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应用新论——寻找方志与旅游的结合点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方志休闲应用
论文摘要：二轮修志不能“为修志而修志”，要重视志书的应用研究。

方志具有旅游休闲利用功能，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主要载体，历史文化名城方志馆可定位在旅游休闲利用中心，笔者初步分析了其实施的障碍性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
1982年11月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目前，经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共有三批99座，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有24座，即北京、大同、承德、南京、苏州、杭州、绍兴、泉州、延安、景德镇、扬州、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西安、昆明、大理和拉萨；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有38座，即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南昌、重庆、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寿县、亳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襄樊、潮州、阆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和喀什；1994年公布的第三批有37座，即正定、邯郸、新绛、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佛山、梅州、海康、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泸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阳、汉中、天水和同仁。

可以看出，这99座历史文化名城遍及我国大陆各个省区，他们大多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时代国家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他也都是繁华的都会、商埠、文化古城、军事重镇和革命圣地，属人文旅游资源范畴，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在我国旅游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选择。

曾几何时，我们身边悄然出现了“休闲”、“休闲文化”、“假日经济”等新鲜术语，从假日里博物馆、图书馆的人流，“五一”、“十一”、春节等长假全国各地旅游景点人员爆满，可以感觉到公众在休闲时间对文化的需求。

这种需求既不是公务性的也不是学术研究性的，大多是带着某种好奇心为打发业余时间而消遣型的。

作为博物馆、文化馆同行的方志馆，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方志馆，应高度关注这一现象。

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人们对方志和方志馆是比较陌生的，有很多人势必会问：方志、方志馆和旅游休闲搭得上边吗？事实上，地方志与旅游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彼此依存、共同发展的良性关联。

因为地方志里记载的许多内容，都是可以用来为旅游服务的信息资料；而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事实，则又可以载诸地方志书，使地方志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展现出光彩的现代特色，鲜明地体现出地方志的存史功能。

①地方志有广泛的旅游信息，除了旅游卷篇记载外，其他卷篇里也多有记载，如“地理”（或“自然环境”）篇，有生动具体、秀丽奇美的自然风光的记述；“文物胜迹”篇，记载了古遗址、古建筑、摩崖、碑刻、革命纪念地和纪念物、各种艺术精绝的文物珍品等；“文化”篇，记载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民间歌舞和多彩的民俗文化、书画艺术、工艺作品；“经济”篇，除记载现代经济发展的各项建设成就，可供参观访问的工厂、商场和名、优、特产品外，还有美味佳肴、风味小吃等饮食文化内容，②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志是旅游资料宝库，是旅游文化资源的载体。

方志的休闲利用功能是方志自身文化的潜在价值所决定的。

人们自觉主动地开发利用地方志的旅游文化资源，发掘其文化精华，将地方志“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旅游产品”，③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这样就实现了方志的休闲利用功能，也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的夙愿。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国家旅游总局负责人谈话时指示：“要开辟一些行业，．．．专门为旅游服务。

”④这是极有远见的卓识。

地方志与旅游的关系既是如此的紧密，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普遍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同时，也应认真地开发和利用现有古今地方志中的旅游资料，“专门为旅游服务”。

可喜
的是，很多地方具有开展这方面工作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如上述丽江、桂林、平遥等历史文化名城。

方志馆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收集、保存珍贵的地方文化财富——地方志，供社会公众阅读利用的基地，是一定行政区域的地情资料研究、开发、利用中心，也是人们读志用志和开展方志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设施。

目前，许多方志部门都在积极筹建方志馆。

方志馆无疑是一个新鲜事物，很多东西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但“一张白纸好画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

虽然从根本上来说，理论来自实践，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加强理论的前瞻性研究，发挥方志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方面工作要有新举措”⑤的要求。

把地方志与旅游联系到一起进行探索研究，对于地方志和旅游这两项事业贯彻落实这些要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所以，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方志馆具有休闲消遣功能，应该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我们可以套用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迈克尔·库克的话，“整个社会应该把方志馆看作是它的一个文化机构，即使是贴上文化娱乐甚至消遣的标签也是无可厚非的。

虽然方志馆像博物馆和参考图书馆一样与纯娱乐性机构相比有更严肃的目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如果人们愿意、闲之无事时，就可以去这些由社会建立起来的机构，按照个人兴趣进行活动。

”我们甚至可以建议中国地方志协会将“方志馆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列入各类学术会议的议题。

笔者斗胆预测，方志和方志馆的休闲利用是21世纪大势所趋。

方志的休闲利用也反映了新时期方志思想（含方志编纂思想）或者说方志理念的巨大变化。

即根据“国家方志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方志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方志”的变化。

学者韩章训在《谈方志编纂思想变革趋势》一文中就指出“现阶段中国方志思想变革的基本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下诸个转化上：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教化百姓到服务社会，从鉴古知今到彰往昭来”。

⑥方志是中国的国粹，但纵观中国的方志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方志产生和发展是与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演变是密切相关的”，“旧方志是以宣传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为主旋律的，是以“资政”、“教化”为基本社会功能的，是以各级施政长官为基本读者的”。

⑦修好志是为了用志，也贵在用志。

古代也有个别有识之士提出“经世致用”，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法真正落实。

现代社会与几千年发展十分缓慢的旧时代完全不同了，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人本”、“民本”社会。

第二轮修志必须考虑到现代社会用志需求特点，所编志书应多“考虑行政阶层以外的读者需要”，具备实用性、大众性、百科性、便捷性等特征。

要“以人为本”，跳出“官本位”的窠臼，不能“本末倒置”，因为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既是续志记述的主体，又是用志和检验志书效益的主体，是整个续志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要树立发展意识，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和谐社会建设理念，不仅要重视回顾性研究，也要重视前瞻性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的需求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

富裕起来了的人们休闲需求强烈，而“百科全书”的志书在这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那就是地方志工作不仅要服务于国家行政管理工作，而且要更多地转向服务社会化方面（含服务于旅游休闲），转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上，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也符合和遵循着方志事业的发展规律，即方志事业要“转轨变型”。

地方志服务社会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与所取得的成绩，祖国大陆还远不够，相反，台湾地区甚至某些欧美国家如英、美却先走一步了。

在我国现存8000余种传统方志中，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达5000余种之多。

一些著名汉学家常常利用地方志的文化资源，开展对中国区域历史、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和城市个案的研究。

他们坚信方志应当充分反映并反作用于产生它们的社会，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借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表示，方志现在应当是“民治、民有、民享”，我们的“记忆宫殿”（志为信史）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国王服务的。

有一个很有趣但又发人深思的现象，就是欧美发达国家最好的建筑不全是政府大楼，也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
化设施；这些高雅文化殿堂不是门可罗雀，而是人们向往并常去的地方，这些陶醉其中的人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不乏一般参观者，他们仅仅带着旅游休闲观光目的。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就是，方志工作要不断开拓新局面，就要找准新的利用对象或称新的市场立足点，转移利用大方向，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志书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促成方志工作新的繁荣。

旅游行为本身即一种文化活动，旅游资源概念进入几乎所有的领域也是社会发展趋势。

所以，可否将方志馆，尤其是一些旅游文化名城的方志馆，建设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景点，满足人们在休闲中的文化需求，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这将改变方志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公众的利用是最好的宣传，前述99座旅游历史文化名城在我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辐射力与影响力巨大，每年吸引的中外旅游者不计其数，如果将这些旅游者也吸引到名城所属的方志馆去，必将大大增强“社会方志意识”，方志馆自身的造血功能也会增强，吸引、留得住人才，从而促成方志事业走上良性循环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