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一)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一)
摘要]“城中村”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既不同于传统农村，又区别于城市社区的特点给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因此，应在“城中村”的改造开发、村民社会保障、村民向市民转化、社会管理以及环境建设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城中村；城市化建设；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而“城中村”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它的出现一方面给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的提升。

因此，解决“城中村”问题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它对我国城市化建设健康、有序和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中村”的基本特点
“城中村”是城市规划区内尚未完全向城市转型的原农村社区，是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1]。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边远地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城市政府或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导致被绕开的村落成
为“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2]。

可以这样说，“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抑制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则又加快推进城市化，以致导致片面的“人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亦城亦村的“城中村”具有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传统农村的显著特点：一是原村集体土地虽然划入城市规划区内，但仍为集体所有，且人均占地面积很少。

二是“城中村”的户口性质为农业人口。

主体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很少，尚未纳入城市居民的保障范围，没有住房、医疗、养老的保障，作为村集体经济——股份公司的股东，私房租金和股份公司分红成为村民基本的收入来源，这样本村人依赖分红和租金成为“租金食利阶层”，个别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三是在经济发展上，产业结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

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城中村”主要是低层次的物业经济，大多数的集体收入均为土地出租费，土地和资源产出效益不高，个人相对较富裕。

在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庄，管理方式落后松散。

四是与城市的周边环境不协调，外来人员多杂，流动人口集中，甚至超过本村村民，职业构成复杂，治安、卫生状况等相对较差，形成了很多治安和社会管理隐患。

上述特点显示，“城中村”虽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已经作为城市的一个社区，但它有明显区别于原城市中的街道居民区，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
经济与社会生活，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城中村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是城市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由于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改造城中村不仅是实现城市物质形态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改善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中村”面临着改造、转型的艰巨任务。

二、“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中村”与所在城市的矛盾日益突出，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寄生型、外生式”的村集体经济问题3]
“城中村”集体经济以第三产业尤其是纯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业，经济收入依赖于房屋租赁收入和土地开发补偿金，是典型的“寄生型、外生式”经济。

同时，依靠纯土地出租等外在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生存，收益量完全依赖物业出租的数量和租金水平，容易受城市政策、物业供给等外在因素影响。

村民委员会全面负责村民生活，包括福利以及外来人口管理等，这样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村民“寄生型”的生存动态和心理状态。

由于我国农民缺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低下，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低且门路少，成为“客观剩余劳动力”。

部分村民靠房屋租赁收入维持生活，甘愿做“主观剩余劳动力”，过“食利寄生”的生活，成为“寄生型村
民”。

令人担心的是，如此下去，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的经济活力、发展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村民社会保障弱的问题
由于“城中村”和真正的城市管理是两元体制，从而导致“城中村”和城市管理政策的错位。

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高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享有就业机会及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险与补贴，而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权的滥用(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等，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失地农民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4]。

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险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社会保险没有建立，购买保险意识也不强，因此，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失去耕地的“城中村”村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仍还保留着原来的模式，“村民”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距离还很遥远。

(三)社会治安及环境问题
“城中村”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地的原有“村
民”；二是租用“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城区市民；三是外来人口。

“城中村”成为村民、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混合社区，尤其是成分复杂的大量外地流动人口的涌入，加上管理的滞后，使“城中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复杂。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租金低廉，“城中村”容易吸引外来人口，出租房中聚居了大量缺乏有效管理且职业构成和宗教信仰十分复杂的人员，因此可能成为滋生“黄赌毒”的温床和违法事件发生的策源地，这种状况的存在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管理难度大，村庄内部及周边环境脏、乱、差，再加上部分市民和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小企业、家庭作坊的开办，导致污水横溢，垃圾乱倒，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和环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

同时由于他们并非是本村村民，他们的婚育及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也给当地部门带来了诸如计划生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