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滨大楼旧忆

河滨大楼忆旧文/张以晶在上海苏州河北岸，距外滩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公寓大楼，叫做河滨大楼。

关于这座楼的兴建，时光要倒推86年，1931年由当时上海的房产大亨，英国犹太人维克多﹒沙逊出资建造，于1935年竣工投入使用。

大楼为8层，按英国人习惯底楼算G楼，第二层才算1楼。

大楼顶楼南面小花园转角处有个塔楼，分别有8、9楼二套住宅。

标准层有32套住宅，分布在长长的S形的走廊两边，朝西一排佣人房，面积狭小、设施简陋。

当时入住的租房人多为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外侨，欧美一些公司也纷至沓来，租用河滨大楼办公，有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米高梅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雷电华电影公司、联美电影公司，以及英国鹰狮电影公司。

解放后，外侨和洋公司陆续撤离回国，居民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也有部分原工商业者、艺术界人士。

外滩和苏州河1956年上海市委为解决知识分子住房困难，我们全家搬入父亲单位分到的一套河滨大楼2室户住宅，我2003年搬离大楼，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

这套房子有个大阳台，面向苏州河，视野很开阔，河南路桥、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外白渡桥，从西向东尽收眼底。

记得很小的时候，经常趴着阳台栏杆，眺望沿河景观，远处是外滩万国建筑群美丽的天际线，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金字塔顶、海关大楼。

高高的海关大钟指针清晰可辨，报时的钟声顺风传过来，不用看家里的钟表，也能知道时间。

和平饭店与中国银行高度之争还有个故事。

和平饭店原来称沙逊大厦，1929年由沙逊建造，中国银行大厦建于1936年，设计高度34层，比沙逊大厦高的多，据说因沙逊干涉，中国银行大厦改了设计，只盖了17层，比沙逊大厦低了60公分。

原本这楼高之争过去了几十年，也算烟消云散了，可到了70年代，和平饭店整修屋顶，等拆去脚手架，我在阳台上观望，发现和平饭店的尖顶被削去一块，反倒比中国银行矮了一点。

脚下的那条苏州河，与大楼的居民朝夕相处。

河上往来的各种船只，木头船由船工摇橹前行，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苏州河涨落潮时，水流加快，逆流的船除了摇橹，船工往往需要撑竹嵩助力。

船民大多以船为家，一家大小长年生活在水上，太小的孩子为防止落水，都在身上背一个葫芦或拴一根带子；不时有小火轮拖着一溜驳船经过，小火轮是原始的蒸汽机动力，有高高的烟囱，从帆布顶棚上伸出来，每当经过桥洞前，船上的人就把烟囱放倒，等过了桥洞以后再立起来，烟囱冒着黑烟，船只交会或者转弯，小火轮响起尖厉的汽笛声；河中有时还有长长的木排，船工摇动船橹慢慢行进。

钟声、汽笛声、摇橹声，对岸码头搬运工人的号子声，甚或夜晚水浪的拍岸声，种种声音交汇在苏州河上空，形成特有的一种城市旋律，对于我们临河而居的人来说，是再也熟悉不过了。

大楼细节点滴河滨大楼建筑有一些细节处理，比如公共空间的外窗，用的是内夹钢丝网玻璃，这种玻璃一旦破碎时，碎片不会掉落；所有的外墙窗户，窗扇都有铁链固定在窗框上，防止铰链断裂时窗子掉落。

