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人力车夫群体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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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渗透的文化意象

人力车夫是伴随着人力车的传入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城市底层社会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刘半农《车毯》、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和沈尹默分别创作的《人力车夫》、闻一多的《飞毛腿》,陈绵的《人力车夫》、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洪深的《贫民惨剧》等,都从知识者的视角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文学形式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展现,可以说,人力车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意象,他既寄托了五四时期文人的某种道德和情感,也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人力车夫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形象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是时代的产物。

人力车,作为一种用人力挽拉、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20世纪初在全国各大城市流行开来,成为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

人力车夫就是伴随着人力车的风行而形成的一个城市下层社会群体,成为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车及人力车夫的风行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社会图景,折射和蕴含着民国社会的多重信息。

在贫困的人力车夫身上,既看到了人力车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加速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又反映出城市贫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及与社会各层面的关系。

因此,人力车夫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从事一种社会职业的群体而存在,而是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是了解和认识民国社会各面相的一面多棱镜。

人力车夫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悲剧性。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通工具大都实现了机械化。

铁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用作城市公共客运工具,20世纪初出现了电气火车,随后新兴的公共汽车替代了公共马车和有轨马车的陈旧支线交通方式,20世纪20年代,飞机成为交通工具。

即使在机械化之前,西方的交通工具也是由动物拖拉的马车等,只有在中国,从古代的轿子到民国时的人力车,用的不是人抬人,就是人拉人的方式。

老北京人力车夫调查报告

老北京人力车夫调查报告清末民初，北京是一个交通落后的城市。

“近代以来，北京载人运物的交通工具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落后’”。

老北京人们出行的代步工具主要是人抬的轿子和骡马拉的轿车及后起的人力车。

一、人力车的兴起在轿子及轿车的影响逐渐减弱之时，清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在北京流行起来。

在北京电车开行前，老北京的人们出行代步工具以人力车为主。

人力车又称洋车，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

北京街头最早出现人力车是在1886年。

当时的人力车不装橡皮汽轮，轮子小，而车把短高，两端装有铜钩或铁钩。

人力车必须安装车灯，车灯多为电石灯，也有煤油灯。

此外，人力车还必须安装喇叭或脚铃。

喇叭安装在车把上，由车夫手按发声，脚铃由坐车的乘客脚踏发出声音。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因为人力车是进口的洋货，被义和团毁坏。

1901 年北京秩序安定，人力车又重新出现，后来车辆猛增。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1917 年北京共有人力车20274辆，其中自用车2286辆，营业车17988 辆。

1923 年9月北京有公用人力车24000辆，私用人力车6941辆，共计30941辆。

到1924年，在北京警察厅挂号的人力车达到36500辆，除自用车(即包车) 7500辆外，其余29000辆均为营业车。

1934 年北平人力车54393辆，人力车夫108786人。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人力车才完全消失。

二、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随着人力车的增加，北京的人力车夫也随之与日俱增。

民国初年，北京是全国拥有人力车夫最多的城市。

据1925年李景汉先生的调查，北京的人力车夫至少有55000 人，占全城人口的7%，占成年男子的11%，即每9个成年男子里平均就有1个人力车夫。

上海有人力车夫50000人，仅次于北京。

由于一辆车并非一人所拉，有两人合拉一车的。

因此，统计北京拉车为业者，至少在7万以上。

此外，还有依赖他们度日的亲属。

这7万余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平均计算，每人家中至少有3人依靠一人拉车为生，那么京中依靠人力车为生的约在21万人以上。

人力车_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_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马陵合内容提要　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通过剖析市政当局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同时,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关键词　人力车　人力车夫　救济　近代城市化作者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人力车夫拉车飞奔,一直是近代中国城市标志性的图景。

人力车是早期城市化在城市交通上的一种普遍的表现。

但是,它长期排斥新式交通工具并不断膨胀则完全显示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持续低下。

20世纪20年代前后,即有人指出东洋车的弊端,关注人力车夫的生计,要求废止人力车。

胡适曾说过:“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

人力车文明即是“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①。

因人力车问题社会影响面的广大,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对各地人力车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各种改良建议。

同时,出现了大量有关的文学作品,以至于文学史研究者把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戏剧,称之为“洋车夫文学”,认为它们“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①　《胡适文存》,三集,《漫游的感想》,转引自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55下层人生活的悲苦和命运的难卜”①。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当局人力车制度改良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表明人力车问题是与城市化的症结相伴而生的。

一、1934年人力车风潮上海工部局早在1919年3月,就准备将8000余辆人力车减少20%,但因车商随即将每日车租从小洋8角涨到10角,引发人力车夫的抗议和罢工,最后以维持现状结束②。

此后,人力车、人力车夫数量有增无减。

1924年,租界工部局交通问题调查委员会曾经建议,将人力车之数目减少,在规定公用人力车不超过1万辆的基础上,在10年之内使公用人力车与自用人力车总数减至5000辆。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形象

三、刘少奇对确立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由前文所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中期，我党一直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而皖南事变以血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和王明路线的错误，加之 1938 年张国焘叛党投靠蒋介石集团的事件，毛泽东认为，是时候该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了。1941 年 5 月毛泽东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动员报告，借此发起了整风运动。1941 年 9 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随之展开，自 1942 年开始，整风运动扩展到全党范围，从延安的党中央到各个根据地，整风运动普遍地展开。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使上至高级干部下至普通党员，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
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所以从的“，人力车夫全恃体力劳动，非年
其社会形象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对人力车夫壮强者不能胜任”[4]1206。上海市社会局对 304 贫苦的人。“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
的整体评价，可以透视出人力车夫群体在现名人力车夫的年龄进行调查，发现以 26 岁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
来的一种产物，即是说农民被迫离开农村出 “不论年壮力强的车夫，倘继续十年的拉车收入上看，人力车夫属于城市中的赤贫群
卖劳力，所以它的增加，乃是农村破产程度生活，没有不发生肺病和冒血而亡。”[5]86 所体。他们“凭天生两条腿，黎明跑到黑暗，不
深刻化的透视。”[1]据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调以，人力车夫的苦境是一个经常提及的话过得五六角钱，上有高堂下有妻子以供养，
的思想主张则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精神。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历
刘少奇在整风运动中密切配合毛泽东经准备委员会 14 个月的反复讨论，这项体

