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的前世今生？这些年，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普世价值。

似乎这是欧美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移植到中国后，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现象，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翻翻历史书，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话说这个词也曾经把我带到沟里去，如今正在向外爬的过程中，人一生，没有多少年，被各种词语就带到沟里很多次。

人，活着真不易啊！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并不陌生。

简单说来，就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普世真理。

最早这是基督教的概念，拉丁文的说法是oecumenical，启蒙运动的时候用法语说就是universel。

普世价值观念与一神教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世界上神只有一个，唯一的世界就是他的创造，而且人也是他创造物，因此所有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他们都理所当然信仰同一个上帝或者真主。

如果不信，那就是背信弃义的恶魔。

普世价值，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文明来说，这个概念最大的好处是会具有人类统一体的观念，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之处。

让我们分析普世价值的逻辑：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

我的价值观是对的。

所以：凡是跟我价值观不同的都是错的。

多么完美的三段论，又是多么可怕的三段论。

按照希腊-罗马的形式逻辑，只要承认那个大前提是绝对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就会推论出，凡是跟我不同的都是错的。

普世价值观的本质就是：“我的结论是对的，而且我是站在普世的人的角度上做出的结论，因此凡是跟我不同的就是错的。

”大麻烦来了……因为我和你都是相对的。

我们都在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信上帝的，还有信真主；有人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认为信安拉得永生，还有人根据就不信什么永生。

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只有自己相信的才有价值，别人相信的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是罪恶。

一切思想的矛盾至此就都变成敌我矛盾，我是善的，你跟我对立，所以是错的；我站在上帝这边，你跟我对立，所以就是恶魔；我是会进天堂永生的，你就是会下地狱受罚的。

一切价值都一定会有反价值，任何正题一定会有反题，价值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的。

如果以普遍价值观的唯一价值和理念来理解世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尖锐的无法化解的人群冲突。

怎么办？信仰这个东西是很难靠说服来解决的。

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比比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

普世价值观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思维模式，在思想的“敌我”状态中，在实践上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

打赢的全对，进天堂，打输的全错，进地狱。

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贵族的决斗就是用刀剑来证明善恶和对错。

因此，当我们听到西方的文明人说：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并不需要过分大惊小怪，这本来就是普世价值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一神教文明长期陷入宗教战争的原因。

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普世价值观的结果并不是思想自由，而是野蛮和愚昧（至于现在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请容我在后面慢慢说来）。

在欧洲历史上，烧毁图书馆，杀死异端，以刀和剑来解决信仰不统一的问题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基督教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一直就是一方面用普世价值观推行武力征服，另一方面，用武力征服推行普世价值观。

与基督教同源同宗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也有类似倾向。

从中亚到大西洋，整个地中海周边，为了决出“谁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这就是欧洲历史上长达将近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大量的异端信徒受到酷刑折磨或者被杀死，异教徒更是死得其所。

在欧洲的中世纪，物质文明的主旋律是贫困和小农经济，精神文明的主旋律是消灭异端。

法国伟大的史诗《罗兰之歌》所讲述的与异教徒的战争，杀死异教徒，这是中世纪骑士最辉煌的荣誉之一。

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思想背景。

应当说，欧洲中世纪是西方推行普世价值观最得力的时期，天主教会普世一系，一切思想都必须与罗马教廷保持一致，否则就有被当做异端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

杀人是不好的，文明人都知道，但是为了消灭“错误”的思想，不得不消灭承载这个错误思想的人，这是骑士和贵族的荣耀。

欧洲文明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就是：“文明”的欧洲人居然能够在美洲屠杀数千万印第安人，以人权为建国纲领的美国就屠杀了上千万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几乎把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杀光，血流成河这个用滥了的成语在此处明显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但是汉语中显然还没有为描写这样的场景做好语文上的准备。

从杀人的数量上来说，希特勒跟他们比起来，算是非常温柔了。

我以前一直有些难以理解这是为什么，殖民者怎么可能如此杀人而没有任何负罪感？其原因就是普世价值观，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他造的人也是一样的，因此不信上帝的根本没有做人的权利。

在这种普世的人的观念面前，被屠杀者早就被开除出“人”的范畴。

因此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就如同杀死一头猪，或者说比猪还不如，他们是恶魔。

因此，殖民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杀人民，圈占土地，掠夺财富，劫掠奴隶，在尘世上尽享富贵，并且期待上帝在死后接引他们进天堂。

手上鲜血，从一个角度看是残忍；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荣光。

欧洲因为信仰和思想，或者说以信仰为借口和幌子（给自己的掠夺行为以合法性）而进行屠杀一直延续到二战的犹太人大屠杀。

直至今天的欧洲，因普世价值观而导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依然还没有结束（让我们想想英国的北爱问题）。

