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里的精神贵族——科塞论知识分子

俗世里的精神贵族——科塞论知识分子
作者：荣芳芳
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年第01期
[摘要]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讨论渐热，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另辟蹊径，从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入手，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关键词]知识分子；理念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1)01-005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1.01.0029[本刊网址]http：//
柏拉图在《会饮篇》说到：“我们感到自己是不完美的造物，我们不能求得安宁，除非我们内在感受到的潜能得以实现，除非我们能在美中孕育。

”人是追求意义的生物，而知识分子又是以这种思考为毕生责任的人，意义、价值是知识分子追逐脚步不得停息的动力，真理、正义的道德理念是知识分子的指路明灯和目的地。

一、何谓知识分子
在人类所知的范围有两种知识，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怎样去处理事物。

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

自然知识属于“是怎样”的问题，是经验的描述；而规范知识属于“该怎样”的问题，是理性的提升。

一个工人固然能熟练地操作某一机具，但这一机具运作的科学原理却是由知识分子所探索、试验和设计的，他们的身份往往是自然科学者（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一个文盲固然明白种种规范和礼义，但这种种规范和礼义却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教化和传承的，他们的身份往往是社会科学者（思想家、艺术家、哲学家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知识”与一个非知识分子的“知识”的性质分别之所在。

正因为此，知识在很大程度是观念层面上的知识，而不是实践层面上的知识，“一个知识分子是以承继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观念性的知识体系为志业的知识者。

”
但从事某一观念性知识的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那些运用专业知识，运用接触专门知识的优势以及使用符号的能力来为更为广泛的公众谋利益的人。

”鲍曼曾说，“一个文化研究者在作非政治性的纯学术文化研究时不
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把文化研究与在具体公共问题上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
1965年5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代价值的反对者。

”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的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

科塞在他的《理念人》中，更进一步从思想而不是社会学的角度将知识分子限定为“为理念而生的人”，他直接将靠理念吃饭的技术性专家踢出知识分子领域。

正如科塞引用的齐格蒙·鲍曼的定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封断（judgement）和时代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

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科塞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理念人”，是为追求理念而追求理念的人，超越专业性、智力性、局部性、手段性，而追求理智性、广泛性、目的性的人。

由此可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技术人算不上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人算不上知识分子，废寝忘食实验室、承担项目、研究课题的专家算不上知识分子；只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自由、独立、批判社会弊病的学者才够得上一个知识分子的资格。

知识分子不是蜗居于一己之专业私域，而是将关注社会、批判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科塞的知识分子是双面人，谋生的手段和生命意义的升华是分开的，而后者恰恰是知识分子生活的支柱。

于是，科塞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理念是其终极目的而不是生存手段；知识分子是目标取向者，而不是手段取向的脑力技师。

知识分子的理智（intellect）活动是为了理念，运用批判、检验、思考、怀疑、理论化和想象；而技术专家的智力（intelligence）活动仅是寻找规范的手段以达到某一特定的结果。

二、知识分子的理念
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说到，“知识分子会严厉地批评他们的社会，这是因为他们强烈地献身于它的主要理想。

他们会根据这种社会理想批判社会现实。

他们可能根据从社会宣称它要奉行的价值中得出‘应然’去攻击‘实然’。

”正如雷蒙·阿隆所言“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如把今天的法国与他们理想中的法国相比较，而不是与过去的法国相比。

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丝毫无损地经受住这一试验。

”
理念人的批判性又不是一种为批判的批判，不是一种在反对党的意义上的批判。

18世纪30年代，托利党博林布鲁克为反对辉格党沃波尔内阁，盗用辉格党思想，使得辉格党只能以托利党思想作回应，这是政治策略，为反对而反对。

相比之下，理念人的批评是本性所使，是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或实在与理念的差距的不满，如马克思；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因为理念强调的人类普遍性，现实制度的复杂性，使得理念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另一方面，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层面才能落实到器物层面，而这制度化，这器物层面本身带有的保守性是理念不能容忍的。

知识分子成了理念的追逐者，期待着理想社会的到来又害怕理想社会的僵化。

知识分子政治的理想性和现实政治的世俗性常常构成强烈的反差，胡适在纸上建筑了一个“好政府”的“空中楼阁”，并以此号召那些“优秀分子”“好人”去“入住”，结果可想而知。

胡适后来说他也明白这“两个世界”的道理，却“有一种妄想，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与理论接近一点。

这是舆论家的信仰，也可以说是舆论家的宗教。

”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
三、理念的危机
科塞在其《理念人》一书中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缺失的担忧、对人类文化停滞的忧虑。

他说，“缺了知识分子，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

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
1898年，左拉（EmileZofa）在《曙光报》上发表了《我控诉》的檄文，控诉法国当局在德雷福斯案中的无耻、卑鄙、欺骗和懦弱，写到:“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

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左拉的“控诉”使德雷福斯案成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件不公的司法案件——知识分子成了正义和真理的卫道士。

科塞说，从17世纪至今，知识分子一直生活在世俗权力与理想之间持久的紧张状态中。

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

如果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惯常的方式，如果习俗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一个社会制度将走向僵化；一个不再受到挑战的制度，也不再有能力做出创造性的回应。

它可以墨守成规继续存在，但它不再有能力更新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继续需要批判精神，继续需要那些对无所依附的批判的思想有着特殊兴趣的人的原因。

同样，理念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如同生命，一个没有理念的知识分子或一个只是将理念作为谋膏粱的手段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习惯化和完全模式化的社会结构中，必然走向僵化，他不再挑战制度，不再有创造性，墨守成规，放弃自己的理念和理想，放弃自己的责任而专注于职责的要求、规范的标准——成为一个专家、知识人，而绝不是知识分子。

四、权力与理念
知识分子追求理念世界，批判现实政权和社会的弊端，他与权力有着剪不断的关系。

正如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以海德格尔、阿伦特、雅斯贝尔斯、施米特、科耶夫、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例反思“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既可能是民主政治的“守护神”，也可能是独裁政治“助虐者”。

知识分子坚持理念的正确性和不可动摇性，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与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现实感。

正如马克里拉所说，知识分子正是因为服从某一理念（“哲学王”）的诱惑，被激情遮蔽了内心暴政的潜能；这一理念不是现代意义上某种合理的思想目标，而是苏格拉底所称的“梦境”，哲学生活和政治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事。

科塞则更多地看到了理念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认为知识分子正是因为权力秩序的存在而存在，因背景力量的强大而有存在的价值。

不管是幻想以卢梭的共和国为蓝图的雅各宾派还是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党、充当非官方专家职能的费边社人、渴望“哲学王”出现而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权力批判者、失落中转向国外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忠于理念，为实现正义、真理的理想社会而选择的道路。

在《理念人》一书末尾，科塞谈到美国当代（60年代）知识分子的状况，美国的科层化、官僚化、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阻碍很大。

但作为社会学家，科塞并非一味地哀叹，他分析了官僚化和多样化并存的必然性，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因环境的制约，数量和质量必然降低，但其宽广的视野在大众知识传播中仍有特殊地位。

科塞乐观地认为，美国充满着紧张、冲突和内部矛盾，只要社会保持开放和多元化，知识分子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知识分子的鸦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陈占彪．“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6］胡明．胡适传论（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06．
［7］［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00．
［8］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9］［美］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前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
［10］［美］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