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_王彩云

文章编号:1000-8934(2002)05-0071-05“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王彩云(济南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本文从社会环境、哲学思维、精神氛围、学术气氛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主义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所营造的较为适宜的外部条件;从技术、人才和方法论等方面分析了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所奠定的内在发展基础,从而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中图分类号:K 103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01-11-26作者简介:王彩云(1963-),河南郏县人,济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与科学史。

近年来,有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但是关于人文主义对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作用的论著尚不多见,甚至有些“科学史家宣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一两个世纪中阻碍了科学进行”〔1〕。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本文立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工作、思想观点及其影响,分析探讨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文艺复兴作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2〕,它所拥有的与已往时代不同的新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无疑,文艺复兴时期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人文主义。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说:“文艺复兴包括一些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和看法,……但是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

”〔3〕坚尼·布鲁克尔则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化发展状况概括为“人文主义的兴起”〔4〕,布克哈特在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确定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同一性。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1　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自然科学的生长必须具备适宜的土壤。

在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没有科学因子的存在,如唯名论的观点,罗吉尔·培根所提出的科学实验方法等,而是缺乏促使这种科学因子成长的环境。

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里的“人体构造”理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力学原理,出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为它们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布克哈特曾详细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自信的、互相竞争的、一心想获得成功的、追求光荣和不朽的社会,与专制封闭、谦恭自卑、禁欲修行、消极避世、鄙视财富等中世纪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之所以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固然与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作用分不开,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文主义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主要表现,它是人文主义者借助于博大融合的古典文化的复兴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封建主义、反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革命。

作为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人文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或特征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促进了人的觉醒,重新发现了人的个性、价值、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幸福、事业成功、发财致富的愿望;把生活的重心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发现了自然界的奇异和美丽,激发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观赏和研究兴趣,唤醒了人们乐观进取、开拓创造、积极探险和科学实验的精神。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人类理性对自然和自身的觉醒。

坚尼·布鲁克尔在谈到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意义时说:人文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对当时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它在激起佛罗伦萨人看待世界和他们自身的观点的转变上所起的作用”〔4〕。

布克哈特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最大功绩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这种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新价值观,打破了大一统的封建神学统治,并逐步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哲学、科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经院哲学及其思想统治日渐衰微,宗教改革震撼欧洲,方言文学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出现,文化和科技人才辈出,近代自然科学萌芽发展,民族国家形成,新航路被开辟,美洲大陆被发现等。

这些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内在或外在表现。

人文主义者开辟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向我们宣告的正是科学和人类状态的完全革新。

……朝气蓬勃,洋溢着青春欢乐,投向现世生活,投向永远年轻的自然第18卷　第5期2002年　5月 自然辩证法研究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V ol .18,No .5M ay .,2002界。

”〔5〕文德尔班同样描绘了当时全新的时代和生活。

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探索、研究和发现自然界的奥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2　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构建了全新的哲学思维 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它的逻辑支点和现实根据,它构成了科学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哲学思维的实质性内容和功能之一,就是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思想活动的逻辑前提和根据进行批判与反思。

今天,研究自然、发展科学已经得到哲学的论证和辩护而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在中世纪却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上帝是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一切认识活动的对象,哲学和科学一样沦为神学的婢女,成为论证神学教条的工具。

因此在中世纪,哲学、科学和神学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

科学的逻辑起点和存在根据只能是上帝,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上帝与人的关系,而以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自然科学活动则成为非法的,没有它存在的根据和理由。

经院哲学作为神学也失去了为自然科学活动进行辩护的功能。

针对这种情况,黑格尔曾经说: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及对现实事物进行科学认识的合法性都被排除掉了,被推到了彼岸世界。

黑格尔称这样的哲学思维为“思维本身的野蛮性”〔6〕。

要想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这种“思维的野蛮性”,寻找“现实事物的合理性”,使自然科学研究合法化。

人文主义者的自然哲学从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了为科学辩护的突破口。

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虽然像他的前辈柏拉图一样,把自然、可见世界看作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摹本,处于较低级的领域,但是他却不赞同柏拉图把可见世界当成罪恶的源泉的主张。