东南亚边缘群体的描写——对人力车夫、娼妓、海盗等群体的研究体会

东南亚边缘群体的描写 ——对人力车夫、娼妓、海盗等群体的研究体会〔澳〕詹姆斯·弗朗西斯·沃伦著**霍　然译***摘　要：本文记述了笔者在写作《苏禄地带：1768~1898年东南亚海上王国的贸易、奴隶和民族性》（1981）、《人力车夫：一部新加坡人群* 本文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女神信仰研究：以东南亚为例”（项目编号：19YJC730004）资助。

本文英文原稿“Rickshaw Pullers,Prostitutes and ‘Pirates’:Researching and Writing about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最初发表在《台湾东南亚学刊》2004年第1期，第1~17页。

** 詹姆斯·弗朗西斯·沃伦（James Francis Warren），1942年4月1日生，研究当代东南亚的民族史学学者，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荣休教授。

沃伦本科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硕士毕业于俄亥俄大学。

1967~1969年，沃伦作为美国和平部队志愿者在马来西亚沙巴生活，产生了对东南亚底层人民和边缘民族的研究兴趣。

1971年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东南亚现代史，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76年前往位于澳大利亚珀斯市的莫道克大学任教，曾担任该校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之后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耶鲁大学短暂任职，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

本文重点谈论的三部作品——《苏禄地带：1768~1898年东南亚海上王国的贸易、奴隶和民族性》《人力车夫：一部新加坡人群史（1880~1940）》《阿姑和南洋姐：1870~1940年的新加坡娼妓》——在文中某些地方简称为《苏禄地带》《人力车夫》《阿姑和南洋姐》。

它们是作者在东南亚民族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品，组成了其关于底层人民社会历史的“三部曲”。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原稿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阎建宁（淮海工学院法学院222005）【摘要】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车夫，数量十分庞大。

与产业工人一样，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从理论上讲，人力车夫们应该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罢工运动。

而实际上，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

【关键词】人力车夫；上海；工人运动人力车夫问题在民国时期就颇受人关注。

五四前后，报纸、杂志经常对人力车夫的劳动状况、生活条件进行报道，如善根的《人力车问题》（见《每周评论》1919年2月第8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见《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等等。

1936年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编印了《上海人力车夫互助委员会会务报告》，将该会对人力车夫的工作、救济及整顿情况作了梳理；言心哲曾对南京人力车夫进行抽样调查，并将成果整理为《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于1935年出版；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斗争中，中共也曾对人力车夫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中，用部分篇幅记述了人力车业概况、车夫生活及其斗争的情况。

民国时期有关人力车夫的材料和文章，对于今天研究这一数量可观的特殊职业阶层，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人力车夫的来源、生活、工作状况，并讨论了人力车的“存与废”的问题。

一些文章也考察、分析了人力车夫与近代城市化、人力车夫与社会救济等问题，如马陵合的《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月）；王印焕的《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孟邻的《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6期）等等。

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健康状况论析

2020.6俗话说人力车,也叫黄包车、东洋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活跃在清末民国时期城市的大街小巷，是近代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低水平城市化在交通运行上的一个缩影。

人力车夫如牛马一样劳作却过着非人的生活。

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就引起社会贤达的关注，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提出要改良的诸多问题中就包括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陶孟和、李景汉、言心哲等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了各种改良的方案。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力车夫救济和管理问题重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严昌洪、马陵合、汤蕾等。

但对人力车夫健康状况与常见病等问题关注尚显不够，而该问题是导致近代人力车夫生活贫困乃至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随着对民国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对当时人力车夫健康状况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一、苦力工作对人力车夫健康状况的影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大小政权割据一方，中央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控制能力偏弱，虽然各种乡村改良的方案时常出现，但仅限于个别地区的实验，甚至基本上停留在学术探讨范畴内，因而乡村经济日益凋敝，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

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有关系，人口流动能不能推动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决于流入地的拉力是否大于流出地的推力。

然而，近代中国“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显然小于农村的推力，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失衡。

”[1]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低，无法解决大量进城农民的工作需求，于是进城农民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进入工厂当产业工人，只好出卖自己唯一的资本——劳动力，沦落为城市苦力，人力车夫的出现就是这一社会现象催生使然。

拉人力车不需要太多的技能，但是因工作辛苦劳累，从业者必须要有健壮的身体。

因此，人力车夫年龄以20—45岁青壮年男子居多，如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进行调查的资料显示，21岁至45岁者有246人，占总人数的80.91%；20岁以下者仅有11人，占3.63%，56岁以上者仅2人，车夫平均年龄为35.55岁。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生存实态

、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来源
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的贫民阶层，才会去拉人力
车。（二）进城农民。近代上海人力车夫大多数来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大多是破产的农村流落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完全沦为无产者，成为生活在大城市社会底层出卖苦力的劳工。据统
Ｊａｎ．，２０１４
Ｖｏ１．４１Ｎｏ．１
第４１卷第１期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生存实态
罗国辉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思政教研部，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由于人力车夫人数过多，他们之间的竞争
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术，进城以后，不得不选择做苦力，人力车夫则是他们的首选。上海
人力车夫大多数是江北同胞，虽然也有本地人，但是所占比例极小。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拉人力车的９０％是苏北籍人，大多来自盐城与阜宁。苏北人拉人力车局面如此登峰造极，以致民国时期一位研究者抱怨说，人力车夫中苏北方言盛行是他研究工作的一个障碍。
车夫群体，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对其进行生
存状态的描述将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的立体了

