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裂、疼痛与愈合——苏童《西瓜船》中的城乡关系隐喻

第36卷第2期Vol.36No.2
徐州丄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Elition)
2021年3月
Mar.2021破裂、疼痛与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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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西瓜船》中的城乡关系隐喻
徐国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苏童在短篇小说《西瓜船》中书写香椿树街少年杀人事件，该事件背后其实展现了城乡之间的内在差距。

小说通过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揭开城与乡之间的隐痛伤口。

在福三母亲寻船过程中，城与乡之间的伤口逐渐恢复，并在最后达到愈合。

福三母亲的寻船之路展现了人性的内在温度，从而引起小说人物的情感共鸣。

“破裂”“疼痛”与“愈合”隐喻式地构成了小说的三个层面，并显示出城乡差距背后化恶为善的人性温度与化恨为爱的情感力量。

关键词：苏童；《西瓜船》；城乡关系；隐喻
中图分类号：I24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71（2021）02-0045-06
城市和乡村作为人类社会结构中两类不同的社区和各自相对对立的社会关系体系，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分离出来之后，便产生和形成了各种关系。

城乡关系就是这些关系的反映。

它虽然也反映了城乡因地域分离而出现的某些关系，但更主要的是指二者由于成员构成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而产生的种种关系［1：。

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由于二者在共时空间下的不等地位造成的。

这种非对等地位造成了此种关系下人在精神和思想不对等，亦是情感上无法融合，缺少共鸣感。

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城乡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体系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

城乡关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占据了文学版图的重要疆域。

如关于乡下人进城、城里人返乡等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

在众多有关的作品中，苏童200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西瓜船》中虽没有直接表述，但其背后隐喻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问题。

其背后隐藏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具有对立性和对抗性的特点。

本文主要从破裂、疼痛与愈合三个层面展现《西瓜船》中暗藏复杂的城乡关系，从时间发展变化的审美角度展现文本中城乡关系变化下三个递进层面的人性变化，小说中福三母亲以其博爱的情怀展现了人性温度在城乡矛盾中的力量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城乡关系这一主题便受到众多作家的关注与表现。

20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以阿Q的进城与返乡为线索展现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不同。

30年代，老舍在《骆驼祥子》中用祥子的悲惨遭遇表现乡村文明无法突破城市文明的壁垒。

40年代，沈从文《绅士的太太》展现城市人的丑陋一面，以此衬托其心中乡村文明的美好一面。

十七年文学时期，赵树理《互作鉴定》中的刘正由进城到返乡的过程中，突出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以及由物质文明差距导致主人公思想上抵触乡村文明的融入。

进入新时期，关于城乡关系的文学作品颇多，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苏童的《米》,铁凝的《哦,香雪》,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尤凤伟的《泥鳅》,贾平凹的《高兴》等。

这些文学作
收稿日期：2020-10-06
作者简介：徐国庆（1992—），男，江苏徐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申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引文格式：徐国庆：破裂、疼痛与愈合：苏童《西瓜船》中的城乡关系隐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2）：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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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城乡关系，城乡中人与物差距对比书写成为现实语境下城乡关系这一主题的突出方面。

我们应在城乡关系的视野中看待苏童《西瓜船》中城与乡之间的差距对比，深入理解其背后隐喻的城乡关系的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深刻体会《西瓜船》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破裂：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
苏童将《西瓜船》的故事背景置于其熟悉的香椿树街，在精神家园的建构上，突出了心灵情感的延展，强化其灵魂沃土的功能与价值意义。

在《西瓜船》里，香椿树街既成了城乡冲突爆发的原点，也成了城乡关系弥合的起点。

因此，香椿树街一方面成了作家隐喻城乡关系的地理标志，也成了作家在城乡矛盾冲突背后寻找精神安慰的文学符号。

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了杀人背景。

陈素珍买瓜，但是后来发现质量不好，遂想换瓜，可是为图省事却只拿了瓜瓢，然而原卖瓜者早已远去，她便打起了旁边的同为卖瓜者福三的主意。

陈素珍自以为福三老实巴交，易被哄骗，但她却未曾料到自己不仅打错了主意，反而被福三痛斥了一顿。

这便激起陈素珍恶语相向，言辞激烈地讽刺福三。

小说中写道：“陈素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伤了自尊就赌气，她把油纸包朝水里一扔，说，不换就不换，算我倒霉好了，你们乡下人呀，总要骗人的。

