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转型模式

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转型模式

2012年06月25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文杂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中国改革开放演绎出世界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转型国家社会发展轨道的转换不仅是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也是战术策略选择的挑战，是制度体系“华丽的转身”，浓缩漫长的人类社会变迁于“惊险一跳”。中国33年的改革已使国家治理走出计划经济集权体系的“政府全能主义”模式，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发展轨道，然而，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换摩擦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秩序混乱是所有

转型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如何在制度转换中继续保持秩序、持续增加改革动力对于进入到转型“深水期”的中国意义非比寻常。“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中国社会的高效与和谐发展。

一、从集权到自由的转型：大爆炸、休克与陷阱

1.激进转型的思想与“休克疗法”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时代，以“全能政府”“有形之手”全面控制社会资源配置，取代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与供求竞争这只“无形之手”，这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其一、政府的作用被空前强化，从宏观到微观，贯穿社会各个层面，以政治中心

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思想的全面控制，导致转型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畸形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整体失败。其二、计划经济效率的持续衰减。对此，科尔奈曾尖锐地指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宏观和微观供求之间普遍存在长期性失衡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典型现象，其关键性缺陷是国有财产制度的非人格化，并由此形成最普遍的“短缺”特征，形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各类摩擦，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而造就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则是表现为“善意”和“强制”规定的“从80年代末开始，以科尔奈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其理论根据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效率追求之间的矛盾分析，认为前者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经济上强弱团结原则;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长期利益保障等安全原则，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制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匈牙利1968年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1973-1979年再度集权化则被视之为“将公有制和市场化相结合而遭到的失败” 的实践证据。就此，科尔奈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体制与理论体系：既能够维护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且同时保证高效率，两种制度体系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建议采取“一揽子”市场化的措施。这是包含着激进色彩的市场化方案，意在避免七、八十年代初苏东国家出现的体制摩擦和体制复归的现象，实质上是一种“(两种制度的)制度转型论”。萨克斯(Jeffrey Sachs)早在前苏东各国1989-1991年的

改革初期就提出过“大爆炸”(Big Bang)理论，主张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尽可能快地同时作到下述五点：宏观经济稳定，这要求财政紧缩和平衡;大部分物品价格自由;经常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网;私有化。其同道者许诺，实行这一战略会很快带来经济繁荣。

相比于这些转型理论学说，“华盛顿共识”则实质性地推动了苏东的社会实践。“共识”及所依据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力推介的交易自由化、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产权界定、企业私有化、紧缩财政、放松管制、最小化政府等主张，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向转型国家显示出“标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共识”秉持如此信念：“一旦确保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的社会内部组织出现，一旦一种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设施形成，一旦社会向它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提供作为世界经济参与者的平等机会(无须任何会议去讨论实现这后一个目标的方式)，繁荣就会到来。”遵循这一训导，大爆炸式、激进的、休克式转型运动大规模展开，苏东欧等国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改造，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导向得到实施，并在大约十年中初步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

2.激进转型的综合绩效

然而与激进派的乐观预期不同，“休克疗法”给苏东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政府在转型中“急流勇退”，社会秩序全

面破坏，激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运动在缺少制度约束的“真空”中运作，出现了大规模经济滑坡和社会动荡，社会陷入到转型困境。具体表现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去分析。

经济层面，表现为混乱的体制秩序，私有化并未带来高效率。集权式计划经济与自由化市场经济两种体系的快速转换，并未给制度博弈主体留下适应的空间与机会，混乱规则导致各种经济行为失范甚至经济犯罪盛行，不仅未达到提高企业治理绩效、巩固国家经济实力的目标，反而是商业欺诈层出不穷，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泡沫经济、黑色经济、地下经济、影子经济盛行，国家税基遭受损害，资本外流、人才外流严重，新兴中小私有企业十分脆弱。

政治层面，“最小化”政府的转型策略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能力，保障社会最基本安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不断削减，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受到广泛置疑，而政府官员与国内外垄断资本联手所孕育的“权力资本”则大行其道。与此相应，法律的公正性受到挑战，主导市场交易规则的“潜规则”大量滋生甚至转化为“公开规则”，相互抵触的法律及有效实施机制的匮乏使政府的宏观控制与法律社会协调功能失效。

社会层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激进转型形成了“精英-大众”的极化且脆弱的社会结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愉快合作”的结果是向社会公共财富伸出了“掠夺之手”，勾结瓜分公共资

源。两种体系的破立之间，在造就了一批“新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新穷人”，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众的愤懑与怨恨普遍但无力，维系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控制体系瓦解，协调功能急剧下降。

推荐者承诺的“即将到来的经济的繁荣”没有实现，经济衰退与崩溃、社会动荡与焦虑、国家分裂与阶层对抗等核心词汇却是转型绩效最恰当的注解。到90年代末，大部分苏东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提高社会生产率，反而使之降低，非但未增加社会财富，反而使之减少，许多国家陷入到严重的“转型衰退”之中，衰退程度甚至超过了“大萧条”时期西方国家的衰退程度，这正是大爆炸式“休克疗法”的经典之作。斯蒂格利茨对此评价到：“更富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他指出，转型并未给苏东欧国家带来繁荣昌盛，而是经济萎缩、贫富极化与贫困上升(以每日四美元为准，从2%上升到接近50%)、缺少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共识，使这些国家“处于不折不扣萧条中的国家”，成为资本“只进不出的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