全方位的关注：关于人力车夫文献举要

全方位的关注：关于人力车夫文献举要作者：丁莉来源：《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5年第13期丁莉(中共淮北市委党校，安徽淮北235000)摘要：人力车夫是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一个群体，本文对文学界、社会学界、史学界一些关于人力车夫的文献记载进行整理，以期为这一特殊群体的学者提供文献资料并进行研讨。

关键词：人力车夫；文献；资料整理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6921(2015)13 0134 02在旧中国，东洋车夫，又称人力车夫，是一个规模庞大、生存方式特殊的社会群体。

东洋车自19世纪60年代由日本传人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弃用，前后延续了一百余年。

人力车夫拉车飞奔，一直是中国城市的标志性图景。

人力车夫是近代中国城市下层苦力的典型代表，其生存状况颇受社会关注。

诸多的文学家、社会学家和市政专家均对这一群体予以高度的关注，给我们后人留下丰富的文献。

笔者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

这里拟分类介绍，以期对近代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历程及其相关文献作一梳理。

1文学作品人力车夫文学作品创作的高潮是在五四运动前后。

在产业工人形象出现之前，人力车夫是新文学中最重要的工人形象。

自1917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人力车夫形象构成了新文学作家对工人的最初认识，也构成了中国工业文学最初形态的某些特点，以至于有人把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件小事》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戏剧，称之为“洋车夫文学”，认为这些作品“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下层人生活的悲苦和命运的难卜”。

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的白话新诗中，就有胡适和沈尹默同以《人力车夫》为题的两首描写人力车夫苦难生活的新诗。

此外还有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陈南士的《走路》、顾颉刚的《春雨之夜》、刘半农的《车毯》、《拟拟曲》。

20世纪20年代则出现臧克家的《洋车夫》、闻一多的《飞毛腿》，以及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等诗作。

民国时期广州的弱势群体研究——以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群体为中心

民国时期广州的弱势群体研究——以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群体为中心苏新华1张晓辉2(1．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部，广东揭阳522000；2．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摘要：人力车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虽然对城市的交通运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却极其艰苦．他们的悲惨命运是民国急剧变化时代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民国时期广州人力车夫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

民国时期广州人力车夫则是广州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对人力车夫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及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了解。

近年来对人力车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对广州的人力车夫研究则很少涉及。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群体为考察对象，以窥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弱势群体的艰苦工作和艰辛生活。

f一)1910年广州长堤一带改成马路后，开始有东洋式人力车行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广州金融比较稳定．市内交通繁忙，且随着广州市大规模辟建新路。

人力车被大量购进．人力车开始在广州市区的公共交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力车的兴起对广州城市的交通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力车使城市的交通近代化，并且使人们在城市中活动的速度提高．其作用类似于电话线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也类似于工厂的大规模生产对生活效率的提高”。

【l】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人力车数目．据表1所示：表l1929--1933年广州各种车辆数目统计图＼＼车辆人力手车人力货车汽车轿舆人敛＼营业自用营业自用营业汽车自用汽车其他①＼19294l∞23l1556386469103270273 19304t，姗240867S7044513I336225 193l510021514208l0604504324240 19325l∞2131779105l707654411235 193356002062103128563l890507113资料来源：据《广州年鉴》(1934年)第13页整理；注：①其他包括运货汽车、长途汽车、汽车库存。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原稿

对人力车夫的保护与支持措施
建立保护机制：确保人力车夫的权益不受侵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障。
提供就业机会：鼓励企业提供适合人力车夫的工作岗位，促进其稳定就业。
培训与教育：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指导，提升人力车夫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
社会关注与支持：倡导社会各界关注人力车夫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鼓励企业和个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人力车的发明
人力车的发明时间：19世纪70年代发明者：美国工程师迪克·卡夫发明目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人力车的兴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力车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
人力车夫的兴起
人力车夫行业在城市中迅速兴起，成为大量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出路
19世纪中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力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人力车夫的存在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人力车夫的规范管理对于城市交通的秩序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车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交通的重要力量，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人力车夫的劳动为上海的商业和工业运输货物，为城市物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符号：人力车夫的形象在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被广泛运用，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
人力车夫的未来发展趋势
电动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人力车将逐渐被电动车辆取代。智能化：通过技术升级，人力车将具备自动驾驶、智能导航等功能。共享化：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人力车将逐渐转型为共享出行工具。规范化：政府将加强对人力车行业的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添加标题
人力车夫在工人运动中还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其他劳动者宣传工人阶级的权益和革命思想，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热情。

多作品中人力车夫的形象对比分析

胡适，在《人力车夫》一诗中他用“酸悲”、“惨凄”这样同情的字眼表达对人力车夫人道主义关怀。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慨叹了人间的不平，抒发了对弱者的同情在胡适笔下，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车夫的苦难，流露出对那个16岁的车夫的一定的同情，但是，这种反映是肤浅的、微弱的。

作者看到人力车夫年龄小来拉车才感到不忍心。

那么，年龄大的来拉车，作者会不会有这种“不忍之”呢况且，人力车夫的苦难并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社会制度。

，这里，作者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奴役现象的合理性。

客人最后的态度，把他最初那点极浅薄的同情也否定了，暴露出来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虚伪。

在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人民，北洋军阀卖国投降、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社会条件下，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呻吟、辗转于饥寒死亡线上胡适，在《人力车夫》一诗中他用“酸悲”、“惨凄”这样同情的字眼表达对人力车夫人道主义关怀。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慨叹了人间的不平，抒发了对弱者的同情《一件小事》中人力车夫和知识分子“我”对妇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我”认为那妇人是故意的，想阻止他多事，车夫却带着妇人去了巡警分驻所，“我”从人力车夫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小”并增长了勇气和希望。

