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经济分析

由于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严重打击，使得不少市镇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蹶不振，物价上涨，经济萧条。使得清皇帝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恤商和惠商政策，这些政策的真正落实，要到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全国局面趋于安定之后。对商业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康熙帝对榷关及税则非常重视，这也是康熙帝恤商政策的两点所在，这也对雍正、康熙两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应当看到，清政府的恤商与惠商政策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矿业是清代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的百年里，矿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以铜矿为主，包括煤、铁、金、银、铅、锡、硫磺、水银、朱砂等矿，均以十余倍的数量增加，矿工众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影响日趋显著，这些成就是与清政府开放矿禁的做法分不开的。由这些政策措施的保障，清代的矿业在矿种的开掘和生产规模方面，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军入关后的长期征战，使得大量土地荒废。清初统治者实行招民垦荒地政策，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措施的效果还是显著的。但由于清初“考成法”十分苛严，一些地方官员急于升迁，向朝廷上报垦田情况时夸大其词、捏报数字，浮夸现象严重。从康熙朝开始抑制浮夸分，一直延续至雍正、乾隆两朝。为鼓励百姓开垦土地，激励民众垦荒，清政府对“起科”政策的年薪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雍正又向前迈进一步，称成效明显。为了调动民众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于乾隆五年（1740）对零星土地的开垦规定免于起科。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清代的垦政朝着积极的方形发展，做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有裨于民生，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正文
对康乾盛世的经济分析是首先是简要介绍清朝三位皇帝的情况；再从整体上描述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取康乾盛世时期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分析出现这种盛世局面的经济原因；最后从世界角度把清朝与这个时期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做一个比较，以试图分析清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和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中的第三部分是这次读书报告作业中对阅读书目《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上）的总结、整理和读后的感想。
3、乾隆
乾隆帝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其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由小时候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可知乾隆帝喜好游山玩水，寻欢享乐，好大喜功。这一方面与其个人的性格等主观因素有关，但是康熙、雍正两朝皇帝的苦心积累的国家财力物力的基础也给其挥霍享受提供了条件。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绅的出场。但是乾隆帝对零星土地开垦免于起科的政策也体现出他具有务实作风的一面。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杨广有相同爱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点作为北大学子，对自己学校所在地的历史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
（二）财政政策
1、赋税改革和财政清理
清代的财政制度在顺治年间已经确立，以后再相关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下，又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康熙、雍正年间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等等，使这一时期改革赋税、清理财政的重要措施。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始于清代的人丁编审联系在一起的。人丁编审的主旨是在于确定和掌握赋役的征派对象，而不在于是否想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人口，所以增丁意味着增赋，所以在人丁编审中存在着丁口隐漏的普遍现象。人丁编审的不实以及人丁编审的种种弊端，正是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背景和重要前提。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不但把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既稳定了税源，又使人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而且使此后的人丁编审逐渐接近实数，有利于正确的人口统计；更重要的是，只一政策实施之后，丁银数额固定化，使丁银摊入土地成为可能，为摊丁入地的实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康乾盛世的经济分析（一）(2006-12-11 18:40:31)转载 分类：中国近代经济史
北京大学 经济学系 谭赛
前言
《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两部以清代盛世国君的执政生涯为题材的长篇电视剧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由联系到历史学过的“康乾盛世”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产生浓厚兴趣。两位国君的兴趣爱好、治国方式、执政风格、处世态度各不相同，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与质疑，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总体来讲无疑是肯定的功大于过，勤于治国、政绩突出可以用“康乾盛世”的事实来说明。借这次中国经济史读书报告的机会，就我所学和阅读的篇目，对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有关内容作一些浅显的分析，不当之处，望老师指出。
一、康乾盛世三位皇帝简介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 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首先大体的介绍一下三位皇帝的情况：
二、康乾盛世国家状况总概
康乾盛世前后持续了约百年之久，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相比，不但毫无愧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2、 蠲免、赈济政策
清代蠲免之举始自顺治帝，尤其是康熙朝、乾隆朝均有突出表现以康熙帝的蠲免政策为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蠲免次数多，额度大；其次是蠲免逋欠即蠲免过去年份因灾荒、战争、赋税过重等所积欠的钱粮；同时在制定蠲免政策时，能主对中央政权的颠覆力量，适当的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对清初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赈济政策又分为灾荒赈济战时赈济和以工代赈。灾荒镇及时清代政府在饥荒严重的年份所采取的安抚受灾百姓、稳定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八旗、绿营将士的抚恤订立时清代战时赈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鼓舞士兵士气，增强国防。以工代赈用来解决因灾荒造成的难民及饥馑问题，是清代荒政一以贯之的重要措施。
2、 雍正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作为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而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这些在本文中暂且不论。雍正的主要功绩有：1）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2）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3）改土归流这个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有利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他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初统治者为了防范台湾郑氏的武装斗争，实行了严厉的“迁海令”，这一系列的迁海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继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于1684年，清廷下令开海禁，正式废除迁海令。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放松了对此的管制，“限关”政策的出台就是最为突出的例证。但总体上，正常的贸易仍在继续，只是清政府已经加强了防范措施。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业方面，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手工业方面，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
三、康乾盛世的经济因素
（一）经济政策
1、政策的调整
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颁布“圈地令”，以强制手段将所谓抛荒土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划归满族皇帝国戚及八旗官兵名下，成为皇庄、王庄和八旗庄。清康熙初年，鳌拜集团强行镶黄、正白旗换地，再次掀起圈地狂潮。圈地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迫使清政府一再强调要放弃这一政策，清康熙八年（1669），正式颁布停圈令，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欢民间，尔部速行晓谕。”至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圈地令”始告终结。
1、 康熙
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在其祖母太皇太後孝庄文皇後的帮助下，在康熙九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并最终演变成“摊丁入亩”制度。并大蠲赋税。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
雍正年间推行的耗羡归公政策，是清代前期社会经济方面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一场重要改革，这场改革的实质是从财政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地位，重新强调各阶级在再分配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它虽然在名义上承认了地方官吏获取附加税的经济权利，但实际上却抑制他们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贪污和对地方百姓的勒索。它制止了缙绅豪强于庶民地主、自耕农在“货号胶囊”中负担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中央财政收入得到保障，地方官员贪污行为得到抑制，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得到保护，这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巩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