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现行宪法中“阶级斗争”问题的反思

犯罪；二是“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包括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三是“可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与滥用政治权利或侵犯他人政治权利有关的犯罪④。

这其中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外，其他犯罪都不一定“与人民为敌”，如因反抗家庭暴力而杀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妇女，是刑事犯罪分子，但显然不是人民的敌人，把“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统统划归为“敌人”，扩大了“敌人”的范围，是不可取的，只有那些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因其主观上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才可能属于“敌人”的范畴。

而那些一般刑事犯罪分子中有许多都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理由何在？这是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的问题。

即便是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为什么不能有立法上的平等权呢？立法上的平等一般是指制定法律时人人有平等的参与权。

事实上人人直接参与立法是不太可能的，真正行使立法权的多是人民的代表。

所以作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选举立法者，通过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这实际上涉及到选举权属于全体人民还是属于全体公民的问题。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公民中的人民是应当有选举权的，而公民中的敌人却不能有选举权，因为敌人只占公民中的极少数，所以剥夺其选举权并不影响选举的民主性。

这种剥夺极少数公民选举权的制度的确符合民主精神，但有违共和思想，民主共和制应当尽量照顾少数，而不是动辄剥夺少数，只有当少数人的利益直接威胁到多数人的利益时，剥夺少数才是可取的。

而给那极少数人选举权并不会影响多数人的利益，他们的人数既然那么少（只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0.03%以下⑤），意味着依照选举法的规定他们在所在选区可能根本就产生不出自己的代表，或者产生的代表只占全体代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对法律的制定和通过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所以，给他们选举权并不构成对广大人民的威胁。

选举是根据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否给少数人选举权是民主暴政与民主共和的区别，“民主暴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粗暴剥夺，“民主共和”是多数人在少数人行使权利对多数人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为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①列宁更是明确提出：“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须的和必要的标志”，“理论上完全容许无产阶级专政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②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二种方式是，在法律草案交全民讨论时发表意见，影响立法。

法律草案交全民讨论时，是交“全体公民”讨论，还是交“全体人民”讨论？法律的普遍性决定了它的适用对象是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人民，法律涉及到全体公民的利益，因此全体公民都应有发言权。

就算是极少数“敌人”发表攻击性的意见，人民听听又何妨？极少数人不可能左右法律的形成和通过，给他们发言权不等于给他们决定权。

因此是否允许全体公民“讨论”法律草案，实际上是一个是否允许少数公民表达意见的问题，他们既然不可能左右法律的通过，那么是否可以拥有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还是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有差别，或者说有根本的差别，就干脆连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也剥夺掉？他们是否也应当有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认为只有公民中的人民才有表达自由，公民中的敌人都不许表达，这种“平等”就不是“公民平等”、而是“人民平等”，这样的平等原则是否符合宪政的基本精神是令人怀疑的。

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全民公决直接产生法律。

全民公决在我国没有实行过，依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全民公决即便进行，恐怕也只能是在人民内部公决，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公决，这实际上是能不能给少数人“投票权”的问题。

投票权是一种决定权，但决定的最终形成有赖于多数人决定权的行使，0.03%的人即便有投票权也不可能影响法律的通过，因此这种剥夺也是没有必要的。

法律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必担心因为极个别“敌人”参与投票，就会使法律改变其性质。

“敌人”和“人民”都是一种政治概念，而“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许多政治概念用法律的眼光看都具有模糊性，而法律
概念则是相对较为清晰、明确的，便于准确地操作和运用。

法治国家一般不会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两部分，这种政治性的划分根据的是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等等不同而做的判断，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不确定的，“人民”的范围在不断变化，“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③，而公民是相对稳定的。

法治国家只把公民分为“守法公民”和“违法公民”，对前者加以保护，对后者进行制裁，而对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守法，法律的界定是明确而具体的。

宪法应当尽量用法律概念，不用或少用政治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运用的问题，在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思维模式。

现行宪法的某些缺陷不仅是语言上、概念上的缺陷，它反映了这种语言、概念后面的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需要被突破，也正在被突破。

注释：①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2页。

②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7页。

③见现行宪法第七自然段。

④可参见我国各种宪法学教材“国家性质”一章。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第1154页。

②郭道晖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阶级斗争有三个层次：一是完整意义的阶级斗争；二是带有阶级斗争性质或成分的阶级斗争；三是带有阶级性的社会斗争。

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1-296页。

③1954年宪法序言第2自然段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第1154页。

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第1650页。

③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93页。

④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794页。

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249页和第622页。

②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0页。

宪法学界各种教材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列举。

③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1页。

①有关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可参见《对民主的几对范畴的思考》，《关于专政的几个理论问题》，《专政、民主制度与民主权利》，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①吴杰、廉希圣、魏定仁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4页。

②徐显明主编：《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44页。

③李步云：《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红旗》1979年第3期。

④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8页。

⑤我国法学界有关立法平等的讨论情况，可参见周永坤、铁犁：《立法平等论的两次尝试》，《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第269页。

⑦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97页。

⑧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2页。

①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97页。

②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63页。

③有学者对宪法第34条作了精辟的解释：第34条“没有先将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而是一视同仁，把政治权利视为所有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的当然权利。

……既然是剥夺，就说明原来是依法享有的，否则就无所谓剥夺。

而之所以被剥夺是由于犯罪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先天具有‘敌人’的成分或出身。

如果认为权利被剥夺就是权利不平等的话，那么不仅政治权利将被视为不平等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也都将被视为不平等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可以依法剥夺
的。

”闫国智、徐显明：《权利平等是我国公民平等权的根本内容-兼评“实施法律平等说”》，《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6、57条。

⑤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①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36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657、790页。

③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3版，第145页，我国许多宪法教材对此都有几乎同样的表述，在此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