，《一件小事》中知识分子对人力车夫的态度从责怪他多事到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从中可看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渐变和反思。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而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这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看到劳工身上的人格和美德并受之鼓舞，这种对劳工的最终认同也表现出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和觉醒，表达出“劳工神圣”这一主旨。

，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则对社会有着深深的失望但未绝望。

，其《一件小事》通过车夫的行为与坐车者自私心理的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人力车夫的无私助人的精神境界，一种需要仰视的人性的巅峰.在小资产阶级作家笔下，劳动者的性格是被扭曲的，劳动者是作为知识分子同情怜悯的对象出现的。

概括车夫的生活状态-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概括车夫的生活状态-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车夫作为一种传统的职业，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通常驾驶马车或人力车，为城市中的居民和游客提供交通服务。

车夫的生活状态往往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程度。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车夫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以及生活状态，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

通过对车夫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我们也许可以反思现代社会对于这一职业的态度，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争取更好的改善。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文章的结构将按照以下顺序展开：首先，我们将介绍车夫的工作环境，包括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安排。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车夫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包括来自客人的要求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压力。

最后，我们将总结车夫的生活状态，并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一些思考和讨论。

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我们可以全面了解车夫的生活状态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1.3 目的: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车夫的生活状态，揭示他们在城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和压力。

通过对车夫工作条件的分析，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关怀，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了解车夫的生活现状，增进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

2.正文2.1 车夫的工作环境:车夫是指驾驶和管理马拉车、黄包车或其他交通工具的人。

他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是户外空间，如街道、车站或码头。

在城市中，车夫常常需要穿行在拥挤的车流中，为乘客提供运输服务。

而在乡村地区，他们可能需要驾驶马车穿越荒郊野岭。

车夫的工作环境往往受季节变化和天气影响。

在炎热的夏季或严寒的冬季，车夫需要忍受酷热或严寒的天气，为了赚取生计不得不坚守岗位。

即使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他们也需要继续提供服务，确保乘客的安全和舒适。

除了天气因素外，车夫的工作环境还可能受到道路条件和交通拥堵的影响。

在交通繁忙的城市中，车夫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交通状况，确保乘客能够及时到达目的地。

底层民众与城市近代化——以民国西安人力车夫为中心的考察

2019．02LAN ZHOU XUE KAN作者简介：郭世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灾害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历史研究”（项目编号：16JJD770029）成果。

①如邱国盛：《北京人力车夫研究》，《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马陵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郑忠、王洋：《城市边缘人：民国南京人力车夫群体探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

底层民众与城市近代化———以民国西安人力车夫为中心的考察郭世强摘要文章从城市近代化视角揭示民国西安人力车夫的发展背景，从移民推拉力机制理论思考人力车夫群体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力，通过对人力车分析民国西安公共交通的曲折历程，探讨人力车夫在民国西安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作用，并从底层视角考察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展现其作为社会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生活的艰苦与困窘。

人力车与人力车夫在西安城市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与其悲惨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的曲折与矛盾。

关键词民国；西安；人力车夫；城市近代化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9）02－0029－09当前学界对于人力车夫的研究方兴未艾，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史向社会经济史、城市史研究方向转变的过程。

其中，尤以北京、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人力车夫的研究成果为突出。

①民国时期，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又是抗战后方的战略要地，自1932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到1945年奉令裁撤，陪都西京建设大大促进了西安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①人口的日渐增多，城市经济活动的逐渐活跃，因而市民对于公共交通的需求也就日趋旺盛。

由于民国西安城市近代化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人力车逐渐成为西安公共交通的主体，而人力车夫也就日渐成为市内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对于城市公共交通乃至社会稳定影响甚大。

多作品中人力车夫的形象对比分析

胡适，在《人力车夫》一诗中他用“酸悲”、“惨凄”这样同情的字眼表达对人力车夫人道主义关怀。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作者看到人力车夫年龄小来拉车才感到不忍心。

那么，年龄大的来拉车，作者会不会有这种“不忍之”呢况且，人力车夫的苦难并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社会制度。

，这里，作者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奴役现象的合理性。

客人最后的态度，把他最初那点极浅薄的同情也否定了，暴露出来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虚伪。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一件小事》中知识分子对人力车夫的态度从责怪他多事到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从中可看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渐变和反思。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而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则对社会有着深深的失望但未绝望。

胡适的《人力车夫》读后感2000字

胡适的《人力车夫》读后感2000字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以白话入诗，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打响了白话新诗的第一炮，简洁通俗的话语，及对社会现象的再现和深刻的思考，都很有价值。

----题记1、客诗中对于客的身份很是模糊，首先，可以排除的客绝对不会是底层的劳动者。

在那个困难的时代，一般的底层劳动者不会坐人力车，先别说有没有钱，就是有这个闲钱也不会坐人力车，人力车一般是比较近的距离间的交通工具，底层劳动者才不会为了一点距离的省力而花这个钱。

那么他是属于中上层一类的，有那个经济实力和必要去坐人力车，最后的一句话“拉到内务部西”，还和内务部有了联系，可见客不简单。

然而，客的处境却也是不容乐观，对于年幼车夫，他有着很强烈的同情心。

从一个角度，如果客的处境很好，那么他完全可以很直接帮助这个车夫，比如可以托人啊等等安顿好这孩子使之免受这种苦难等等。

可是客，最后是十分犹豫为难的做了小车夫的车以帮助车夫赚得钱，暂时缓解车夫的困境。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客的身份很大可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愤青一类），关注社会，渴望国家的强大，希望底层民众能够过上好生活，却往往是理想受限制，处处受挤压。