”2：9陈素珍这里的言辞在隐约之中打破了原本表面上香椿树街居民和松坑瓜农之间友好的买卖关系。

陈素珍歧视性的观点遭到了福三的抗议，并坚定其捍卫乡下人的尊严。

陈素珍悻悻而归，回来后的几句唠叨恰被其子寿来听见，于是寿来跑到西瓜船上杀了福三。

陈素珍对于瓜农无端的讽刺，以及其子残忍杀害福三一事，突破了当地与松坑之间原有看似平等的关系，表现了城与乡之间的内在阻隔。

以陈素珍为代表的小市民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内心的天平时刻向自己一端倾斜。

与人类社会的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城乡关系在表现形态上也采取合作、冲突、对抗或对立，以及统治、领导与服从、被领导等形式，它们广泛地表现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

《西瓜船》中的卖瓜与换瓜行为属于城乡关系对话中最常见的交易关系对话，这一隶属于经济关系下的常见形式从原本的相安无事到最后的对抗性状态，是由于以陈素珍为代表的小市民阶层所固有的优越感导致的。

小说中的陈素珍是精明的，同时也是算计的，她希望用自己的“智慧”掩盖事实的本相，但却得不偿失，在精明与算计中破坏了原本表面友好和谐的城乡关系。

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形态的表象，乡村则成了表象之外不具有崇高性的附属品。

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对抗性行为。

陈素珍和福三在小说中就分别地代表了对抗的双方，对抗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故事情节的递进做了合理的铺垫。

在苏童的创作中，《米》对城乡关系的探讨也早有涉及。

小说以“米”对城与乡进行隐喻，瓦匠街的米与枫杨树村的米形成了一种城乡之间的对照。

城市的米虽然光亮剔透、清香扑鼻，但却散发着肮脏的欲望的腐烂气味；乡村的米即使乌黑粗糙、产量不足，但是其背后充满了朴实勤劳的阳光风味。

因此，城与乡通过“米”的不同表现构建起一个对立面。

在《西瓜船》中，城与乡通过一个“西瓜”依旧构建了一个对立面。

两个对立面的具体表面不同，但实质上都体现了城与乡的差别。

实则，对于城乡关系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便有迹可循，如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沈从文的《绅士的太太》，施蛰存的《桃园》《魔道》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属老舍的《骆驼祥子》，其展现了以乡下人祥子为代表的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对比。

城里人从根本上认为祥子这样的农村人在本性上远不如他们，再加之祥子从事低等的车夫工作，便更引起城里人对于祥子自尊的任意践踏。

祥子代表的农村文明具有健康向上、淳朴天真的特征，但却逐渐被病态的城市社会文明侵入。

祥子的堕落是老舍对于病态城市文明的批判。

一个病态的城市社会和一群病态的人在城乡之间的病态式的差别成为导致祥子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西瓜船》中，城乡之间内在固有矛盾和典型城市中的小市民心态成为导致瓜农福三被杀身亡的内在原因。

《骆驼祥子》中所体现的城乡关系具有典型性特征，城市的“高”与农村的“低”，城里人的“贵”与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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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的“贱”的对立揭示了城乡关系的内在矛盾，使得“瞧得起”与“瞧不起”在城里人的性格中随意而变。

苏童《西瓜船》中对于城乡关系问题的揭示在一定层面上继承了老舍《骆驼祥子》中对于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之间关系的表现。

其实，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城与乡没有明确的区分，从古代的建制来看,城市只不过是农村发展的一部分，城乡矛盾并没有现代社会如此显著。

然而伴随社会的发展，阶级固化，城乡矛盾也就越发突出，苏童在《西瓜船》中通过一个西瓜引发的血案，揭开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已久的伤口，其具有重要的反思精神，揭示时代伤痛，推进文明在人的内心中的发展与进步。

二、疼痛：简单粗暴地讨公道
《西瓜船》从整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血案发生的背景以及寿来杀人。

