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四）法官证据上的责任不明晰
表现：法律规定了法官收集证据的义务。法官除居中裁判外还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危害：
1、既可以作为居中裁判者，也可以为控诉方代言，同时还可以为被告人辩护。这样一来，法官便具有操控整个诉讼的能力，不利于司法公平的实现；
在我国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具体而言，说服责任是指控诉方为了使法官相信自己所述的事实真实存在，进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即判定被告人被控罪名成立，所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否则，法官将认定被告人无罪。
（三）确立并明确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
提供证据的责任：
1、被告人基于推定而提供承担的提供证据的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即要求控诉方应对其主张被告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在法庭上不能完成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法官将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
（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考虑因素：
1、被告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1）人力、物力和财力薄弱造成取证的难易、深度和广度方面；
（2）检察院作为控诉方与法院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样造成了被告人与控诉方在诉讼地位上是不平等的。
2、具体个案中，法官对于由谁承担某项证明责任找不到相应的依据，进而出现类似情形，不同的个案结果；
3、控诉方怠于履行证明责任。
（三）不够重视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
表现：过分强调控诉人的证明责任，而忽视了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危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告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而与案件事实最为接近的恰恰是被告人，有的证据除了被告人别人无法知晓，由于被告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有时对于于己有利的证据也疏于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积极保护自身的权益，造成对被告人权益的一种损害。
我国在诉讼模式方面，虽然有职权主义和客观真实的影响，在控方先行证明犯罪事实成立后被告方又提出的辩护事由，只能算是一种线索，对此仍需由控方进行进一步的证明，法官也仅是提醒控方要注意这些事由，并不就是积极协同证明。因此，相对而言，我国控方对犯罪成立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
（一）公诉案件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公诉人应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当公诉人无法完成证明责任，或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而使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应当不支持公诉人的主张，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判决。
（二）自诉案件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三）被告人原则上不承担证明责任；
被告人没有义务使法官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况且“法律认定被告无罪的”或“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之时，法官应当作出的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判决，而非不利于被告人的不利判决。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
通说观点：证明责任应包括三个层面：（1）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就其事实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2）说服事实裁判者的行为责任；（3）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清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要求：主张事实的当事人应对其主张举证并承担证明不能的相应后果。
其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基于英美法系独有的犯罪构成模式：双层控辩平衡模式
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即积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意；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条件，也称消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否定犯罪成立），包括未成年、精神病、正当防卫免责等积极性辩护理由，如果行为人有这些辩护理由，就能阻却犯罪的成立。其中，前者体现为控方权力，后者体现辩方权利。
2、造成法官证据上的责任与控诉方、被告人承担的证明责任的界限不清，使得法官难以界定自己在诉讼中的职责范围，进而无法正确履行其该履行的职责。
解决措施
（一）加强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
1、设明示性专门条款
根据需要设明示性专门条款，可以明确证明责任分配之时应考虑之各要素，保障具体个案正义的实现。
具体做法：（有争议）
2、被告人举证受到限制——人身自由受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诉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1、法官必须对控诉方和被告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查、分析和求证；（不参与收取）
2、当法官未能很好地完成其所负之证据上的责任，其必然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法官承担后果的原因是由于其未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是基于对其未能正确裁判的一种否定评价。
（1）法律推定，主要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
Eg：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
（2）事实推定：
1）身体精神健全之推定：推定控诉方起诉每一个被告人的身体精神是健全正常的；
2）否定自杀的推定：推定任何被害人的非正常死亡都不是被杀；
3）因果关系的推定：如共同加害案件中，多名共同加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
（1）制定统一的民事刑事行政证据法；
（2）完善各自的诉讼法，分别将民事、刑事、行政证据法律制度尽可能全面的地规定进去；
（3）单独制定刑事、民事、行政证据法。
2、细化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
细化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规定，可以使得控诉方和被告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诉讼中所应承担何种之证明责任，进而正确地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实现诉讼之目的。
总体上来说，在两大法系国家，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在证明范围上，职权主义模式国家明显小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所应考虑的原则：
（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
所谓无罪推定，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有罪，且在诉讼中被告人首先被认为是清白的，即推定为无罪。
2、即便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较为粗略的，未加细化参与者具体应承担什么样的证明责任，往往需通过一定的推导。
危害：
1、缺乏明示专门条款的规定，会导致具体个案中，在考虑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时，出现“无法可依”之情形；
2、规定较为粗略，使得控诉方和被告人无法正确地认识自身的证明责任，造成诉讼双方无法正确地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
2、被告人主张存在阻却违法事由而承担的提供证据的责任
（1）受到强制的行为；
（2）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
（3）执行命令行为或正当职务行为；
（4）有合法授权或经权利人承诺的行为。
3、被告人主张存在有利于己的影响量刑的事实
4、被告人主张存在于己有利的程序事实
说服责任：
范围：部分说服责任；标准：优势证明
（四）明为两层内容：一是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辩方
没有这种责任；二是控方的有罪证明，应当是完全的证明。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然分析
英美法系：
控方先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基于本体成立要件的推定机能，其无需对被告人可能的辩护事由一一排除，而由被告人对辩护理由承担证明责任。
3、法官在决定证明责任分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控诉方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
表现：
1、控诉方自身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责，此种“一岗两责”；
2、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往往只存在原则性，无具体划分；
3、控诉方未履行证明责任时的责任不明确。
危害：
1、控诉方在法庭上履行证明责任时，处于一种高高在上之地位，使得原本就处于劣势的被告人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大陆法系：
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般就具有了违法性、有责性，控方一般只就构成要件符合性承担证明责任。但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基本获得普遍承认。根据这一原则，当控诉证据不足以使法官对被告人有罪产生“内心确信”时，法官必须判决被告人无罪，同时，由于职权调查原则的作用，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那么重要。
（二）进一步明确控诉方证明责任分配
1、明确提供证据的责任
（1）使得控诉方只是仅作为一方诉讼当事人参加刑事诉讼；
（2）明确划分控诉方与被告人的提供证据责任；
（3）明确控诉方未履行职责的责任，敦促控诉方更好地履行其控诉职能，以利于案件事实查清的角度出发。
2、明确说服责任
整个案件的说服责任应当由控诉方承担。
（四）法官不承担证明责任。
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并无自己的主张，也无须承担任何有利或不利的判决结果。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
（一）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过于简略
表现：
1、在我国刑法领域，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刑事程序法，都缺乏对于证明责任承担的明示专门条款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一般的法理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