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6)《杜甫研究》课程论文T

杜甫是著名的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新乐府的倡导人，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③杜甫生活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所以忧国忧民的他都很好的体现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他从小就开始写诗，多达一千多首，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的一生都不得志，虽然有“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但他也只是做了一些小官职而已，所以他的诗中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当然，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其中都充满着忧患意识。在少年时，他主要忧患是对个人前途。一心想为朝廷效命，但杜甫在长安应试时候，不幸落第。可后来向皇上献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④的生活。但一时的挫折并没有打败杜甫，在落第的期间，他高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脸众山小”⑤这首诗体现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藐视一切的壮志豪情。中年时候，在担任官职期间，他的忧患意识变成对国家民生的忧虑。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批评时政，讽刺权贵，这也说明了他经历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时政，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一个高度。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尤为担忧。唐朝一次著名的叛变安史之乱，使朝廷和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当中，杜甫同样的也跟民众一样被迫卷入漂泊中，目睹了安史军屠杀老百姓。亲身的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也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从杜甫的《石壕吏》，通过士兵与老婆婆的对话，就能体现出军队的残忍以及杜甫对老百姓的同情。在安史之乱还没平定，四方盗贼依然很多，就如杜甫的诗中说道：“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⑥遇到这种场景，官吏却没有为民请命，而且还增收赋税，造成民不聊生，如杜甫诗中提到“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⑦面对安史之乱，杜甫高唱“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⑧的悲哀。杜甫的“三史”“三别”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群众因为安史之乱而被迫服役的悲惨生活而感到悲哀。动荡的社会，与人民群众的状况更使杜甫的忧患意识更进一步的加重。因此杜甫的诗中大多数都蕴含了忧患意识，包括对国家，对民群众甚至对自己的忧患。
由于当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唐朝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都折射出当时的情况以及抒发了自己内心的世界。本文主要讲述杜甫在诗歌中体现出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通过互联网以及参考一些文献资料，总结出杜甫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是“沉郁顿挫”与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他青年的理想壮志逐渐成为沉郁，无奈所取代。他善于对现实生活高度的艺术概括与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参考文献
①出自论杜甫的忧患意识出自《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02期
②出自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前后
③出自白居易《与元九书》写于元和十年（815年）
④出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写于唐玄宗天宝七载（748）
⑤出自杜甫《杜甫集》中的《望岳》诗三首其一
⑥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中华书局出版1960
关键字：“杜甫的诗歌”，“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
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诗歌的国度，几千年诗作更是汇成了浩瀚银河。杜甫诗歌在这浩瀚银河中凸显又一代人的心灵。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在诗歌中为黎民百姓而鼓而呼，为国家的兴亡、民生的疾苦而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一直以其真、善、美的璀璨星光，闪烁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滋养着一代歌而泣，这都使得他的诗直到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真切感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杜甫其人，理解杜甫精神的实质，也是我们学习和发扬杜甫精神的必要途径。
常言道：诗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与局势。从杜甫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国家的热爱，希望国家能够恢复秩序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也就是重现“贞观之治”；可以感受到杜甫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与同情，他希望每个劳动人民都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不需要每天因为要交赋税而四处奔波与劳累。所以从杜甫的诗中都无时无刻感受到浓浓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⑦出自杜甫《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写于戊午仲秋
⑧出自杜甫《春望》写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
上述就能看的出来，杜甫忧民。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述忧国了。虽然杜甫对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而感到痛苦万分，但他同时也鼓励人民群众上前线保家卫国。如杜甫的新婚别，里面写道了新婚妇女尚未拜见公婆，新郎就要奔赴战场，心里悲痛欲绝；但想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命运，她说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⑨自己的儿子因为饥饿而死亡，但杜甫却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⑩。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高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11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唐玄宗因为沉迷于美色，荒废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出现。因为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12讽刺杨贵妃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写道“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13他痛恨搞分裂叛将，对于那些叛将的行为他切齿痛恨，许多诗歌中都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杜甫的《登岳阳楼》中尾联写道“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14其中表达出诗人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杜甫另外一首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5这首诗是诗人初到成都是拜访诸葛亮所作的。这首诗怀有豪情壮志，报效祖国的政治理想，但途坎坷，抱负无门。安史之乱还没平息，目睹形势艰危，自身请缨无路。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先生充满无限敬佩与仰慕。这同时也表现出杜甫想为国家献出自己一份力，以挽救时局，保家卫国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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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摘要：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①爱国情怀是一种极为崇高的情怀，对祖国充满关怀与爱护。从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中就深刻的体现出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深刻的体现出诗人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②的宏伟抱负。在经历安史之乱，杜甫表达对污浊黑暗官场的憎恨，这种现实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的诗歌是为时代而泣、为百姓而汪的诗歌，被公认为“诗史”，其诗歌不仅涉及国家的大事，还触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杜甫对一切和其它有关事物的仁者之心和高度责任感，也就反映出了他诗歌中的那种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