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乾盛世

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历史研究与评论论　康　乾　盛　世
周　武
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
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北京皇宫后的煤山上吊自杀。

一个半月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为明复仇”的“义师”之名,亲率八旗子弟在京城耆老的“迎视”之下神速地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10月9日,年仅6岁的顺治帝正式从盛京移驾北京。

于是,雄居关外的大清国遂由一个边地汗国一跃而为中原王朝,帝国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立即面临两大严峻的挑战:一个来自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另一个则来自满汉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就前者而言,满人一向被视作蛮夷,因此,他们的入主中原在正统的视野中是“以夷猾夏”,并不代表“天命”所归。

就后者而言,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汉人占绝对多数,以少数统治多数,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纯熟的运作技巧。

面对这两大桃战,清初统治者一方面致全力于中国的再次统一,并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

这个过程总体上说相当顺利,除了在江南遭遇比较持久酷烈的抵抗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传檄而定”。

随着长期军事征服的结束,以及“华夷联合”体制的确立,从康熙中期起,清朝便快速地步入一个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鼎盛时代。

这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

这个盛世历康、雍、乾三朝,持续100多年。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超迈汉唐规模,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

论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且东西南朔,“四夷咸服”;论财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论人口,从1700年到1794年的不足百年时间里已不止翻了一番,达3.1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论文化,则完成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诸书”;论城市,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和广州……。

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当日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 。

而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 。

这种量比,从一个侧面写照了盛世的国力和盛世的恢宏。

然而,这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

实际上,从乾隆中叶开始,这个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了。

1799年,乾隆驾崩,绵延百余年的盛世便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并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

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

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在通商和传教的目的驱使下急速地向东方走来,但是,盛世中的君主却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变动浑然不知,更不屑于去知,甚至因“恐外人之交
际频繁,有碍于安谧”,干脆把大门关上,自外于世界。

诚如梁启超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

” 一方梯航而来,一方则深闭固拒。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于是,西方列强便直接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撞破了闭锁的大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原有地位。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在毫无应变准备的情况下步入了一个墙倾壁碎的时代。

从18世纪晚期的全盛到19世纪中叶的墙倾壁碎,相距不过50多年。

本来,日中则昃,泰极否来,乃事理之常。

但是,清朝前后期的变化过程已远远超出了所谓“事理之常”,它所包含的沉痛的悲剧意味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费正清教授曾意味深长地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

” 盛衰之变,犹如倚伏。

清朝缔造了“从来所罕有”的百年盛世,而盛世的辉煌又遮蔽了社会内部的衰变。

当盛世天子失却对衰变的警觉的时候,中衰之世便开始浮出水面了。

盛世的声光竟如此奇特地成为一种侵蚀并最终摧毁盛世的力量,还有什么比这种盛衰之变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呢?
盛世下的平庸化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才蔚起的国家。

而人才的蔚起,不仅需要宽松的精神气候,更需要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

但在康乾盛世,我们看到的不是精神上的宽松,不是制度上的创新,而是“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那本出色的描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书中认为,乾隆时代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禁止革新”,他说:“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

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 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可破之例”,这些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的陈年旧“例”,使整个社会陷于“不闻余言,但闻鼾声”的沉睡状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康熙,特别是雍正与乾隆,以君权的力量收拾和整肃朝野士人的思想,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于是“诸儒结舌”,噤若寒蝉,惟恐因文字和思想致罪,志节之士因此而荡然无存,“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和社会的良心,当他们思考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所谓革新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而禁止革新,又势必导致帝国的停滞和士气民心的萎顿,于是而有盛世下的平庸化。

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引公羊义讥切时政”,力纠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论时政的死寂气氛。

其中有一篇专论人才,读来极耐人寻味 。

龚自珍的文章写于1815到1816年间,但他针砭的则是前此百余年的所谓“盛世”。

读了这篇文章,几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你就能明白,“治世”假象下的“衰世”的实质;你也就能明白,龚自珍为什么要那样力竭声嘶地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个“戮心的盛世”里,文祸绵延,朝野士人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不测之祸。

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盛世中的朝野士人与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也就离得越来越远了。

用刑法来界定思想的是非,恐惧也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

当恐惧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盛世,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像康乾盛世这样文网密织,深文周纳。

在冷酷的思想整肃下,已难听到人们
的笑声,自晚明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出现的趋向自由奔放的新气象也荡然无存了。

读书人的思考日益远离四海治乱、民生利病,学术与现实完全脱节。

由此,“他们在另一种世路中趋入了另一种士风”,于是而有所谓朴学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考据为功夫的实证和博证,在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的名目下蔚为一时显学。

全盛时期,曾涌现出惠栋、戴震、姚鼐那样声名赫赫的考据学大家。

在他们的影响下,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

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承惠学;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承戴学;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承姚学。

此外,全祖望、章学诚、赵翼、邵晋涵等又异军突起,以史学名家。

他们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功夫累积起可观的学术成果。

然而,当“穷经考礼”成为显学的时候,这些人又在精神上和学术上日趋偏狭。

从理学到朴学,自有其“内在理路”。

杨国强在《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一文中曾对这种“内在理路”做过缜密的疏理,其中写道:“就学术史自身的脉理而言,儒学既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

从宋人到明人,‘尊德性’的一面曾绵延地辉煌了六百余年,‘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

‘极度’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

出现在巅峰和止境后面的实证精神因之而成为一种转捩,它所代表的儒学中‘道问学’一面,在长久沉寂之后遂为天下学术别开生面。

实证精神内含的这些历史合理性,使他能够以学术本身的力量吸引一批一批的学问中人;而文字狱造成的触笔即犯时讳,又会使原本别有抱负的英达之士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