这里，客对小车夫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值得肯定，尽管只是在心中无法实现。

2、车夫小车夫的服务态度很好，在开头，客招呼：“车子，车子”，小车夫是拉车如飞而来，很珍惜自己的这来之不易的生意。

而当客见到小车夫时，瘦削不堪，很是怜惜，不禁关心起小车夫，几岁啊，拉了多少时间的车啊，小车夫一听，误会了，以为客人看不上，不要坐自己的车了，赶紧接道：“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说话很明白，干脆，一点不拖泥带水，结尾很礼貌地加了一句，你老别多疑，称呼得体，甚是恭敬。

客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对于年幼的车夫，很是不忍坐车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小车夫一听，更紧张了：“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有饥”，当即说明了自己的囧况；“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进而说明客你老人家这样的关怀是无法帮助我的，看的很是透测；“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小车夫由从这个警察法令出发，极力为自己推销，也从一方面反应了当时社会法制的混乱。

多作品中人力车夫的形象对比分析

多作品中人力车夫的形象对比分析-标准化文件发布号：（9456-EUATWK-MWUB-WUNN-INNUL-DDQTY-KII胡适，在《人力车夫》一诗中他用“酸悲”、“惨凄”这样同情的字眼表达对人力车夫人道主义关怀。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作者看到人力车夫年龄小来拉车才感到不忍心。

那么，年龄大的来拉车，作者会不会有这种“不忍之”呢？况且，人力车夫的苦难并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社会制度。

，这里，作者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奴役现象的合理性。

客人最后的态度，把他最初那点极浅薄的同情也否定了，暴露出来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庸俗和虚伪。

他也曾一度因怜悯而不愿让一个年仅１６岁的车夫拉车，但车夫的饥寒又使他放弃不坐他车的念头。

，《一件小事》中知识分子对人力车夫的态度从责怪他多事到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从中可看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渐变和反思。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而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城市边缘人：民国南京人力车夫群体探析

一
６１ —
京的大街小巷，量多达９０数５０辆（９３年统计数１３字） ①。
迫从事低贱职业的社会群体。
像任何一个投奔城市的陌生异乡客一样，这
些破产的农民并不是生来就愿意从事人力车夫行业的。他们最终选择人力车夫作为谋生职业，是
重要的消费城市，力车业畸形繁荣。城市劳动人力人口中，人力车夫群体数量庞大，问题众多。他
上海调来２０多辆胶胎人力车。下关汇通运输行随即陆续从上海购买多辆，行出租营业④。自进此人力车业在南京渐趋兴旺。“ 时计有老龙、其
设需要试图强制废止人力车业，因城市交通落后与数万人的生计压力无功而返，多方救助人但虽
力车夫群体，收效甚微。人力车与人力车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惨痛的生但
活遭遇，多或少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城市化的曲折发展历程与矛盾处境。或关键词：民国；市边缘人；力车夫；市化城人城
们生活毫无保障，１整３在死亡线上挣扎，是社会地位低贱的城市边缘人。尽管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
因交通建设需要试图强制废止人力车业，终因但城市交通落后、涉数万人的生计压力而作罢。牵
政府方面虽多方救助人力车夫，收效甚微。作却
者的广泛关注②。民国时期首都南京是东南地区