进户门下部设置了一扇小门，可从外面用钥匙打开，是为送奶工取放牛奶瓶用的，50年代后大概就再不用了。

记得那时早上如果起来的早，门外公共走廊里，每家门外靠墙根，都摆放着清晨送来一瓶瓶新鲜牛奶，也从来没听说过谁家会少掉一瓶。

每套公寓除了设置门铃按钮之外，套内房间也各有一个电铃按钮，用于呼唤佣人。

在厨房安装有电铃（蜂鸣器），还有个长方形铁盒，上边有一小玻璃窗，里面排列着1到5的数字，当电铃按响时，对应的号码落下来，就知何处有人呼唤。

大楼的自然通风，设计上也具有独到之处。

比如公共走廊的采光空间、楼梯间有外窗，在每户与公共走廊之间的墙上，掛镜线上面，开有气窗。

夏天，通过这些窗，长长的走廊形成空气对流，俗称“穿堂风”。

居民大多也会把大门打开，坐在门口乘风凉，穿堂风习习吹来，邻居也乘此机会聊天。

邻里关系也非常融洽，你家烧的绿豆汤端来一碗，我家切西瓜也送去一角。

时常还会有“棒冰吃伐，棒冰！光明牌赤豆棒冰！”的叫卖声，伴随着木块敲木箱的“笃、笃”声，从走廊远处传来，家里小孩子就开始缠着大人讨钱了。

屋顶防空部队50年代时，为了应对可能的空袭，曾经在大楼屋顶，驻扎了一个排的解放军防空部队，大概有三、四门高射机关炮，通过718室外面走廊的窗口，可以看到机关炮的四联式炮管，平时是用炮衣盖着的。

部队的营房，就是屋顶塔楼中的8楼一套公寓，这个套型还有9楼，仅此2套。

念小学时有个同学家住9楼，曾经到她家客厅里的学习小组做功课，因为是塔楼，四面有窗。

部队每周有一天，在营房客厅里放映电影，向居民开放，当时尽是些孩子去凑热闹，地方不大容纳有限，连演多场，仍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8、9楼是没有电梯通达的，要从7楼718室外面公共走廊凸出部位，一个弧形楼梯上去。

记得为了看电影，我也去过一次，楼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等在门外排队，挤得水泄不通，大呼小叫的，我到最后也没能挤进去。

唯一一次进解放军营房看电影，是上217室幼儿园时，由老师带领我们去看的，我还依稀记得看的是王心刚主演的《寂静的山林》。

鲁迅、谢晋元到过河滨大楼二年前的一天，参观重新整修后的鲁迅纪念馆，从展板上一张照片的说明获知，鲁迅先生1933年9月5日，到河滨大楼会见了出席国际大会的法国代表。

但展馆中未见更详细记载。

原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凌月麟专长鲁迅研究，他写的一文《鲁迅先生在上海活动场所调查之三：河滨大楼》中披露：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上海秘密举行，鲁迅先生是名誉主席，但他因故并未出席会议。

会议之前，鲁迅先生会晤了参加会议的法国代表、著名共产党员、作家古久里，在《鲁迅日记》中记载的日期是9月5日晚上。

另据参与组织“世界反战远东会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的回忆，此次会见是在上海主办“中国论坛报”的美籍新闻工作者伊罗生的寓所，即河滨大楼3楼某室。

我发现，据记载此次会见是1933年，而河滨大楼是1931年开建，1935年才竣工，难道一边建造一边就有租客入住?不解之处留待进一步查考。

抗战英雄谢晋元也来过河滨大楼。

1937年10月31日凌晨，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八百壮士，接到最高统帅部撤退命令后，按计划全部撤退至公共租界的中国银行仓库，负责安排的万国商团英军司令马飞少校，先请谢晋元在仓库办公室稍事休息，后又陪同谢团长乘车沿北苏州路往东，前往河滨大楼三楼一间事先准备好的房间休息。

当时情况是，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谢团长作为四行仓库守军指挥官，可以说是非常疲惫，心情也很差。

因为从他接受保卫四行仓库的任务起，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与部队讲话时说，要把四行仓库当做坟墓。

接到撤退命令，谢晋元是不肯撤退的，与88师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张柏亭在电话中，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最后经冯张二人轮番劝说，只得接受了撤退命令，这是其一。

