），改革并完善本国制度（取保候审），以期改进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的现状，推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一、保释与取保候审的差别从形式上看，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如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并且保证随传随到，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制度。

这与国外的保释很相类似，都是在审判前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发现其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保释是国外的典型的审前释放机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人身自由权利。

在国外保释是原则，羁押是例外。

而取保候审仅仅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诸种非羁押措施中的一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羁押是原则，释放是例外。

具体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差别。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这表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取保候审的审批机关分别是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

依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是执行机关，未明确规定监督机关，仅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公安内部有复核程序。

国外的保释制度中，除英国的警察局有一定的批准权外，其他国家都规定只有法官才拥有审理决定的权力。

自由、无罪推定和权利保障是保释的基本理念。

保释作为一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最主要制度之一，无罪推定是其基本内核，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受到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应该被视为犯罪人来对待，拥有无罪公民的一切权利，并可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与追诉者展开程序上的对抗与辩论。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视为有罪的人来对待的。

综观西方法治国家在保释制度上的保证方式有：1、英国保释制度主要有无条件保释和有条件保释两种。

无条件保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任何条件就可以获得保释，但是须有被保释人具结保证书；有条件保释是指如果决定保释而不附加条件将导致危险时，可附一个或者多个条件。

2、美国保释制度主要有财产保释、具结保释、无抵押“出庭保证书”释放和附条件释放四种方法。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保证方式有：保证人担保；保证金担保，仅限于金钱这一种方式，规定了最低限额为1000元人民币，并未规定上限是多少。

这往往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权利难以得到实现，许多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不能被取保，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措施，其在实践中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作为强制措施来适用，而是作为结案手段和“创收”工具来适用。

对案件“冷处理”一段时间，再行解除取保候审，作撤案处理，从而使取保候审承担原本不应当承担的消化案件的功能，取保候审成为对嫌疑人无据或嫌疑难以认定的案件“下台阶”的手段[2]126。

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被侵犯后，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国家赔偿，而且还应该对“不了了之”这种结案方式“心存感激”。

取保候审这种功能上的异化从另一个方面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有：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规定的过于宽泛直接导致了司法机关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取保候审时有法不能依，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缺乏相应的操作标准。

公安司法机关还从“秩序需要”出发，考虑被害人的方的情绪、当地党委、政府的意见等，权衡是否取保候审。

由于司法至上观念的缺乏，我国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趋势十分明显，侦查程序由侦查机关自行控制，法院不介入侦查，也不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种行政化模式的重大缺陷在于，由于采用了同体监督的形式，因而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3]。

司法权是保障和救济公民权利最适当的手段，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背离了这一基本法治原则，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遭到严重侵犯后得不到救济。

三、借鉴保释制度改革并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我国取保候审没有发挥其应有功效，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刑事拘留、逮捕措施的大量使用，造成我国的刑事羁押数量过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严重，冤假错案是司法实践中的“家常便饭”[2]89。

鉴于此，笔者对改革并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有如下建议。

无罪推定原则是国外保释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前享有人身自由权的依据。

根据陈瑞华教授的理解，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一是它规定了对被告人或任何人加以定罪的程序条件。

二是它规定了受到追诉或审判的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待遇：不应被视作为犯罪人来对待，拥有无罪公民的一切权利，并可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追诉者展开程序上的对抗和论辩[4]。

我国的取保候审是以有罪推定为理论依据，因此，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角度出发，首先就要彻底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并将它确定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王牌”原则，尤其是在适用取保候审这种非羁押措施时就更能显示出其优越性。

引入并将其确定为刑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看似我国法律对于取保候审的范围规定的很广，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受到社会危险性的限制，绝大多数犯罪都被排除在取保候审之外。

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建立一套有效且易行的管理机制。

第一，建立一种由“第三方”作为担保人的制度，且该担保人负有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状况的义务；在发现其有再次作案的动机或试图逃跑时告发的义务；若该担保人不履行上述义务则应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加强我国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内部机关的管理制度，赋予它们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力。

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公安司法机关就找不到“借口”拒绝适合取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这样就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得到充分的实现。

众所周知，我国的司法审查机制不完善是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而在我国的取保候审中这一缺陷体现的较为突出。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缺陷就必须要在取保候审阶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是否取保候审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由中立的第三方来控制和监督。

适当借鉴国外保释中将取保候审的决定权统一交由法院行使，其他机关不再享有取保候审的决定权。

但检察机关应该派员在一定的期限内对那些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询问或了解，以期从源头上杜绝执行机关的权力滥用。

另外，我们在决定是否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上，应该设立一个羁押听证会。

这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免于审前羁押的痛苦，避免审前羁押对其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避免审前羁押带来的作出有罪供述的压力，增大判处监禁刑的风险，延长监禁刑的刑期等不利后果[5]。

这样就能从源头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于我国刑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英美国家的保释在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比较充分，为他们在庭审前提供了较多的免于羁押的机会。

在英美国家，保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依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对于不准予保释的决定，各国都设立了一定的救济措施，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通常有两类：一是向更高一级的法庭直接申请保释或上诉；另一类是可以依照普通法传统申请人身保护令[2]89。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本就极其脆弱，司法救济是其可以凭借的有限的权利救济途径之一，如果连这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也被切断，那么公民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地位就会更加的无助。

确定取保候审的司法救济方式，最主要的是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权利，这样他们的人身自由权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1]周伟,邵尔希.释放还是羁押-扩大适用取保候审的困难与选择[J].现代法学,2007,(1).[2]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26.[3]冀祥德,王辉.英国保释制度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借鉴——兼议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3).[4]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48.[5]孙连钟.刑事强制措施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