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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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西方科学之父,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在《诗学》中,他对悲剧首次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批判地继承古希腊悲剧理论和柏拉图的理论基础上对戏剧理论进行了创新,对后世悲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而这六个成分中,事件的合理安排是悲剧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完整的活动具有开端,中间,结尾。一部悲剧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不仅要排列有序,而且必须具备量度。这一系列或出于必然,或出于或然而继随发生的事件中,人物由逆境转入顺境,再由顺境转入逆境,这一长度即是比较合适的界限。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作为对一种行动摹仿的情节,它必须摹仿单一的和完整的行动。组成情节的事件必须严密布局,
以至于如果搬动或删除其中的任一成分,整体将会松散和崩溃,也就是悲剧的情节应达到整一。这就是悲剧论的情节整一律。例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戏剧中人物哈姆莱特性格的理解,而其情节是整一的、一目了然的。从我国早期将其译作《王子复仇记》,我们就不难看出戏剧讲述了王子哈姆莱特报杀父之仇的故事。故事情节看似简单,并充分贯彻了亚里士多德的事件要合理安排的理念。然而细细读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大的整体脉络之下,还有一条
与之相平行的隐形的复仇脉络与之相呼应。这一隐形脉络进一步帮助体现了作品所要歌颂的主题。对于情节的取材也是非常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这些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只有这样的艺术题材才能既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哈姆雷特》写的是一个国家的王子的故事,《麦克白》写的也是争夺皇位,杀了国王这样的大事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用是引起我们的怜悯,从而是心灵得到净化。最完美的悲剧取材于少数家庭的故事。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由他们的“性格”决定
。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们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们犯
了错误。我们可以看出,最完美的悲剧冲突是发生在“亲属之间”或“家庭之中”,并且是由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过失”造成的,这种悲剧冲突可以理解为“内部冲突”,悲剧人物产生于“自己人”的相互残杀和自身各种行动的矛盾对立之中。这就是悲剧的冲突论。
人物可以说是一部小说的中心,同样在悲剧中人物的选择也是特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人物性格的刻画应该做到四点:“第一,性格应该好;第二,性格应该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适;第四,性格应该一致。”也就是说性格应该复合人物的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似,性格应该前后一致,也应做到“寓一致于不一致中”即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突出强调了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好的人,这种好应该超出一般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当是介乎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人,即犯过失的好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哈姆莱特》的创作中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论。哈姆莱特是一位王子,从他过去的生活看来,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心地坦荡、胸襟宽大的人,作为王位自然继承人的哈姆莱特,是不会懂得这个世上除了美满、快乐、绚烂的大自然和崇高的人性还有其他东西的。因此在他见到先王的鬼魂立誓不忘记死者之后,说出了慨叹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一重任对于一个一直以来被爱、正义和善良包围着的道德高贵的人来说,的确是太沉重了。如果说他有什么缺陷造成了悲剧的结局,那就是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
的魄力。杀死叔父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在他看来,这背后隐藏着整个世界黑暗的本质,杀死一个人并无法扭转一个世界,于是在犹豫不决中他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因哈姆莱特的性格缺陷而造成的无辜的人的死亡也绝非他的本意。在最后一幕中,哈姆莱特以生命为代价,不仅报了仇也为丹麦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国王。丹麦发生的这一系列灾难的前因后果,或许能给人们带来一些思考,使世界有些许改变。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地位一千个哈姆雷特。
中国人大多喜爱喜剧,它可以带给人们快乐和完满的心情。但是悲剧呢,在怜悯和疼惜的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悲剧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便是它的“净化
”作用,原文作
“Catharsis”。关于这个词的含义,众说纷纭。学者们从生理、病理的角度提出了“宣泄说”,认为悲剧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是以毒攻毒,使同样的病态情感得到无害而愉快的宣泄,从而达到情感与心理的平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涤罪”等宗教、道德意义角度提出了“陶冶说”,认为悲剧可以解除怜悯和恐惧之情中的痛苦,涤除我们情感中不洁的成分,帮助我们形成合乎美德要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心灵的陶冶。亚里士多德提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
似而引起的。任何一件足以唤起恐惧之情的事,如果发生到别人头上都足以引起怜悯之情”。朱光潜先生认为,怜悯不是广义上的同情,而是专指具有和别人同样痛苦的感觉、情绪
和感情,其基本成分是爱和惋惜。怜悯的实质是自谦的需要,是与别人同患难的强烈愿望。在《哈姆莱特》这一悲剧中,我们对仪表非凡、天性敦厚、心地诚恳又思想深刻的王子产生了倾慕之情。当命运之神将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时,我们会对其产生怜悯之情。尽管他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远不是常人所能比及的,并且发生在他身上的灾难也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哈姆莱特的痛苦、彷徨以及对整个人类苦难的沉思,使我们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从而唤醒了我们内心的一种普通感。还有纯洁美丽的奥菲利娅为爱的痴狂和诗一般的消逝,给人带来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
而我认为现代人看悲剧,不仅要唤起我们对于其他事物的怜悯之心,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可以多关心社会,而“净化说”也提醒我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平凡的人生过程中也会经历灾难从而彷徨、恐惧,但在历练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地生发抗争的力量,从而超越自我,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