很多人以为欧洲文明的基因就是“思想自由”，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还有另外的一面。

很多人以为普世价值观就是人权，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倒在普世价值观这把刀下的冤魂。

把所谓普世价值观与“思想自由和宽容”联系起来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将在后面谈到现代文明的时候解释这一问题。

反观中国古代史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占主体的时期，因此并无所谓普世价值。

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

是以“和为贵”，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庸之道。

也就是说，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全对，错误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异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纯粹因为思想问题杀人极其罕见，只要不涉及到跟权力相关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很少给你找麻烦，你不干涉权力，权力也不干涉你。

儒释道，三教九流不仅可以在人群间和平相处（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局限于用嘴和笔），甚至可以在个人的思想内部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例子太多了。

李白、苏轼、朱熹、程家兄弟……尤其唐宋以后，中国传统上，很少有知识分子不是杂糅三家的，甚至更多。

就连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以儒家为主，但是也很少排斥其他学说。

汉朝以后虽然以儒家为立国之本，但是佛教的大法师也请来给皇帝作老师。

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朝为官，没有人要求他思想改造，与孔夫子保持一致。

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推行儒家文化，但是并不反对和禁止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

在中国，一提起知识分子和思想的命运，常常会说到“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在历史上既没有烧多少书，更没有杀几个人（查典籍，而不要信传说）。

而且这也是秦始皇听方士背后骂他，一时意气报复的行为，并不是广泛推行的政策，更没有大范围杀死过儒生。

秦始皇在位时间也比较短，其影响并不是太大。

实际上，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如此耳熟能详，如此著名，并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罕见了，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成为秦始皇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

所以大家言必称“焚书坑儒”。

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历史，简直不值一提，相比烧毁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历次宗教战争中因为思想而被杀的人，从数量上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就法国一个国家，大规模宗教战争就有八次，仅仅在1572年8月23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一天时间里，就有将近5万新教徒被杀死，其余新教徒被迫远走德国等地避难。

由于新教徒中有很多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被杀和逃亡导致法国工业水平显著下降。

西班牙在屠杀异教徒方面也不敢示弱，他们屠杀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为这些人是优秀的航海家，杀死他们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航海能力。

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例来说明欧洲的文明传统是思想自由，以欧洲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文明传统是钳制思想，不知道这两方面的镜子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的文字狱中国在钳制思想上最臭名昭著而且真正影响中国文明史的是清朝的文字狱。

中华文明直到明末中国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向外开放和学习的好学生，从胡服骑射到徐光启的历法，中华文明保持世界领先的法宝就是兼容并包，有好用的就学，从来不搞那个所谓的僵化的普世价值观。

某个人之所以优秀，那一定是因为他会学习，同样的，一个文明之所以优秀，也是因为这个文明会学习。

古代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优秀学生，有好的就学，从不用什么“普世价值观”捆缚自己的思想。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样的胸怀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中国和西欧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不少交流，欧洲当时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进入明朝知识分子的视野。

（我前面虽然对西方的文明批评颇多，但我绝对无意否定他们的辉煌成就，尤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

晚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交流保持畅通，他们的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羡慕不已，并在欧洲进行政治实践；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学习他们数学和天文知识。

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近代科学大爆炸的前夜，可以想象，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打断，中国人很早就会知道牛顿，法拉第，帕斯卡等等，等等；也会知道后膛枪和来复线，就不会因为在科技上的远远落后而挨打。

清朝的异族统治打断了这一过程，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迅速认同汉族的文化，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野蛮而且人数非常少的民族，尤其是统治初期。

因为强烈的自卑感和恐惧感使清初的皇帝严厉地对待汉族知识分子，一大批优秀人才被杀，另外的一批噤若寒蝉，只能钻入故纸堆进行考证，这时的中国与西方彻底隔绝。

等到18世纪的欧洲人再度与清朝发生文化联系的时候，清朝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具备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能力，如同一个学生缺课太多就听不懂课程，距离越拉越大，而且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直到鸦片战争，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中被迫打开国门。

清朝的文字狱的形成并非中华文明本身的基因，而是外来野蛮民族的征服所造成的偶然现象，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程度高的文明被野蛮民族打败常常会造成文明衰退的现象。

只不过，在中国这一现象恰好发生在文明近代化过程的门槛前，使中国在几百年时间都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和能力，结果就是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

近代史以来的西方：宗教改革对于欧洲来说，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经过马丁•路德的改革，挑战了唯一的真理持有者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代价之后，新教（protestant）得以站稳脚跟，并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