[doc]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

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_事蟹磷,l20{审辩}慧|.{98甥【民国中期社会保障的发展与困境】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杜丽红[摘要]新文『匕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塑造了人力车夫”被救济”者的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国民党北平市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总工会,人力车夫被组织起来,运用政治方式予以救济.在总工会支持下,他们向市政当局请愿,示威,获得了一定的权益,但是,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在总工会内部政治斗争中,人力车夫借机酿成了一场打砸电车的全市规模的暴乱,被军政当局坚决镇压下去.这场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人力车夫对于威胁其生计的电车的仇恨,而这点又恰恰是知识分子和当局所忽视的.[关键词]人力车夫;暴乱;被救济;总工会[作者简介]杜丽红,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1—0150—09美国学者戴维?斯特兰(DavidStrand)在其专着中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任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4]本文对这一事件的重新解释,并非源于新的材料或新的理论,而是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材料,从政治过程中不同力量互相利用的角度对其做出新的解释,进而加深我们对国民党执政初期城市工人运动的理解,敬请方家指正..一,”被救济者”形象的塑造:知识界对人力车夫问题的认识北京城内尚未修筑马路时,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人们只有”轿车以代步,大车以载重”[5].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数月,北京城内出现了人力车,”最初为铁轮车,价值极昂,人皆以洋车呼之,有呼为东洋车者.彼时巾上等社会之人,多以坐洋车为荣,是以车之赁价亦昂.近年胶皮车兴出,而铁轮车无人再坐,竟归于无形之消火矣”[6]人力车逐步成为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与此相应,人力车夫成为北京城内最常见的劳工,蒋梦麟先生曾感慨道:”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7]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受”劳工神圣”①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劳工,但他们很难接触到现代产业工人,他们所接触的劳工只能是随处可见,招之即来的人力车夫,彼辈所拉的洋车,正是他们代步的工具,上课下课,探亲访友,常会乘坐,车上车下免不了叙谈,感情易于亲近,不难了解,写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些.他们开始以初步的人道观点看待人力车,即在把人力车视为近代文明产物的同时,也发现了其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样,人力车与人力车夫作为底层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成为文人关注的主要内容,报刊上出现了讨论人力车夫生活的文章.随之,以人力车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体式从诗,小说到话剧等等,不一而足,1918年到1924年问新文学主要描写人力车夫.②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此时的作家并未完全深入到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他们观察车夫的主要视角是”坐车”,有相当的局限,较多集中于车夫生活中某个较易看到的侧面,即辛劳与贫苦.正是这些文学作品唤起了社会大众从人道的角度关注人力车夫的生活.进入20世纪20年代,人力车夫逐渐显现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社会问题,不仅文人关注这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而且专业的社会研究人员也加入到关注人力车夫的队伍中.他们接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掌握了西方社会调查的方法,以更全面,科学的方法撰写了若干专题报告.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顺天时报》,《现代评论》和《晨报》上,计有李景汉的《北京的穷相》[8],《北京拉车的苦工》[9] 和《洋车夫的统计答西滢先生》(10],方善征的《北京人力车夫问题》,JJ],《北京人力车夫之现状》[12]以及定一的《北京人力车夫问题》【13].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方式,分析总结了人力车夫生活状态及贫困缘由,提出了如何救济改善其贫困状态的建议.李景汉通过社会学方法调查了人力车夫的构成,生活费用以及其分层情况.从构成来看,以“旗人”为最多,”他们占总数百分之二五,农民出身的百分之二四,工役出身的百分之一八,小贩出身的百分之一三,游手好闲的有百分之十,军人出身的百分之五,其余都是失业的一般工徒”[14].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车夫属于贫穷阶级,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是极贫,大多数的车夫属于极贫,月收入仅三四元至五六元,与之相似的是一百多种小贩,各种笨工及仆役.第二种收入较丰的年壮车夫,每月收入五六元至七八元.他们和“收入无定的各种工匠及伙计,一部分的巡警,典卖将尽的旗民,小贩与仆役”一样,属于次贫阶级. 第三种拉包月和拉车牌儿的车夫,”除一年中失业的时间外平均每月收入十二三元”,与之相当的包括”工资较高之旧式手艺人,工厂及公共事业之工人,一部分店铺伙计及巡警”,生活程度比较高.[15]车夫及其家人的生活费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的维持,”百分之七十五是饭食,百分之九是煤柴, 百分之八是房租,百分之五是衣服,百分之三是煤油及杂费”[16].此外,人力车夫还有沉重的债务负担,”平均每家典当物件值八元,平均每家借债六元”.由于低廉的劳动收入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使得人力车夫的生活非常贫困,”其妻室子女因债务压逼不得不逃人施粥厂或流入乞丐队伍”[17].李景汉的文章虽然没有提出什么解决办法,但已将人力车夫的贫穷和困苦做了充足的研究,”实也是空谷足音,值得珍贵的”.《顺天时报》的一项调查指出人力车夫对社会治安造成的影响.因为车夫35岁以后拉车精力渐弱,不能从事于奔走.其中稍有积蓄,能以小本经SOCIALSCIENCEJOURNALt劳≯营糊口者”百人中不过四五”,其余则因日暮途穷或沿门托钵,或流为盗贼,不免影响地方治安.此外,”拉车为生者,衣食不足,更无能力教育其子女,而若辈子女,既不能得相当之教育,则将来当然无相当之职业.十年之后,贫民之数,且将倍于今日”,这也将影响到社会治安.[18]方善征从另一个角度对人力车夫问题做了考察,并提出了救济办法.