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达省份

中国发达省份将“富可敌国”
人们描述中国增长使常常用北京和上海作例子。

然而正如汇丰全球研究部门(HSBC Global Research)一份长达250页的报告所言，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不局限于几座大城市，而是受到范围广阔的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推动。

其中的许多省份或许还不为西方人所知，但他们很快就会有所耳闻：汇丰预计，到2020年，中国至少6个省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赶上俄罗斯。

也许最让人惊讶的一个事实是，未来十年内，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河南这6个省份的年GDP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俄罗斯、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

不奇怪的是，这6个省份全都位于富裕的东部地区。

到2020年，还有10个省份的GDP会达到5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之间，其中一些省份位于中部（如四川）和北部（如内蒙古），它们将比肩印度尼西亚、南非和瑞士等国。

报告作者写道，中国会变得像“一个若干二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
西方人很少听说过的江苏省，最早将在2012年超越更为人所知的广东省，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省份，这恐怕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江苏省的名义GDP在2010年将实现17%的爆炸式增长。

许多世界领先的电子设备、化学品和纺织品出口企业都位于该省。

江苏省也是中国在过去4年中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省份，2009年达到253亿美元。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与其他省份不同，江苏省许多企业并非国有。

汇丰估计，江苏最大的企业中有将近80%为私营企业。

中国大型城市中最富裕的苏州就位于江苏省，该市以新加坡人设计的工业园区著称。

中国最富裕城市（任何规模）的桂冠属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该市位于传统上贫穷的中国西北地区。

鄂尔多斯2009年人均GDP达到了2万美元，主要归功于资源开采。

显然，中国各省份有着大量投资机会。

但投资者若期望利用这些机会而不受官僚作风干扰，他们恐怕会感到失望。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
“对于希望在中国达成商业交易的人，（本报告）给出如下建议：不要以为你只需要与北京的决策者打交道，还需要确保地方官员站在你那一边。

”
霸权轮回：该轮到中国了？谁也说不清中国，谁也看不透中国，但谁都在解读中国，谁都在预测中国。

1978年，当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不仅西方人，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

3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这列火车，虽然磕磕绊绊，虽然经历了许多危机，但居然没有翻车，反而越驶越快，让铁轨两边的旁观者看傻了眼，也让车上向外赏景的乘客闪昏了眼。

预测中国何时超过美国，如今已经成了西方经济分析师类似赛马赌注般的嗜好，每次预测都会缩短好多年。

最新的预测是美国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上个月的估算：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2年超过美国。

2012年？这么近？不是拐个弯就能到的吗？不是伸出手就能摸的吗？但那些花花哨哨的理论呢？那些婆婆妈妈的告诫呢？不是说没有文化的彻底改造、没有政治的配套改革，中国经济这列超载的火车迟早要出轨吗？不是说没有科学精
神的牢牢扎根、没有企业文化的深厚培育，中国经济这架过时的飞机不可能真正地起飞吗？但为什么如今这列火车仍在摇摇晃晃地疯跑、这架飞机仍在颤颤悠悠地高飞呢？难道早已成为笑谈的大跃进口号“超英赶美”，如今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难道中国真的时来运转，暴发户真的就要赶上老贵族了？海内外的学者也跟着凑热闹。

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去年出了新书《中国大趋势》，忽悠得中国人眼湿心热；英国的前马克思主义学者马丁·雅克也在今年专门推出了中英文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煽乎得中国人鸟飞雀跃。

《为何西方统治世界——暂时》便是当代无数试图解释东西差异、试图解读中国崛起的专著中最新的一本。

初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我刚刚读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时的我，对这类谈论谁在统治世界、谁将统治世界的书有些“反胃”，但看到该书封底推荐此书的人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学者，诸如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出于好奇，我开始阅读这本长达750页的历史书。

还好，这本书并非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赶时髦的应急之作；还好，这本书可读性很强，并无艰涩的学术术语堆砌。

该书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英文书名是“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目前尚无中文译本，为方便中国读者，我暂且给它起了一个不那么文雅的中文书名：《为何西方统治世界——暂时》。

在造成大半个伦敦城瘫痪的12月初的一场大雪中，我终于读完了这本的最后一章。

首先要解释一下，这本书说的“西方”是广义的，除了现代欧洲人或欧洲后裔所居住的国家之外，还包括古代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旧世界西半部的所有文明。

