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中国和印度经贸合作的建议

深入推进中国和印度经贸合作的建议作者：黄征学潘彪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18期中国和印度是比邻而居的两大文明古国，双方拥有长达数千年的交流历史，长期秉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结下历久弥新的传统友谊。

中印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特别是印度人口规模仅比中国少4700多万人，平均年龄26岁，发展潜力巨大。

积极推动中印两国建立紧密友好的双边关系，切实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不仅能够显著拉动双方经济增长，共同为两国人民谋福祉，而且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近些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在商品贸易、直接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经济对话与合作机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整体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的统计，从2010年至2017年，中印双边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617.6亿美元上升至843.9亿美元，增长了36.6%。

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规模从409.1亿美元上升至680.4亿美元，增长了66.3%;中国从印度的进口规模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先是从2010年的208.5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117.6亿美元，而后又快速回升至2017年的163.5亿美元。

目前，印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第七大产品出口市场，和排名第25位的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四大出口贸易对象。

从贸易差额来看，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且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贸易差额从2017年的200.7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517.0亿美元，增长了1.57倍。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双边商品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比较稳定，长期以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等制成品为主，两者的出口占比超过60%。

以2017年为例，中国对印度出口排名前五位的商品大类分别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普通金属及制品、纺织品以及塑料、橡胶及制品，出口贸易规模（占比）分别为340.7（50.1%）、97.4（14.3%）、51.5（7.6%）、43.1（6.3%）和29.7（4.4%）亿美元。

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近年来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2010年以前，中国从印度进口的矿产品一度占比超过60%，目前已快速下降至不足20%，普通金属及制品、陶瓷和玻璃两类商品的占比则不断增加，2017年这三类产品的进口规模（占比）分别为30.3（18.5%）、29.6（18.1%）和26.5（16.2%）亿美元（表1）。

（二）双边直接投资稳步增加境外直接投资是比单纯的商品贸易更为深入的经贸合作方式。

总体而言，从2010年以来，中印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增加，但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单个项目投资规模仍较小，缺乏集约式投资，投资模式和领域都较为单一，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并不相称。

一方面，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并不稳定，年际间的波动很大。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流量从2010年的0.5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7.1亿美元，是近几年的顶峰，随后下降至2017年的2.9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82.9亿美元，对印度投资占比不到0.2%。

从投资存量来看，截至到2017年末，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存量为47.5亿美元，是2010年的近十倍，但在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也仅为0.23%（表2）。

就具体的投资行业来看，中国在印度投资的以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行业为主，2015年中资企业投资者参与两个行业的比重分别42%和25%，其次是电信（9%）、医药（8%）和石化（8%）以及信息技术（4%）。

在传统产业领域，广西柳工集团和三一重工等重装制造企业、美的与海尔等白色家电企业都在印度取得了长足发展。

近年来，新兴产业开始成为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的热门领域，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手机制造、电商等领域的投資快速上升。

阿里巴巴在印度投资了数字支付、电子商务和物流领域;小米在印度手机销量排行榜上名列首位，占30%的市场份额;华为手机、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也在印度手机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

除直接投资以外，印度还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承包工程以电力、通讯、高速公路项目为主，2011年中国对印度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4.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之后不断下降，2017年完成营业额仅24.6亿美元。

另一方面，从印度对中国的投资来看，印度在华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从2013年起开始快速增加，但投资规模的增长幅度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偏小。

具体来看，从2010年至2017年，印度每年在华设立的项目数量从90个上升至281个，投资规模从0.49亿美元上升至1.58亿美元，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与中国同一时期引进外资的总规模相比，仍然占比很小，2017年来自印度的直接投资只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12%。

（三）经济合作机制日益完善近年来，两国通过建立广泛的对话和合作交流机制，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开展了深入的经贸合作。

在双边交流方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11年，迄今已举办6届，双方主要在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双边关系及务实合作等方面展开对话与交流。

通过对话，双方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节能环保、能源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并就投资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沟通，推动了中印经贸合作的深化。

在多边合作方面，2017年印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这为中印经贸合作的深化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障;中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也一直与印度保持积极沟通，在货物、服务和投资三大领域双边市场准入开展了深入磋商，2015年9月达成重要共识，计划取消双边贸易中42.5%种类商品的进口关税。

更为重要的是，中印之间开展了深入的产能合作。

印度是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对象，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政府在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達成合作意向。

目前中国在印正在建设的产业园区有两个，包括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开展的古吉拉特邦电力产业园区项目和北汽福田牵头开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汽车产业园项目;在铁路建设方面，中印已就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铁路提速项目达成共识。

2016年10月，两国还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原则声明》，明确了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重点。

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为中印经贸合作提供了资金支持。

印度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设立亚投行的直接受益者。

截至到2019年5月，印度获批的亚投行贷款项目9个，贷款总额超21亿美元，涉及能源、饮水、金融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为印度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有力地改善了市场环境，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经贸合作奠定条件。

（一）贸易结构性失衡引发双边摩擦不断2006年之前，中印贸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随着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持续增加，印度对中国的贸易开始出现逆差，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为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印度不断对中国产品施加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双边贸易摩擦不断。

据统计，从2000年至今，印度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共249起，仅次于美国。

然而，中印贸易失衡主要是源于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偏好，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出口印度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而印度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产品在印度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而印度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则相对较弱，由此产生的贸易不平衡是一个连续的、难以短时期解决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印双方做出了积极努力。

印度在2017年调整了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开采和出口政策，削减了出口关税，这有助于扩大其对华出口;而中国自2018年6月开始陆续放宽了对印度大米、肉类、非专利药品的市场准入限制。

（二）地缘政治紧张为经济合作带来阴影长期以来，由于中印边界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双方缺乏政治互信。

进入新世纪以后，两国共同面临的崛起压力更加剧了政治上保守和敏感，给双边经济合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印度方面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映。

一方面，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有一定的市场，印度政府和部分民众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威胁，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季风计划”。

另一方面，受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印度希望从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推动国内产业发展。

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印度选择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主动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对中巴经济走廊持抵制态度。

为增强两国互信，消除政治关系给经贸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自2017年6月的“洞朗危机”以来，中印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厦门、武汉、青岛三次会晤，就两国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进行交流，并积极推动相关协议的签署，有意识地保持和睦的合作关系。

（三）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商品和要素流动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活动顺利运行的前提。

印度基础设施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印度商品出口以及中国对印直接投资。

2017年，印度人均GDP与2005年的中国接近，但基础设施水平仅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公共交通、能源电力、供水设施和通信设施等领域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印度运输效率不高、铁路老化落后，电力供应缺口较大、电网输送损耗大，水务和污水处理体系不完善，移动4G业务仍未普及。

这些问题既限制了印度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使其资源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同时还挫伤了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

近年来，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度制造”计划，重点吸引外资在电力、能源等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图补齐这一短板。

（四）营商环境欠佳抑制了中国对印投资积极性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2018年印度的营商环境相比前一年有大幅改善，排名从第100位上升至第77位，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总的来看，印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高、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信息透明度低、腐败问题严重。

法律、税收等管理体系复杂，企业融资和运行成本都比较高。

市场主体普遍缺乏契约精神，交易对象和合作伙伴不稳定，信用环境亟待改善。

此外，印度还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使得企业资金进出印度都比较困难。

错综复杂的法律、投资政策、税收制度、外汇监管措施不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使得目前中资企业在印度生存中面临诸多困难，抑制了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