其二，当部队撤出进入租界后，英军就以租界持中立立场，避免给日本人以口实为由，要求中国军人交出武器。

谢团长深知，武器是军人的生命，一旦失去意味着将任人摆布。

部队与英军对峙一个多小时，仍不愿交出武器。

参谋长张柏亭赶到现场，考虑为使撤退顺利进行，劝说谢团长按租界要求办，谢团长无奈只得服从。

谢晋元团长一定想到，堂堂中国军队，到了租界，竟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感受到在战场上都未曾有过的屈辱，心情之差可想而知。

到了河滨大楼休息时，英军马飞为谢团长准备了点心，谢团长只是推说，不要了，我也不饿。

早上8点多，马飞又按计划陪同谢团长前往市中心的跑马厅，几百名战士也乘卡车跟随前去。

谢团长的担心果然成为事实，英军在日本军队的压力下，没有遵守承诺把四行守军送往市西归队，而是送到了胶州路上的“孤军营”禁锢起来，谢晋元团长最终惨死于奸细之手，300多名四行勇士被日军分送多地做劳工，其中许多人客死异乡。

当年谢晋元团长在河滨大楼短暂的停留，为这幢建筑的历史，又添加了重重的一笔。

我们现今怀念这位抗日英雄，不能忘记这段沉痛的历史。

河滨名人河滨大楼住过一些名人，有几位我曾有过接触。

吴青霞（1910—2008），江苏常州人，著名的画家，早就以“鲤鱼吴”蜚声海上，她画的鲤鱼在纸上活龙活现，像在水中游一般。

吴老与我家只隔了几个门，我妈与她蛮熟络，经常也会去串门，吴老有时也来我家和母亲聊天，我去过吴老家里，在她家走廊，挂着几幅她的画作，每次去就像欣赏画展似的，慢慢浏览一番才肯离开。

吴老一口常州话，看上去就是个普通老太太，和她说话感觉很亲切。

后来知道吴老是我们民革党员，她对党内工作也很是热心。

吴老的先生吴蕴瑞，是我国著名的体育家，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任主任。

是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院校上海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的创始人。

吴老先生与徐悲鸿是至交，受徐影响，吴老先生也喜爱上了绘画。

因吴老先生去世较早，我对他没有印象。

徐之河，1917年生，浙江江山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民建会员，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是原民革上海市委厉无畏主委担任所长的前四任所长。

1942年重庆中央大学毕业，进入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后留学美国，获沃顿商学院MBA学位。

回国后曾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1958年调入上海社科院。

他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1988年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台上，顶着巨大压力发表题为《推行租赁、股份制，增强企业活力》的发言，紧接着他上台发言的另一著名经济学家针对徐老等提出的改革意见，指出这是个“挖社会主义墙角、推行私有化的主张，十分有害”。

徐老的夫人得知后担心他再次受到批判，但徐老坚持自己观点，又多次著文提出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具体意见，建议从速成立证券交易所、制定《公司法》《证券法》。

为我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徐老的夫人毛女士，与我母亲很要好，聊起各自先生过去的单位，同是资源委员会下属机构，抗战时期分别迁到重庆、昆明，颠沛流离，生活动荡。

相同的经历，让两家人也觉得很投缘。

恰巧我父亲昆明中央机器厂老同事、老邻居，解放初在上海仍是老同事、老邻居的朱广颐夫人欧阳女士，是和毛女士同一中学、同为俄语老师。

以前欧阳女士来我家，总和我母亲一起去看望毛女士。

有时我也跟着一起去徐家，徐老夫妇都是很随和的人，我称他们为徐伯伯、毛阿姨，在楼下大堂碰上他们总会笑呵呵地和我聊上几句。

徐老现已101岁高龄，因病长年住在华东医院，但思路仍很清晰，记忆力也不错。

可惜的是毛女士于2003年、他们在美国唯一的儿子于2015年先后去世，徐老目前由一位侄子在照顾。

徐老去年还出版了他的新书《百岁回眸：变迁与求索》，书中回顾了求学、订婚、结婚、留学、工作、退休，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唐振常（1922-2002），四川成都人，上海史专家，燕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的《大公报》任记者、编辑，1953年以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文汇报》文艺部主任，1977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