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成本控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成本控制如果不谋求最低成本的支付，如果不控制改革的成本，国企改革就寸步难行，产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就无法推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就无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必须要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降低国有资产置换的成本，使国有资产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置换，以最高的效率进行运转。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说是对人民的财产负责，对国有企业负责，对国有企业的职工负责，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负责。

在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令政府包括部门、控股公司挠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有资本顺利退出。

而改革是否顺利，社会是否稳定，生产力是否持久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三年目标能否实现，最终归结到改革成本控制这个问题上。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来取得改革的收益。

没有一笔额外的支付成本，国企改革的收益是难以取得的。

笔者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就如何控制国企改革成本谈几点看法。

一、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因素分析国企改革的成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搜索成本，就是为寻找把国有资产交到谁手里运行效率可以达到最高、放到什么地方所要支付的成本最低；第二类是转型成本，即从原来纯国有的企业转变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的甚至是个体私营、中外合资的新体制，要付出的转换成本；第三类是新机制建立以后所要付出的运行成本。

（一）影响搜索成本的因素。

一是改革程序还比较混乱。

在国企改革中，没有像厉以宁教授所讲的那样“靓女先嫁”，而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先把亏损企业、困难企业推出去，但事实上又因为资产质量太差很难推出去。

而且还带来了机会成本的损失，使原来较好的企业延误了改革的时机，也陷入了困境。

二是资产置换的开放度不够，封闭性太强。

企业资产只允许本企业职工买断，而不让外人购买，“肥水不流外人田”几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行动准则。

封闭搞改革意味着会滋生腐败。

必须公开拍卖转让资产，让市场来定价。

三是资产整体流动性很差。

本来甲企业资产与乙企业资产是可以进行交换的，但由于部门分割、地区分割、债权股权担保的分割，使得资产无法流动，无法进行交换。

改革中的磨擦系数很高，就使得搜索成本很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益大大降低。

（二）影响转型成本的因素。

一是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区别不同性质的资产。

资产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形态，处理方式也应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不能区别对待，从而影响改革深化。

二是资产置换的附加条件过多。

资产置换最大的附加条件，就是要求新企业安置原有企业的职工。

这样的劳动力负担让购并企业无法承担，这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三是管理部门的利益冲突所带来的成本。

企业要改制，必然需要重新办理土地证、房产证等一切的证件。

办这些证照，相应的管理部门都要收费，这些税费每项都占了总价格的百分之几，积累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这让人怎么操作？改革也就难以推进。

（三）影响运行成本的因素。

实践证明，产权制度改革只是为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基础条件。

产权制度与最大可能的配置效率之间还有一个实现的过程，这就是运行成本。

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也颇多。

一是思想观念因素。

在思想观念中，往往有一种成份歧视的因素，认为个体私营经济怎么能来兼并“正牌”的国有企业。

还有的是地区歧视，认为是外地乡镇企业，或过去是本厂扶持起来的“儿子”“孙子”企业，怎么能来兼并我。

这样就会造成许多工作中的冲突，使得企业运行成本很高。

二是不可预见性因素。

一个企业出售以后，就像当初一个苹果卖出去时外表是好好的，接过去吃时，才发现里面都是烂洞。

净资产变负了，有利润的变亏损了，产值也是虚报的，漏洞一大堆，什么担保、拖欠、借款诸如此类的出血孔很多，七窍流血难以医治。

三是决策分散和分红期望值过高。

特别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现在最大的障碍是职工把入股视同集资。

一些职工根本没有当股东的概念，明明企业的利润率达不到或者亏损，也会一致投票要求今年分红要达到10%，结果就把好端端的一个企业的血都给抽光了。

二、降低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基本途径（一）规范资产交易方式要使国有资产能够公开交易，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投资合作对象或购买者，并规范交易方式。

这样就能降低改革成本，国有资产不易流失，这是不证而明的道理。

前段时间，杭州市粮食局把一批粮站进行拍卖。

这些粮站可以说是资产质量很差，要人才没有人才；论资产，没有什么好的资产；论规模，这些店都是小规模的；论负担，每个粮站要负担几十个职工。

所以这些资产一个闪光点都没有，怎么改？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封闭改革。

比如列出一张单子，由财政补贴几千万元，把这些职工安置好了才能推进改革。

第二种办法是把这些店的房产证、土地证都办好，然后拿出来拍卖。

显然，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杭州市就按第二种办法改。

按照土地基准价算，估计大体可以卖400万元，但结果卖出了900多万元，翻了一番多。

原来400万元就可以安置好这几个粮站的职工，现在多出的500万元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的国企改革，这样改革的总成本就降低了。

思路一变，结果大不一样。

从杭州经济的整体来讲，好处更大。

如果把这些店面交给一个只能经营粮食的内部职工，他一年的销售额只有10万元，税收也只有几千元。

现在拍卖给外来的经营户，他的销售额可以做到100万元，这样政府就可以收几万元的税，税收增加了10倍。

这无论从微观上还是从宏观上来讲，资源配置效率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过渡时期，只有通过资产变现来把职工安置好，把过去拖欠职工的工资、医疗费予以补发，才能平稳过渡，资产也能发挥出高效益。

