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适用

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适用摘要：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确立及适用，在实体和程序的价值选择有所不同，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不断平衡的结果。

该规则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

若希望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就需要从人员观念、立法、司法等多方面进行变革，确立该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

关键词：自白任意性；价值功能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规则，在刑事诉讼过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域外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均有着相应的规定，之所以这一规则能够影响深远，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决定的。

我国目前的法律条文中虽没有明确使用“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字眼，但相关条文也体现着该原则的内涵，可以认为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

但是任何一项原则或者规则，都不可能从一出现就完美适应该国的法律制度和实践，自白任意性规则也不例外。

该原则在我国法律条文以及司法实践中虽均有涉及，但由于我国特定的法律背景，司法实践的习惯等因素，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含义1、“自白”的含义在美国，自白是指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承认，针对的是被指控的事实全部和主要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与此相似；在英国，自白是指对于己不利的犯罪事实的陈述，无论主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解释与此相似。

①而我国目前对此尚未得出统一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从实体上，自白带有自首的意义，程序上，自白即不利于己的陈述，自白与口供意思相同，本质上是认罪。

②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自白仅指自己供述，不论是有罪的供述还是无罪的辩解，均为被追诉人的自白。

综合域外以及我国各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自白的含义更偏向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即重点强调的是陈述内容中不利于己的部分，不包括辩解的内容，准确地说，自白是指“受到国家刑事指控之人向追诉机关及其工组人员或其他有权主体作出的，承认自己犯罪并阐述自己犯罪具体情况的陈述。

”③2、“任意性”的含义任意性的含义就容易理解得多，虽然目前也没有定论，但从字面意思来看，任意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没有来自外部的肉体强迫，这一点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即不得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刑讯逼供，因刑讯逼供所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指未对被追诉人心理上或精神上形成强制，是处于自由意志的状态而做出的于己不利的陈述。

二、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价值1、实体价值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刑事诉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两方面。

而我国之所以直到近年来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规则的重要性，也是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有关。

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偏向，刑事诉讼法更多的是作为工具性规定服务于刑法而存在。

而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之外，我国长期以来都更偏向于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法律规定的根本目的，而忽视了刑事法律中保障人权的要求。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价值导向，则要求在发现事实真相，惩罚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全面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2、程序价值同上一段所叙述内容原因相同，自白任意性规则还有利于遏制侦察机关的违法行为。

自白任意性规则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的自愿性、任意性，而侦察机关为了快速有效获得供述而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情况，就会因所得供述的非任意性而被排除，其自身还可能受到处罚。

在如此明显的利弊对比面前，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大大减少，促使讯问过程合法化。

自白任意性规则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其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在我国能否充分发挥，还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现状来看。

该规则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其实施效果如何，还需要从多个角度综合考察。

三、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现状我国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并未明确规定“自白任意性规则”，但其二者本质，都是强调被追诉人的坦白自由，即被追诉人对于自己是否有罪所作出的陈述，是处于自由意志的情况下，这与“任意性”的要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其本质上的内涵是一致的，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必需得具有任意性，需自愿作出，而基于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等非法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因其具有非任意性，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

我国虽然理论上已经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但其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价值意义将难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1、规则范围不明确自白任意性规则虽然贯穿于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但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正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明确要求排除的情况，只有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至于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所获取的供述是否也需要排除，法条并未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也是选择避而不谈。

而侦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类似于威胁、引诱的话，有时出于讯问技巧的需要，还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欺骗，在这些情况下，是否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规定？必要的侦查技巧和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的界限如何确定？对此，现有法律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给出明确解释。

2、口供与讯问之间的矛盾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他证据所无法相比的直接性和全面性，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口供，在最终定罪时相较于其他证据具有更大的证明力度。

正是基于口供在证明案件事实上具有的重要性，其一直以来都被侦察机关重视。

由此必然会产生矛盾，即一方面要确保口供的自愿性，排除非任意性自白，但另一方面，刑事诉讼对于口供又有着强烈的需求，而讯问作为获取口供的有效手段，天然的带有一种强迫性，二者之间的关系紧张且矛盾。

④对于此二者的关系应该如何平衡，也是自白任意性规则不可避免的问题。

3、控方证明合法性有失公允当自白非任意时，即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时，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问题，按照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辩护方对证据合法性提出疑问时，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出示讯问笔录，播放讯问时的录音录像等。

众所周知，讯问笔录是由侦查人员自己制作，录音录像也是有侦察机关自行保存，而在讯问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其他无关人员在场的。

⑤由此可以看出，控方承担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基本上属于自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最常见的如录音录像被剪接，或者特定时间段的录音录像设备刚好损坏等。

这样一来，自白的任意性就无法有效证明，无疑是对这一规则有效实施的阻碍。

4、配套制度不完善任何原则或者规则的有效落实，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支撑，还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支持。

我国目前既不存在域外的“沉默权”，又没有确立保障被告人自由陈述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些规定本身就存在矛盾。

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陈述，又不存在“沉默权”，而且还需要履行如实陈述的义务，换句话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一项选择，即自愿的说出案件事实，并且所陈述的事实必须为真。

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如此配合，也就不需要规定这么多的制度规范来控制他们了。

因此，我们亟须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协调各种规范，在他们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四、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完善建议针对上文提到的我国目前关于适用自白任意性规则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解决，这不仅需要立法上的完善，还需要司法的健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1、完善立法规定完善立法或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范围及例外规定。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一定要被排除的非任意性自白主要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严重违反宪法规定，危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心理健康所得到的供述，被排除是必然的，这一点在各国法律中都没有争议。

但是，对于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供述，法律规定得过于笼统，且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也采回避态度。

因此，立法上对于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界限就需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定，以便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范围的例外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地规定。

刑讯逼供这种明显违反宪法取得的，一定需要排除，但是一般违法取得的供述，就不必然要排除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后果危害程度综合考量，做出结论，考量的根本标准就是：这些行为是否影响了自白的任意性，这种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法律规定更容易适应，但也需要法律事先加以规定，让法官们有一定的参照标准来决定这些例外情况。

2、健全司法制度在立法得以完善的基础上，健全相关司法制度才能使这些预想真正的落到现实。

我国之前有学者提出建立律师在场制度，这一项制度在域外早已确立，但我国迟迟未有一个明确规定。

在侦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律师在场，定能监督侦查行为更加合法合规，同时，上文中提到的，在证明取证合法性时，其他在场人员证明这一途径，也就更容易操作且更加公正。

我国一直以来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近来实施的值班律师制度，都说明我国已经认识到律师存在的重要性，如果真的要确立律师在场制度，也有一定的实施基础，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

在取证合法性证明这个方面，我国是由控方证明，但难免存在上文提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采取多方监督的方式。

一方面在控方内部，可以将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扩大，同时将录音录像设备交由案件负责人员以外的工组人员，即录音录像的人员和讯问人员分开，互相监督，以促进证明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可以引入外部监督，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律师在场制度，通过外部人员的监督，提高证明的力度也有利于避免非任意性自白的出现。

3、转变相关工作人员观念重视口供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再加上口供本身具有的独特作用，就使得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常以获取口供为终极目标，这样一来，逼供的情况就时有发生。

对此，需要改变司法人员“口供至上”的观念，定期开展学习活动，培育其错案危机意识，倡导将公正讯问作为首要目的，降低司法工作人员对口供的重视程度，减轻讯问过程中对被讯问人造成的心理压迫。

减少压迫感的同时也就会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任意性，提高供述的真实性。

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同时也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已经历了不短的时间，但要想使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还需要更多地探索，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和国情，逐渐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