” 这两路人的合流作育了学术史上的朴学时代。

但是,朴学之成为显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君权的逼拶。

正是在君权的逼拶之下,举国士人除了奉旨编纂所谓“御纂诸书”(如卷帙浩繁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那样的文化巨制)者外,率多不得已而群趋于考礼说经一途。

这种远离现实的学问固然可以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

因此,朴学发皇之时,国家却步入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时代。

没有“发展”的增长
衡量盛世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经济的繁荣与否。

从康熙中叶开始,社会经济快速复苏,并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历康、雍、乾三朝。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累积起来的人口、物力和事功已迈过汉唐规模,为周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再造了一个高峰。

盛世中那令“四夷咸服”的武功无论矣,单就人丁的兴旺和经济的富庶而言,在帝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从来所罕有”的。

其表现为:
(一)天下承平,生齿日繁,人口剧增。

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

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以一户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隐瞒未报的人口,实际的总人口大约在6000万上下。

到康熙晚年已突破1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至3亿以上,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超过4亿。

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6倍以上。

人口众多,曾给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写道:“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

” (二)地耕种面积不断扩大。

康熙初年只有530万顷,雍正二年(1724年)已增至720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增加到780余万顷。

(三)受恤商政策的推动,商业持续繁荣。

清初曾经“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的苏州,到康熙中叶,已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即使是远在东北边陲的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市充溢”。

(四)与商业繁荣相对应,手工业空前兴盛。

具体表现在: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工艺技术有所改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从业人数大幅度增加。

据统计,南京丝织业全盛时,城内有缎机3万台,而以缎业为生者就达20万人之多。

(五)新兴市镇星罗棋布,江南地区尤为发达。

与传统的消费型市镇不同,这些市镇多属于和工商业
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

(六)财政收入显著增加。

康熙晚年国库存银仅800万两,到雍正五年即增至5000万两,晚年因西北两路用兵,花费甚大,库存有所下降,但仍有3000余万两。

乾隆登基后,财政收入明显好转,到中叶,“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

乾隆三十六年时,户部银库存银高达7874万两,即使到乾隆晚年仍有6000万两左右。

财力的丰盈,足见物力的昌盛。

上面诸方面的描述是极为粗略的,实际上也很难做出更精确的概括。

倒是某些国外的学者根据有限的资料进行大胆推算,有学者甚至“精确”地测算出清前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

一个名叫拜罗克的学者称,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 ;安古斯・麦迪逊则推出一个更离奇的估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的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

“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弗兰克更直接地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

这些估算及说法有点像是天方夜谭,但作为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确实将农业中国推向了一个“从来所罕有”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传统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

巅峰和极限,意味着已没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

原因何在?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乃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表面上看,在康乾盛世,商品经济已相当繁荣,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此前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总量也有明显的增长,但在没有技术突破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市场的容量就决定了这种增长的幅度。

实际上,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有明显的虚假性。

就是说,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而是由异常活跃的财政市场带来的。

以满足国家财政赋税需要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以单纯牟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

前者越是“繁荣”和“发达”,后者就越是萧条和萎缩。

而康乾盛世“繁荣”和“发达”的恰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诚如王家范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即使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的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穷于应付。

农民与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虽比其他地区为好,基于国家剥夺性的赋役过重,剩余率与储蓄率仍偏低,基础十分脆弱。

因此,它向市场经济输送的‘能量’就在这点可见的限度内,不可能再有多少继续发展的潜力。

”　由于在国家的强控下,存在着颇多假性商品经济,“富国”有功,而“富民”则徒有其名,而民穷又制约着市场的扩展和市场的规模。

程念祺在《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一文中,也曾对由国家财政政策诱导出来的市场经济对正常的商品生产的负面影响做过相当深刻的揭示　。

这正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农业中国不能率先实现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而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的症结之所在。

辉煌与沉沦的二重变奏
康乾盛世开创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但是紧接这个时代的却是令中国人不堪回首
的沉沦年代。

为什么中国不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其中的坎陷究竟在哪里?这大概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曾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

在这些回答中,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结论意味深长。

他在《洪业》一书末尾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文明演进中压力与进步的关系,二是经验的双重影响　。

就前一个问题来说,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清朝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而也就没有改进军事技术,进而对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固步自封也就是必然的了。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经验当然是宝贵的,但经验又是有局限的。

清朝统治者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重建统治秩序的巨大成功,这种“从来罕有的”成功经验又非常自然地为他们划定了思想的疆域,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界限。

所以,当外患迫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用来御敌的法宝就是这些经验了。

只有当这些法宝完全失灵的时候,才可能作出制度上的新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乃是一柄双刃之剑。

缔造了洪业的经验最终成了耗尽洪业的“毒药”。

正因为清朝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康乾盛世在乾隆中期达到鼎盛之后,就渐渐失去了早先那种勃发的朝气和恢宏的器宇,开始暮色四起了。

它越来越像一座残颓的古堡,疲惫而庄严。

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它之所以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持,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

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能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　危机已经悄然蓄积,战舰上的指挥却浑然无知。

至于外部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则更难以进入盛世帝王的思想范围。

1787年,已经当了52年皇帝的乾隆在一首诗中说:“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拯盛,盈虚默念惧憎哉。

”　他用简赅的语言写出了欧洲人的东来和自已的抵拒,表达的不是一种识断,而是一种态度。

时当历史时序正在变迁之际,以态度代替识断来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留给自己的便只有懵懂。

以懵懂应对梯航而来的欧洲人,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可能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丧权辱国的百年伤心史。

注: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2页。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页。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5页。

安德逊:《英使访华录》,第92页。

转引自弗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史林》2000年,第4期。

　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1024页。

　转引自唐文基等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上元灯词》,《乾降御制诗》第5集,第28卷。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王恩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