所以，规范国有资产交易的方式很重要，要把资产转到最有经营能力的人手中，转到出得起最高价格的人手里。

他有这个金刚钻，才敢揽这个瓷器活。

（二）规范不良资产核销的标准和程序不良资产怎么核销？库存品、应收帐款怎么核销？过去都是通过找关系、找门路，讨价还价，互相谈判扯皮，然后才把国有资产的价值定下来。

把许多精力和时间花在谈判扯皮上，增加了许多机会成本，浪费了许多解决处理问题的时机，失去了发展和改革的机遇。

为此，杭州市规定了应收帐款处理办法：就是以1998年12月底为时点，一年以上、两年以内的应收帐款核销20%，两年以上、三年以内的应收帐款核销40%，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核销75%.按这样的方式核销，就无需讨价还价。

这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对应收帐款一一进行具体清算的时间，而且还可以找回许多发展机会，杜绝了以经营者与领导的关系来确定核销比率高低的做法。

（三）规范经营者期权设置方式企业进行改制，经营者必须要持大股，一般占总资产1 0%—30%是比较合理的。

但实际上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因为总股本比较大，要求经营者持大股，达到这个比例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没钱入股怎么办？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设置不同期权。

对此，杭州市对企业期权设置作了规范。

具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盈利的企业，就是利润达到平均利润率或超过平均利润率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股份很值钱。

对这类企业的所有股份，经营者、职工必须以实到现金全部买下来。

如青春宝集团、民生制药厂这些企业的改革很顺利，就是因为职工愿意出钱，这些企业如再搞虚拟的股份就不应该了。

第二类是微利企业。

这类企业，如按照老体制，经营者出资投入还不如存银行合算，怎么办？就允许给其设置一定的期权。

因为这类企业按照新体制运行肯定是会有利润的。

如少数职工入股确有困难，经职代会通过可以减半，也可以免除。

第三类是亏损企业。

对这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的改革，给经营者和职工都设置期权，允许经营者首期出资30%或者50%，余下的股份按既定价格在三或五年之内分年度买下来。

职工也一样，首期出资30%或50%，以后每年分期买下来。

这样职工的首期出资比例较低，降低了职工的出资难度，不利的一面是职工开始经营的风险程度没有前两类企业高，但也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职工的实际承受能力。

（四）规范职工身份置换的标准和方式对职工身份进行置换，不是杭州的发明，而是全国人民的创造，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宝贵财富。

杭州市对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工龄置换标准是每人平均1.5万元。

当前，一些人对工龄置换后实施1：1配股的政策争议较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让职工承担风险。

这是谬论。

国有企业改革是依靠工人民主改革的过程，第一步对职工工龄进行置换，第二步让职工推选核心层，第三步由核心层推选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第四步由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再推选主要领导。

个人出资的比例也是步步增大，核心层要比职工高1—2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要比核心层高1—2倍，总经理应该比董事高1—3倍。

如果基本骨干职工不出资，那上面由谁来出资呢？如果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进行工龄置换无偿得到股份后，不进行1：1的配股，会导致因配股扩大化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此外，如果没有一定的现金流量，没有1.5万元的配股资金，许多企业就根本无法运转，最后会导致原来量化的1.5万元资产有可能也随之消失，现实就是如此严峻。

实际上，这1.5万元的配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工支付成本，因为原来配股量化的1.5万元是封闭运作的，如果按照市场公开操作的话，其价值起码在3万元或者5万元。

（五）规范各种提留和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什么是非经营性资产？哪些应该剥离？哪些应该提留？哪些不应该提留？提留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这些不能变成个别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应该有个规范的措施。

为此，杭州市已对从净资产中提留资产项目的顺序作了明确规定：（1）离退休职工的医药费；（2）精神病患者和绝症病人的各项补助费；（3）富余职工的安置补偿费用；（4）担保资产；（5）职工工龄置换；（6）其他资产。

前三项是基本的提留，其他项目的提留以企业净资产到零为限。

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国企改革将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同志就提出，能不能给职工多分点财富啊？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难。

据杭州市国资局严格测算，市属的93家企业中，经核销不良资产后，出现负资产的企业有27家，占30%，负资产总额8.89亿元，平均每个企业3300万元。

在没有进行任何提留前就有30%的企业出现了负资产。

经过前三项提留后，出现负资产的企业有40家，占43%，负资产总额14.28亿元，平均每家3570万元。

如果按前4项提留，出现负资产的就有48家企业，占52%，负资产总额16.83亿元。

如果考虑担保资产的提留，出现负资产的企业比率将会上升到70%.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怎么办？以什么来支付这些改革成本？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能随意扩大改革成本和打乱支付成本的?绦颍蛭苯佑跋斓礁母锏慕獭?/P>（六）规范企业破产和歇业能进行破产的企业，特别是能够列入国家优化资本结构的企业，一定要实施破产。

但目前能够列入核销的范围已经很窄，只有纺织丝绸行业的少数几家企业，而且取得核销额度所支付的成本也非常高。

如国家批准了一家企业可以核销3亿元的不良资产，我们应向银行上报核销方案，银行就要讨价还价，这是明摆着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