在这起由少年杀人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作者没有将关注点放在探讨少年的杀人动机和杀人的具体情形上，也没有像前期小说一样，将落脚点放在少年身上，试图找寻“文革”时期的童年记忆，而是转换角度,关注这一事件引发的城乡不同人的反应［3：。

第二部分则是松坑瓜农大闹陈素珍家，其目的就是讨公道。

在这一场景下，我们看到了由于杀人事件引发的城乡关系下人物激烈与冷漠的反应。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松坑瓜农小良带领一群家乡人义愤填膺地冲进陈素珍家中大闹一场，其目的为了还死者一个乡下人心中认为的“公道”。

打砸的过程简单粗暴，但这背后却蕴含着松坑人对于城市人的一种抗拒。

小良多次愤怒地表达“乡下人的命就抵一只瓜？”的不平之感，小良以及其他松坑人在内心上对于城市拥有了更大的抗拒之感，并试图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使其不受侵害，不被践踏。

虽然乡下人的反抗看似是非文明的行为,但却蕴藏着乡下人内心最原始和本真的一面。

因为当一定的社会秩序无法满足人性对于社会的需求时，集体的暴力变成为维护一个群体最有利的力量。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松坑瓜农心里有火，有怨，更有恨，甚至更多的是不公。

小说中写道：福三的那个妹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大家对她印象是最深的。

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视死如归的样子我们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比27。

视死如归一词足以看出乡下人为维护自我权益和公平正义的决绝之心。

福三妹妹的做法在表面上虽有不当，但在道德情感上是可以合理解释并为人所同情的。

城市人看似是懂法的，但却充斥着残忍与血腥。

乡村人看似是暴力的，但那却是维护其心中正义与公平的无奈之举。

这种“杀人”与“复仇”的关系进一步从侧面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矛盾。

松坑农民在事实上是受害者，但在情感上却得不到香椿树街人的同情与支持。

这种固化的城乡矛盾使得城市防御农村的壁垒坚硬无比，即使农村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但其尊严依然被城市人无情地践踏，血腥的城市格局坚决不接受乡下人的进入。

在《骆驼祥子》中，命运悲惨的祥子成为乡下人攀爬城市堡垒的牺牲品。

祥子渴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农村人的淳朴姿态融入到城市社会，但却在病态的城市社会中不断遭受迫害，以至于彻底走向了人生的悲剧面。

老舍希望通过祥子的个人遭遇去探究当时社会的阴暗面，观察阴暗面所形成的“地狱”环境对乡村人所产生的负面状态。

而这个地狱无疑就是指祥子所生活的外在环境以城市为主题的黑暗社会。

在这场城与乡、人与市的冲突中，老舍让读者见证了纯美的人性是怎样一步步地被金钱和欲望之手撕碎毁灭［4：。

老舍用祥子的悲情命运展现了病态城里人固守腐朽的都市文明从而拒绝与乡村文明融和，最终祥子无法赢得城里人的认可，被城市文明残忍地迫害。

与之相似，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中乡下人明惠由城市里的按摩女到被人包养成为“城里人”。

明惠渴望脱离乡村文明带给她的原始痕迹，试图通过外力摆脱乡下人的标签，明惠希望由做“城里人的妈”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母凭子贵。

但是在圣诞晚会上，明惠发现她的一切努力是徒劳的，她与真正具有天生优越感的城市女人相比，始终是城市文明的“局外人”，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明惠走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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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船》在故事叙述上虽不同于《骆驼祥子》和《明惠的圣诞》,但是三者都表现了城里人对于自我的固守，乡村文明始终无法融入城市文明。

《西瓜船》中的“杀人”与“复仇”代表了城市与乡村的两种行为，同时也暗示了两套话语体系城市话语和乡村话语，而两种话语体系的分裂，使得城里人不愿意同乡下人进行对话，因此也就造成了乡下人“复仇”的无路可循。

城市与乡村的严重隔阂导致乡下人的公道成为城里人眼中的笑柄。

乡下人对城市的现代性或者说对城市人的对抗，是出自乡村人性本能的一种反击。

然而，在强大的城市现代性或城市市民性的阻力之下，这种反击最终无路可走，也就产生了深层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对抗的困惑感。