他强调人力车夫的收入只够一个人生活,不能满足拥有健全家庭的需要,不能应付维持健康和发展的需要.”假定一个车夫是年轻力壮的人,又没有家室之累,每天的进款只要养活他一人,而且一年到头不害病,不发生意外事故,就是每天挣一百枚铜子,也很过得去了,人力车夫的问题,也不至于如此重要.但在事实上,或是有不得动的老父老母靠他养赡的,或是有妻室儿女不能自谋生活的,而且本人也有因风寒暑湿不能工作的时候,加之以生育死亡种种人事的变故,倘若还是靠一百枚铜元的收入来应付这多方面的需要,就不免捉襟见肘,直接感受痛苦了.”[19]这确是相当有见识的看法,在思考人力车夫问题时,没有认为其仅仅需要维持个人生计,而是从一个健全的社会人角度去思考,能不能维持家庭和健康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此基础上,方善征提出应组织工会替他们谋福利,”假使有人原意从事工作,能尽一番宣传工夫,使一般车夫都知道团体成立以后他们所能享受的利益,由他们大多数信任的人出来办理,帮忙的人只居于领导的地位”[2o].定一则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居于指导地位,替人力车夫解决贫困问题并提出了救济的具体办法. 他认为解决人力车夫问题应有两步:”(一)改良他们现时的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不应该的,受现社会的剥削的支出.(二)在改良他们的生活现况之后,就应该减少他们的数目,使他们用现在这种消耗而不生产的工作转而入于有生产的事业.”(21]但怎样才能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呢?他认为,车夫被剥削的根本在于资本,因此提出:”我们至少应该使凡以拉车为生活者有他们的生产工具——洋车,免除了他们这种酷刻的剥削,减少他们不应该而现在又不得不支出的重大负担,支出既减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他们既有了生产的工具,经济力就算一部分的独立了,就有了小小的资本了.钱是跟着钱走的,只要有小小的资本,若善于经营,不难立于康泰的境地.”[22]为此,他寄希望于社会的援助.具体办法是开办合作社,”拿他们现所负担的租金,作为分期缴纳的车价,则一定{奄辩硼主毒蕈霸～毫舞1毒I巍{时期之后,他们即人有其生产的工具矣.譬如车价五十元,照现在纳租的制度,每日二毛月需六元,九个月后他们即可有车一辆.就算因为风寒雨湿,他们免不了有憩工的Et子,顶多也不过一年.加上一年的车捐,拟五十元的最低利润,车夫缴于合作社的钱,不过六十多元,此后他们就可免除租金的负担了,一辆车可用三四年,最后两三年中车夫所挣的钱,即全归他自己,除去储蓄以购第二辆车的基金,每月的收入就增加了四五元.他们的生活自然就渐渐的改良了”[23].由上可知,人力车夫问题为知识界一直所关注,他们将人力车夫视作社会的弱势群体,希望为之提供人道帮助.他们通过自己的笔为人力车夫呼唤社会的关注和同情,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为社会提供了如何救济人力车夫的方案.无论是建立工会还是开办合作社,都是当时知识分子为帮助人力车夫提出的救济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车夫被赋予了”被救济者”的形象,被视为社会底层急需救济的对象,没有也不可能被看作是城市政治力一量之一.①但这种情况在1928年发生了逆转,国盖民党组织了人力车夫工会,人力车夫因其庞大的数==量成为北生计已非浅鲜.此时,车夫”因拉一日车,费力气如前,所得车资亦如前,但购买粮食,燃料便已减少量数,因而吃亏不少”,有人向车夫倡议”组织车夫联合会,结成团体,以便增涨车资而维生计”.警察厅听闻此事,”惟恐车夫结成团体,将来即有奸人利用,妨碍地方治安”,于是”除传告各赁车厂主人不准提倡集会外”,并派出便衣多名稽查车夫欲集会的背景.f24]此时的人力车夫并非没有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之下,亦组织有代表会.据报载,1926年5月1日,北京内外城八区人力车夫代表三十余人,在天桥某茶馆开会.会上,各代表强调该会与共产党无关,提出了”一致铲除媚俄投靠的共产党”,”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拒绝党派的利用和操纵”,”全国工界团体团结起来”的各种口号.代表会主席高旺指出:”今日为世界工人所尊重之劳动纪念日,与什么共产党是毫无关系的.今年本想联络京城工界,开一次伟大的盛会,藉以唤醒各业同人,明了其现在之地位和将来之责任.”此外,还有人提议:”本业同仁大多数缺乏知识,宜求各慈善团体于冬夏施药及棉衣外,更遴派富有知识人员, 在各休息所讲演,俾同人抽空往听,藉补精神上之不足.”(25]1928年前,人力车夫没有组织工会,警察常对车夫加以管理,但并未有效规范其行为,以致车夫或对行人有不当行为,或相互争闹,或受车厂主人压迫,或与军警发生纠纷.(263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与共产党彻底分离,改组中央党部,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原有激进革命的政策.国民党反对采取激烈的行动,认为这样做不但对工人自身的利益毫无增益, 反而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祸乱及恐怖.他们主张改良工人的生活,工人们应当觉悟,并应当暂时忍受目前的痛苦,与政府合作,以求达到这个目的.等到全国人民得到自由解放以后,工人的生活地位自能增高改良.为达此目的,国民党决定总揽一切工人运动,民众运动和农民运动,等到他们有了良好的领袖人物以后,才放手交还他们.1928年2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中央党部案》,决定将原有的农民,工人,青年,商人等部组织取消,另外设立民众训练部,将农工团体的提倡和训练划归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指挥,重新审订和取缔国共合作时期的标语口号,将关于农工运动出版物的内容严格限定在教育和经济范围内.在每个有工会的城市,都成立工会改组委员会,每个工会都必须遵照国民党规定的程序和步骤经过一定的改组手续,从而将工会控制在国民党政府手中.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变,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亦由激进转变为和缓了,主张工人运动不能妨害工业的①在此期间中共在北京人力车夫并未发展起来组织,其影响力可忽略不计.1929年,中共北平市党委仅提到要打人洋车夫建立组织到1930年时,人力车夫中只有二位同志,”可是不能专门去活动,因为不拉车就没饭吃”.见《北平市委工作计划》(1929年2月),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内部出版物,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北平行委关于五月工作报告》(1930年4月2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内部出版物,第63页.152发展,而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损害劳工的利益.为求国内政治稳定,国民党限制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倡劳资合作,一方面不准许自由鼓动罢工风潮,一方面又力图为工人提供合法利益的法律保障.1928年7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暂行条例》,以期消弭工潮,防止煽动.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委会通过了《工会组织条例》.此外,国民政府设立了专门从事劳工管理的各级行政机构.1927年设立了劳工局.1928年春,将劳工局合并为工商部之劳工司.