但此书所说的“东方”却是狭义的，主要指中国，最多再加上日本和朝鲜，但似乎不包括蒙古和东南亚诸国，更不包括印巴次大陆和中亚诸国。

虽然此书主旨并非预测中国何时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全书主题自始自终没有离开中国。

引言之初，作者虚构了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开入英国泰晤士河，清朝要员在伦敦干预操控英国内政，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则被迫离开妻子，出使中国，如同人质，长期被困紫禁宫，留起了辫子，潜心研习儒学。

但历史真相却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英国炮舰开进中国长江，阿尔伯特亲王未去中国，反而是一条北京犬被洗劫颐和园的英国军人带回家乡，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宠物，被女王赐名为Looty。

这位出生在英国的作者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19世纪的历史结局不是阿尔伯特亲王去中国，而是Looty 来英国？
从此，这个问题便像个幽灵，不时地出没于全书不同的章节中。

但作者的答案听上去却简洁明快：地理。

用如此简短的一个词，来概括一本750页的历史书，似乎有些不太公平。

虽然莫里斯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东西方文明差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的理论似乎并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

最近他在BBC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官方媒
体“人民网”也马上翻译转载，引发许多中英网民跟帖，此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更好地概括莫里斯的理论：“世界上的人群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为什么有些群体固守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其他群体却能建立帝国和经历工业革命呢？其原因与人种、信仰、态度或伟人无关，只与地理有关。

地理决定了社会如何发展，但是社会如何发展同时也确定了地理的含义。

”
具体到他在引言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地理因素使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轻易地跨越了长度只有太平洋一半的大西洋，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地理因素与社会发展互相推动，使英国最早实现了工业革命，最早实行了议会民主，最早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奥秘，最早成为了全球海上霸权，进而可以跨越半个地球，把炮舰开到中国长江。

老生常谈？多少有些。

如果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为英国为何打败中国、西方为何领先东方寻找原因，那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在这本书出版前，此类专著早已汗牛充栋。

这本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更多的是对西方人的一种警示：不要以为西方会永远领先，东方很快就会赶上来，换句话说，就书名而言，它的重点不在“为何西方统治世界”，而在“暂时”。

不过，莫里斯字典里的“暂时”一词，也是数百年，他的“长期”一词，则是一万六千年。

中国有个典故：坐井观天，印度也有个典故：盲人摸象，两者讲的都是空间上的错觉，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种错觉：时间上的错觉。

我们看不清藏匿在更久远厚重的历史尘埃中的长期走势，常常把“暂时”的文明消长看成是某种固有的、不变的、锁定的现象。

莫里斯试图克服这种“时间上的错觉”，他在这本书中努力穿越16000年的历史隧道，以更长远的眼光来把握历史的走势，独创了“社会发展指数”：用四个量化指标（1、能源获取；2、城市人口；3、信息技术；4、战争能力）来衡量不同时间点和空间点上的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并描绘了相应的曲线图。

初看这幅走势图，我也吃了一惊。

原来16000年的历史竟然可以如此“一目了然”！莫里斯深知他的曲线图一定不会十分精确，一定会引起争议，但他仍然认为，对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即使是有争议的量化标准，也要胜过那种毫无量化指标的、模糊的、文学化的定性描述。

根据莫里斯的曲线图，我们似乎终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出时间的“孤井”，摸一摸历史的“全象”了。

这个曲线图至少显示出两大历史走势：一、在这16000年中，无论东西方，社会发展在90%以上的时间内基本是水平线式的渐进发展，只是到了近几百年，才突然变成了垂直线式的突进发展；二、在这16000年中，西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领先东方，但大约在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西方领先时期。

而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数一直领先于西方，而西方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领先于中国。

莫里斯说，这个曲线图至少削弱了两个理论的根基：一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程度一直比东方高的“长期锁定论”，二是认为东方社会发展水平一直比西方高、西方在近现代超越东方不过是一种偶然事件的“短期意外论”。

所以，在莫里斯看来，西方才是“暴发户”，中国才是“老贵族”；中国人一直追求的“超英赶美”目标，也不过是回归数百年前的“正位”。

在西方，分析文明盛衰消长的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还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大卫·兰德斯的《富国穷国》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几本书我都有幸仔细阅读过，获益匪浅，但看完这些书，我仍然有一些不满足的感觉，仍然有一些疑问未获解答。