他认为,自然与可见世界作为摹本有着摹本的美丽。

他说:天体是与神明相似的某些生物的身体,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作用的、复杂的、无所不包的、显示着深沉莫测的智慧的生命。

它就是有理智的神明之明晰清楚而又形象美丽的影像。

普罗提诺对宇宙美的赞叹,深刻地启发了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宇宙就是神的理念的体现。

帕特里齐用几乎纯粹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表达了其人文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万事万物的和谐都在上帝之中。

波墨则进一步肯定:宇宙不过是“上帝本人物化的本质”,上帝不应被想像为缺乏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而应被想像为“认识一切、看见一切、嗅到一切、尝到一切”的上帝。

上帝的本质与世界是合一的,上帝的神性在此岸的现实界中而不只是在彼岸、在《圣经》中发出光辉。

布鲁诺则以独创的形式和强烈的诗人气息表达了其独特的宇宙观。

他利用宇宙和上帝的关系作为宇宙无限的一个论据,他说: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上帝的映像,并提出,为了认识上帝就必须认识他的映像,即自然,由此他进一步探讨了自然的起源、宇宙的体系、无限的虚空、天体的运动及其原因等问题,从而在泛神论意义上把现实自然界放在了合理研究的界域之内。

从“世界是神的体现”到“上帝与世界的合一”,人文主义者利用新柏拉图主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尊奉神学的形式下,从神学本身打开了缺口,找到了现实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对此文德尔班说:“过去神学教导说,上帝在《圣经》中显示自己,现在哲学的任务是以赞叹崇敬的心情在自然界中理解上帝的启示。

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之肇始来自通神论而且彻头彻尾的来自新柏拉图主义。

”〔5〕3　人文主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精神氛围 自由、宽松的精神氛围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中世纪封建神学专制统治下,科学主体能否做到思想解放、精神自由,能否排除权威干扰、独立思考,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至关重要。

人文主义者通过对古典著作的收集、研究、翻译和重新阐释,活跃了人们的思维,营造了积极、自由的精神氛围。

1453年,一批古希腊罗马著作在拜占廷王国覆灭的废墟中被发现。

收集、抄写、整理、翻译和研究古代文集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兴趣和爱好。

大批古希腊罗马原著以及经过阿拉伯人翻译、注释的古希腊科技、哲学、文学著作第一次被译为拉丁文,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古希腊罗马派别复杂、风格多样、观点各异甚至彼此相违的著作,为人文主义者进行阐释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成为人文主义怀疑、批判中世纪神学权威并最终否定权威的直接诱因,也是人文主义者独立思考、彼此争论、各持己见的基点。

所以赫伯特说:“独立思考的主要渠道———甚至16世纪的重要争论———都是发生在发现古代作家的观点彼此相违的地方。

”〔7〕而与古人缤纷各异的观点相比,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观点更是复杂多样,他们的观点、思想结构和倾向是如此不同,以致使人文主义思想观点的差别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团体、学派包括他们据以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各派那里的差别都要大得多。

费奇诺是柏拉图主义者,彭波那齐则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倾向于伊壁鸠鲁学派,而皮科则以其坚实的外语基础和广博的学术兴趣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几派观点于一体,成为当时著名的调和论和宽容论者。

人文主义者以此打破了“中世纪精神所集中的坚强统一性”〔5〕,使人们“从偏狭的中古文化里解放出来,它即使仍旧是古代崇拜的奴隶,也总让学者们知道,几乎在一切问题上,有声誉的权威们曾经主张过种种不同的意见”〔8〕。

显然,人文主义者借助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积极、自由、活泼的精神氛围。

这种精神氛围是自然科学复苏并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没有费奇诺等人营造的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柏拉图主义的舆论气氛,就没有伽利略的科学思想;没有帕杜瓦大学人文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释,就没有哥白尼和哈维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没有人文主义者所翻译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著作和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的几何学和物理学著作,就没有开普勒的天体运行三定律……。

也正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8卷　第5期是在此意义上,著名的科学史家丹皮尔说:“人文主义者……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

假使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