这种困惑感的消解自然是无法在强力的对抗之间找到出口的。

三、愈合：艰难的寻船之路
《西瓜船》的第三个部分讲述了福三母亲孤身一人艰难寻回西瓜船的过程。

寻船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福三母亲害怕其他人再被抓起来，所以只身一人拖着年迈疲惫的身躯不辞辛劳地来寻船。

先是到了居委会，然后居委会崔主任又找来了与这件事情相关的歪嘴，歪嘴偷瓜还看不起福三母亲，然后被崔主任催着找来了王安平。

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福三母亲的内心既无奈同时又悲痛万分，她无奈于寻船不得，悲痛于儿子福三的惨死。

但是福三母亲没有跟任何人发火，她强忍悲痛，心里想着以前她认为的城里人的各种善良的表现。

小说多处表达类似于“又走到安平面前，弯腰替他拍了拍裤子，她的表情看上去忧心忡忡的，但还是努力地向安平挤出了笑脸，她说，弟弟乖啊，我们乡下没有船过不了日子的。

安平说，你拍我裤子干什么，又没有灰！他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在她拍过的裤子上又拍了一下。

福三的母亲便去摸安平的脑袋，说，弟弟乖。

”2:1的地方，这些地方无不表现了母性的善良，后来的傻春和李金枝依然过分地表现着城里人歧视乡下人的思想。

城乡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为命案和“复仇”而结束，城乡之间的伤口还在疼痛、流血。

最后，几经周折，福三母亲找到了借来的西瓜船。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福三母亲磕头告别香椿树街极尽彰显情感力度。

小说写道：福三的母亲要和码头上的人告别，可是离得远了她什么也看不清，看不清楚码头上站立的哪些是香椿树街的好心人，哪些是酒厂堆积如山的黄酒坛子，她就突然跪下去，向着酒厂码头磕了个头比35。

这个头虽然磕错了方向，但却磕出了人性的善良与伟大。

无独有偶，刘震云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也叙述了一条寻找之路，牛小丽哥哥被骗婚之后，牛小丽愤恨之下远赴他乡寻找“嫂子”宋彩霞。

牛小丽的寻找之路也在暗示着城乡差距的内在问题。

牛小丽在苦寻无果的情况下被逼无奈从事卖淫活动，“拉皮条”的苏爽看中牛小丽乡下人的本质加上脸上的高原红，能够使得达官贵人们相信牛小丽是名副其实的处女，从而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和职权便利。

小说中写道：“看你脸上的高原红，像从村里刚出来的。

”5：9牛小丽乡下人的身份让其比别人更有接客的优势。

而牛小丽接待的第一个客人便是急需“破处自保”的省长李安邦。

李安邦因为牛小丽乡下人的身份便对其“处女之身”信以为真。

在刘震云的描写中乡下人成了城里人的附庸，成为其谋取私利的犯罪工具。

城市“高”与农村“低”的本质依然赤裸裸地存在。

而牛小丽的寻找之路则无意中变成了犯罪之路。

这也暗示了乡村文明在与城市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易成为城市腐朽文明的附庸。

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城市大多如此，诸如鲁迅笔下阿Q经历的乡与城的区别，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之“美”与城市之“丑”，老舍笔下乡村人性之淳朴与城市人性之堕落等。

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乡村在与城市的对立和对抗中的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地位在《西瓜船》中的前几部分得到了明显地揭示，但是福三母亲以爱出发的寻找之路不同于牛小丽以怨出发的寻找之路，福三母亲用自己无私的爱，以一己之力弥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伤口,福三母亲成为抚平伤痛和愈合伤口的高贵使者。

在《西瓜船》中，王德基等人目送福三母亲摇船之后的鞠躬更像是一种道歉，是一种深深的忏悔。

这一行为是王德基等人代表城市向乡村的一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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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摇的船更像是她在轻轻摇晃孩童的摇篮，里面孕育的是一种慢慢成长的人性，朴实、善良的母亲用自己的爱渴望愈合城乡之间的伤口，让新的生机、新的更有温度的人性慢慢成长。