至少《枪炮、病菌与钢铁》与莫里斯的这本新书都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被人指责为歧视弱势文化或政治不正确，而不适当地低估了文化因素的作用？或者因为他们没有在东方文化环境中生活过，所以缺乏对东方文化保守性、压抑性的切肤之痛？而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文化，是否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进一步仔细阅读和研究了莫里斯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论述之后，我又感到，莫里斯所说的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指的是地理因素的初始作用：文化毕竟是后生的现象，而最初导致文化形成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在莫里斯看来，就是某一文明或文化所产生的地理环境。

莫里斯有一句话，反复在他的这本新书中出现。

这句话就是：“任何时代都会产生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大概可以概括他对文化因素作用的理解。

但文明兴衰是否由单一因素所决定？即使有相对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不是就是莫里斯所说的地理因素？人们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争论也一定会持续下去。

除了强调地理因素的作用之外，莫里斯还反复以文明核心和文明边缘的不断转换来解释文明的消长兴衰，颇有新意。

在他看来，人类最初有几大农业文明，都有其核心和边缘，其中尤以西方文明的核心转换特别频繁、剧烈——原来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后来转变为新的核心：“在旧世界的几个农业核心中，最西端的农业核心位于西南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的基础。

到了公元前500年，它已扩张到欧洲，其重心移至地中海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

到了公元1500年，它又进一步扩张，其重心移至西欧。

到了1900年，它再跨洋扩张，其重心移至北美。

”但莫里斯认为，东方农业文明的核心，则基本上在中国境内的黄河和长江之间转换。

根据莫里斯的说法，近现代全球化的出现，使得人类最初的几个农业文明核心全部转变成为西方工业文明核心的边缘，但昔日的几个边缘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参与全球化之后，也在变成新的核心：“在20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转而吸收亚洲的资源。

随着集装箱货船和喷气式飞机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一个小水塘，那些处于落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小虎，最后是中国和印度，纷纷成为更新的全球核心。

”
在他看来，古今所有文明的核心与边缘的转换，其原因都是地理因素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

当然，作为历史学家的莫里斯，也抵御不住偶尔兼职一下未来学家的诱惑——他在BBC新闻网发表的那篇文章中预测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可能会重新安排全球核心和边缘的分布：“当我们步入21世纪中叶之时，权力和财富将跨越太平洋，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
可惜的是，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研究领域似乎是过去，而非未来。

在莫里斯这篇文章后，第一个跟帖的英国读者这样写道：“我岁数比较大，还记得地理学家
和历史学家唱衰亚洲、预测非洲复兴的时候。

”
一、企业宗旨
企业作为从事经营活动的社会单位，对内、对外、对社会、对国家都承担着责任和义务。

企业宗旨是企业存在于社会的主要目的，意图和志向是企业的最高理想，因此，企业宗旨的设计必须能够显示企业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

对内，他是引导和规范企业和企业员工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外，他是企业向社会发出的宣言和承诺，反映了企业存在的价值，是引导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如：光明电力集团的企业宗旨：动力永恒，创造繁荣。

表明光明的发展生生不息，通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带来繁荣、发展和幸福，这是光明人坚贞不渝的情怀，也是光明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企业目标
企业目标就是实现其宗旨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没有目标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

美国行为学家j.吉格勒指出：设定一个高目标就等于达到了目标的一部分。

气魄大，方可成大业，起点高，方能入高境界。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优胜劣汰是唯一的法则，企业不进则退，只有那些具有远大目标的企业，才能长盛不衰。

上海大众的企业目标：不断创新。

天津中远公司的企业目标：创国际一流企业，跻身
世界500强。

长安汽车的“三三三”目标:
创造名牌，推出名人，争当知名企业的“三名企业”；
降低成本，激活资本，以人为本的“三本主义”；
用好权利，获取智力，开发潜力的“三力思想”。

四通公司的企业目标：中国的IBM，世界的四通。

方圆集团的企业目标：双业拓展，永创一流。

表明方圆致力于建材主业和多经辅业的共同发展，并以创造一流企业为目标，显示了方圆人不甘落后，自强不惜的精神和永创辉煌的远大志向。

三、企业使命
企业使命即企业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使命感是激发自觉性的强大动力。

如著名的蓝天集团就把“为社会进步注力，为员工生活添彩”作为企业的使命。

以“二为”为蓝天企业的使命，是企业一种现实选择，也是企业实现宗旨和目标的根本保证，企业的发展要依靠企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企业的发展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的发展是一种与社会、客户、员工的良性互动，相互协调、和谐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