在此背景之下,1928年7月4日,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指导成立了北平市总工会,人力车夫工会应运而生.笔者无意厘清人力车夫工会成立的详细过程,而是希望通过当时报刊的报道,理解国民党北平党部指导人力车夫工会的原则,并了解该工会在党部支持下的政治诉求和抗争行动.时人将人力车夫视作被救济的对象,国民党地方党部对此应当有类似看法,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采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救济人力车夫的方法,即组织人力车夫工会,通过集体行动向市政当局施压, 维护他们的权益.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既能救济人力车夫,又能将矛头指向市政当局,党部则坐收渔翁之利.北伐之后,国民党力量很难对地方行政机关产生影响,只能自立其外,而地方行政机关虽不愿听命于地方党部,亦不愿得罪地方党部,对其作为多有迁就之举.在这种大背景下,北平市党部通过下设的总工会将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到市府及各局请愿,示威,帮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当然,能否得到满足,则不是党部所能控制的了.1929年5月,人力车夫工会西北郊支部成立后,以西北郊一带长途汽车营业甚为发达,影响该车夫等生活甚巨,屡请总工会函请公用局对长途汽车的运营地域加以限制,并将车价略为提高.经总工会转函社会局后,该局复函谓所请各节碍难照准,否决了其请求.总工会当即据情转告该支部,各车夫闻讯均极愤慨,决定率全体会员400余人, 在市党部集合,请党部协助,同时赴市政府及公用局请愿.[27]在请愿书中,人力车夫工会提出限制长途汽车的5条办法.他们指出,北平市西北郊共有人力车夫约2000余人,连同家属统计大约有1万余人,全都依赖于拉车为生.但自从长途汽车开S0CIALSClENCEJOURNAL行后,”车辆日渐增多,且车价极廉,乘客踊跃,而人力车夫之乘客日渐减少,甚至每日无一次坐客者”[28].虽然长途汽车能便利交通和符合社会的进步,但也应当顾及民生,使人力车夫能够勉强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人力车夫工会提出5条限制长途汽车的要求:”一,每日行车时间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正;二,提高票价,由西直门至万寿山原价二角改为四角,由西直门至海甸原价一角改为三角;三,车辆须有一定数目,至多不得超过十辆; 四,车行半途不得停止任意兜揽客座;五,空车不得往返行驶.”[29]此次请愿促使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力车夫的生存压力.此次请愿事后,北平人力车夫工会得到了大力发展.①全市人力车夫相继加入工会,遂在各处组织工会支部,人数众多,其势力日渐膨胀,”全市人力车夫鉴于工会势力,以及党治下之保障,现在加入工会者日渐增多,约占全市人力车夫额数四分之三”[30].入会时,人力车夫须缴纳一定的费用, “本人人工会,须纳二十枚.凡工友之冠婚丧祭,每人均须送%--枚,约计每月须担负四十枚”[31].人力车是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不仅一般民众利用者颇多,而且以人力车夫为职业者亦极多,因此人力车夫工会具有相当势力.人力车夫人多势众,在得到国民党总工会支持成立工会之后,取得了某些政治权益.与此同时,人力车夫利用工会身份,谋求自身的利益,排斥非工会身份车夫,与警察针锋相对,以致发生冲突.时人有言:”惟此项车夫工友等,皆系下等社会之人,且入会未久,缺乏训练智识,时有藉党纠众与警察因细故发生冲突,或争索车资与座客大启争端之事,日有所闻.”【32]车夫还利用加入工会,取得党籍的资本,垄断特定地区的营业权,排斥其他非工会车夫.据1929年9月20日《顺天时报》载,有一班取得国民党党籍的车夫,在城南游艺场,北海公园,东安市场,东西庙会场,以及城南八埠各胡同内等处停放车辆招待客座时,排斥”非党籍配带符号之车夫,公然驱逐不准营业”.JtL~’l”,如果遇到”车夫以最低车资拉座者,一经车夫工友等查知,即压迫该车夫不准拉车营业”[33].人力车夫问题,不但与以车夫为职的多数市民有重大利害关系,而且与利用人力车的多数市民亦颇有利害关系.北平市有很多侨居及前来旅游的①”北平人力车夫工会之发源,系由于西北郊人力车夫等,为结合团体抵抗长途汽车,在平西一带争揽客座营业而举办,藉以保障人力车夫生计.”参见《人力车夫工会势将普及全市》,《顺天时报》1929年9月20日第7版.;玄麟孽瓣j,}2012年≯;期{葛蕈{98鞠l外国人,因此与外侨亦颇有利害关系.因此,总工会认为组织人力车夫工会,完善其组织,整理其内容,制定其规约,并使其行动恪守秩序,不仅关乎车夫个人利益,而且关乎社会利益.[34]为防范各区人力车夫与警察之冲突,北平公安局政治训练部与北平总工会协商防范办法13条,以免发生其他重大问题.一方面由公安局令知各区署遵照,一方面由总工会传知人力车夫工会,转知各车夫遵照.其内容如下:(1)公安局训练警察,对于人力车夫不得轻视,与各阶级民众一律待遇;(2)工会训练工友,应严守纪律,竭力服从警察之指挥;(3)人力车夫人会时,须经严密调查后,方准登记;(4)各区训练员与人力车工会各支部干事,须时常直接淡话,以资联络;(5)训练大纲,互相交换,并须注意行动方面的训练;(6)各工会或支部开大会时,须通知该管区,派训练员到会保护;(7)遇有警察与工友发生争执时,须依合法手续处理,工友不得聚众滋事;(8)遇有工友与警察发生冲突时,由区署或派出所直接通知总工会,请其派员制止;(9)工友认一警察有处理不当时,可由支部干事与区署接洽,不三看得纠众扰乱;(10)支部千事名单,须送公安局存=查;(11)总工会与公安局时常注意防范共产党之三三活动;(12)工会认工友有共产嫌疑指导,并服从干部之指挥;在个人方面,则应服从警察之指挥,谋通行人之便利,尊重工友之友谊;严禁车夫要求不当工资.[363上述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人力车夫工会的合法权益,将车夫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交给警署与总工会协商解决.该项规定大大提升了总工会地位,给了人力车夫与警署对抗的底气,加剧了两者之问的紧张关系.事实上,人力车夫工会最初是采用非暴力方式维护人力车夫权益的,如向警局交涉,敦促警局惩办凶犯,为家属募捐救恤.1929年9月,北平人力车夫工会西北支部车夫王得海在朝阳门外拉车营业,被盗匪图财害命,惨遭扎伤身死,凶犯并将其车辆抢去,弃凶逃走.9月24日,当得知该犯被缉获后,人力车夫工会在西城粉子胡同五团体联合办公处,召开全体执监委员会议,市党部,民训会,总工会均派代表莅会指导.大会决议,要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俟将该案凶犯押解到北平时,须先解交总工会内,由总工会派维持队,将该凶犯押赴各街市示众,十日后再将该犯解交警备司令部,依法执行枪决死刑,以为惨死之工友偿命”.此外,”以死者王得海身后萧条,其家中仅有老母一人,今工友王某惨遭丧躯,则其母将无所依栖,亟应资助,以示体恤”,工会要求各支部向在会工友等募捐,”每人由即日起捐助铜元二枚,将此项捐款,悉行拨给死者家属,充作恤金,以资救济”[37].再如,工会成立后直接与警局交涉,要求警察和平对待车夫,并以和平示威方式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人力车夫平时因违反交通秩序,在衢要路口招揽乘客妨碍交通,常常受到铁路警察的打压,车夫因此对路警痛恨至极,却”因无能对抗,惟有各自低声咒骂而去.”工会成立后,致函铁路警局, “历数路警平日对待车夫之暴横,并谓有车夫某甲,近被路警用棍击伤,请加约束”.铁路警局官长阅函后,”即行约束该管长警等,嗣后对于车夫, 须采和平手段,不可辄行殴打”.路警在得到约束令后,取消强硬态度,改用和平手段维持秩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