是这个城市、这条河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但她不再恨，在不能承受的伤痛面前，她弯下了本已卑微的腰。

沿着这条河，沿着这条曾经流淌着鲜血、流淌着眼泪的河流，这个悲伤的老母亲以她母性的宽厚和温爱要把伤口弥合。

正如迟子建曾评价《西瓜船》时所说：同样是母亲的身份，在儿子被杀的极大痛苦之中依然坚持着把儿子的西瓜船摇回家。

可见人性的皱褶一旦充分地展开处处藏着伟大。

作家在《西瓜船》中并未对城乡关系的对立进行道德层面的审判，而是选择凝视城乡关系背后的困境，并且给出了解决困境的办法。

城与乡的关系在伟大的人性力量下从对抗最终走向和解，作家也在香椿树街的地理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城乡关系共生共存的精神家园。

精神上的城乡和谐在现实中不断贴近直至最终形成。

由此，也可预见文学场域下的城乡关系随时代的发展和人性力量的高扬也会逐渐形成新的叙事特点。

当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矛盾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无论文学场域下的城乡矛盾如何呈现，解决方案最终依旧会指向人性力量的伟大。

四、结语
纵观苏童的作品，不论是早期香椿树街上的故事、“枫杨树系列”，还是后来的长篇小说《米》《城北地带》和《河岸《，乡村或城市都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的场域［:。

乡村和城市成为苏童笔下重要的文学场域，二者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书写主题。

因此，从苏童的创作整体来看，《西瓜船》本身就蕴藏着苏童对于城乡关系的认知和理解。

苏童就《西瓜船》曾说道：“其实就是一个阳光下的血迹，同时也是我现在对暴力的一种表达。

”7：7阳光在某种角度上是温暖的代名词，而血迹则代表了温暖的对立面，这种热与冷的碰撞，正体现了小说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暴力之后的痛与伤需要用爱与善良来抚慰。

城与乡之间的隔阂需要城里人和乡下人共同用善良与爱弥合城乡之间的缺口。

《西瓜船》是苏童早期“香椿树街”系列故事的继续，虽然他最后直接表现了小说人物的情感共鸣,但在其背后的问题处理上继承了以往的特点，就如学者何平所言：“苏童的'香椿树街'故事在对于个人和时代的问题处理上却是隐微的。

”8：这其中隐藏着表现死亡和暴力背后的城乡关系以及二者所存在的固有矛盾。

《西瓜船》中，苏童详细书写了暴力和死亡发生的原因，以及死亡带给人们的心境变化、世事变化。

苏童在简略交代死亡何以发生后更以一种掠影般的书写对导致死亡的暴力过程一笔带过。

苏童在暴力的背景下着重于死亡之后的结果书写，以此展现死亡在城与乡对立中的地位。

死亡在小说里并不轻易，它是沉重的，是令人伤心和难过的，它牵连诸多人物的真切情感［：。

由福三的死亡揭开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隔阂，最后由福三母亲用一个老妇人的母爱与善良来干预式地弥合城乡之间的伤口。

苏童在《西瓜船》中展现了最伟大的人性温情，乡下人福三母亲不再怨恨城市，而是她用母性的宽容和厚实以及温暖的爱把城与乡之间的伤口愈合，用最有温度的人性向城市人民展现乡村人民的暖暖真情，用母爱愈合伤口，用温情冲破城乡之间的壁垒，城乡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最后被母爱和温情化解。

呈现对抗性的两种文明尺度在人性的光辉的情感照耀下达到了统一，形成了城乡之间人与人的情感共通。

《西瓜船》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正因如此，“现实感”使《西瓜船》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短篇［：。

《西瓜船》是苏童探索城市与乡村对立状态下人性本身面目的重要作品，在众多关于城乡关系的作品中超越城乡对立话语，使得城与乡在爱与善的感召下进行对话，具有一种感召力的现实力量。

参考文献:
［1］方丽玲.城乡关系的社会视角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14,15.
［2］《小说选刊》杂志社.2005中国小说排行榜［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3］刘馨丹，宋剑华阳光下的血迹”——论苏童小说《西瓜船》对立叙事中的复杂性［］.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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