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明责任的分配—基于刑事诉讼视角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而是体现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根据刑诉法140条及14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刑诉法第151条要求起诉书要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要提出控方证据，展示说明证据内容。刑诉法还规定，自诉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控诉，必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认为缺乏罪证，而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时，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其次，刑诉法还明确了控诉方的说服责任，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根据刑诉法第162条（三）项的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证明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情况下，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在公诉案件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尽管两大法系诉讼理念及诉讼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对证明责任的不同表述，但是其关于证明责任的内涵大体上却是一致的。英美法国家的“提供证据责任”与大陆法国家的“主观证明责任”都属于形式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一种行为责任；而英美法国家的“说服责任”与大陆法国家的“客观证明责任”则属于形式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因此，笔者认为证明责任就是指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裁判者的支持和确认，所承担的提供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已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这里也包括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两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关于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但为了表述上的方便，以下仅在行为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却可根据法官的证据评价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则是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形式，并且固定于一方当事人。因此，证明责任的分配只能是指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的分配乃诉讼的脊梁”，形象的法谚一语道破证明责任在整个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作为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证明责任的分配无疑成为诉讼证据制度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都存在着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但由于三大诉讼所要解决的案件性质、诉讼结构等有所不同，因而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由于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冲突与协调，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显得更为重要。在此，笔者仅从刑事诉讼的视角对证明责任的分配进行探讨。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有学者依据刑诉法第43条的规定认为，我们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也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显然是不妥的。原因在于人民法院在对证据有疑问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不是为了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也不存在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危பைடு நூலகம்，而只能是审查核实证据的手段而已，因此，人民法院并不负证明责任。
余论：被告人可能负举证责任
无罪推定原则是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规定的不可辩驳的立法推定，不仅直接确立了“被告人不等于犯罪人”的理念，明确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地位，还引申出两条基本要求：一是控诉被告人犯罪的机关或个人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被控犯罪的事实；二是由审判机关依法定程序对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作最终认定。可见，无罪推定原则发展至今，已经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但其核心在于，通过假定每个公民（包括被告人）均处于无罪的原始状态，赋予控诉方推翻这种原始状态时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义务，其功能主要是明确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来说，无罪推定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其二是在控诉方提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在审判过程中，公诉方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且其证明要达到法定的要求，否则只能裁判被告人无罪；而被告人既没有义务向法庭证明自己有罪，也没有义务向法庭证明自己无罪，换言之，被告人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辩护，法庭也不能因此就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裁判。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控诉方即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也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诉讼活动中“谁主张，谁举证”基本原则的体现。如果自诉人不能证明或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认定被告人无罪。
司法实践中，被告人需要负举证责任的主要有以下情况：一是被告人主张的程序性事实，如证据的可采性、法官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回避等；二是排除危害性及阻却责任性的事实，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精神不正常以及基于合法授权或存在合法理由的情形；三是主张不在现场的辩护理由；四是实体法明确规定应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我国刑法第282条第2款的规定“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拒不说明其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395条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些都是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依据。但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就在于这些情况下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更为方便，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情形首先要求控诉方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实质上被告人举证的目的仍是否认或驳斥控诉方的主张，最终还是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被告人在特定情形下负举证责任可看作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转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
引论：何为证明责任
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以主观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结果责任）的区分为逻辑起点，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证明责任的涵义。
在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诉讼性质、结构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也有所不同，证明责任的概念也随着发生着变化。从诉讼历史上考察，最初提出的是“举证责任”，即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义务。早在古罗马法时期，就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实质上属于后来的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也是证明责任理论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的不断发展，两大法系都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在英美证据法中，证明责任由两部分组成，即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二者主要都是针对当事人而言，并不涉及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其中，提供证据责任要求当事人提供足够的证据，以使其主张的事实成立，进而获得对己有利的裁判，故又称为“推进责任”、“举证责任”等；说服责任则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裁判者信服其提供的全部事实而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如果当事人无法依证明标准卸除其所负有的证明责任，最终将要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说服责任又称“法定责任”、“最终责任”等。在刑事诉讼中，说服责任始终应由控诉方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可能由控方或辩方承担，并可在一定条件下转移。大陆法系的证据理论中，早期仅侧重于当事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来表述证明责任。1883年德国学者格尔查在其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将证明责任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并逐渐被其他大陆法国家所承受。所谓主观证明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负有的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存在的责任；所谓客观证明责任，又称结果责任，则是指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能得到证明，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的责任。可以说，客观证明责任才是证明责任的实质所在。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是由意大利著名刑事法学家贝卡丽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将无罪推定原则写入成文法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典，甚至上升为宪法原则，并先后得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一条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基于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也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然而，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特定情况下，被告人要负一定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对控诉方分主张进行反驳或者支持自己的主张。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实际上并不是目前理论界所津津乐道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或者说是“证明责任的倒置”，而是基于当事人一种“求胜的心理或者本能使然”，是当事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举证负担，即使其不能举证或举证不充分，也不能因此而让其负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诉讼中，控辨双方都有提供证据的行为，但其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控诉方而言，其提供证据是在实现证明责任内容的一部分，是在履行法定责任；而对于辩方而言，提供证据则是在行使辩护权时必然伴生的一种负担，是自愿选择的结果。
本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作为证明主体的有关司法机关与个人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公平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不仅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证明任务的完成及刑事政策的贯彻。
基于不同的证明责任理论体系，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存在着较大差异，然而，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均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始终由控诉方承担，刑事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义务。可见，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当然，对于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由立法作出明确规定。如此，才能保证证明责任的分配既能体现诉讼公正，又能提高诉讼效益，以便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