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演进及基本经验

22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的一个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的一个命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中国化是一个同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本文把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域框定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

这六十年给我们展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索中创新、传承与升华的曲折演进历程，它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经验和现实思考。

一、探索中的挫折与挫折中的探索建国后，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难题：一是怎样建设好新生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二是用怎样的治国理论和思想路线去指导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而以往的经验已不足以应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的大量新问题。

为此，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本和经验事实中去寻找答案成为自然。

由于对全面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科学研究，因而模仿前苏联就成了那时的当然却又不得已的选择。

模仿并不困难，但要灵活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并非易事。

可以说，建国后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艰难探索与曲折反复的交织中前行。

在探索中遭遇挫折。

１９５６年，新生的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但１９５７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复杂情况。

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尽管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导致“大跃进”运动出现，国家经济建设举步维艰。

到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同时，尽管经济调整和恢复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并使之教条化、公式化，甚至把它们引向极端，宁“左”勿右的思维方式严重桎梏着人们的思想，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进程在探索中被迫中断。

在挫折中不懈探索。

在遭遇重大挫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挫折中不懈探索。

１９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如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优势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１］１７０同时毛泽东还从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对立斗争的角度，提出要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等，这些观点和思想在当时来说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另外，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在不懈地探索思考，提出了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观点。

如刘少奇提出要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建设中国；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提出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和困难时，仍一刻不停地在思考和探索建国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曲折与反复的辩证中不懈探索前进。

这无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艰苦卓绝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的那种不畏挫折、敢于探索、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二、捍卫中的创新与创新中的捍卫重大的历史转折，必然是在重大的历史阵痛之后出现。

在经历了由自身而非外来力量所酿成的历史灾难之后，在艰难探索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演进及基本经验高立伟１，罗芳２（１．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８；２．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党校，南昌３３０００６）作者简介：高立伟（１９７０－），男，江西莲花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罗芳（１９７３－），女，江西南昌人，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与公共管理。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辩证演进的历程。

建国后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索中历经曲折，又在曲折中艰难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捍卫与创新之中辩证前行，最终在传承与升华的辩证中形成了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由此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规律”、“两条原则”及“三组张力”的基本经验值得继续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捍卫创新；传承升华；辩证演进；经验思考中图分类号：Ｄ６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２７－０３2010.122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及历经挫折之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出现重大的历史转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进程，终于又重新开始。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世界情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在新的历史阶段，又面临着新的阻力和挑战，甚至是质疑，而且这种阻力与质疑还在不断地发酵与延续。

三十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在捍卫中发展与创新，又在创新中坚持与捍卫。

在捍卫中创新与发展。

所谓捍卫，是指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坚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捍卫的压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问题。

任何创新与改革都会遭遇阻力或质疑，甚至反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信仰面临质疑和压力，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质上又面临新的阻力和挑战，这种阻力与质疑直至今天还有所延续。

在国内，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发展日新月异，面对“文革”与改革的两重天地，有人开始简单地误解：社会主义使中国落后，资本主义带来发展。

于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文革”时期的狂热走入了苏东剧变时期的低谷。

国际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改弦易辙，西方“和平演变”目标直指发展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面临国际范围的阻力。

但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强化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不断推进和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在创新中坚持与捍卫。

所谓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实现发展、完善、反思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国际、国内压力与挑战的出现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由低谷逐渐升温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国情、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历史性机遇。

为此，理论的创新成为必然，只有在创新发展中才能不断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增强理论的适应性，从而在创新中自动实现理论的坚持和捍卫。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冲破“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为了拨开各种理论迷雾和思想禁锢，根本上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以极大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２］３７３正是邓小平以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反思过去，正视现实，不断思考，真实地回答了各种思想疑虑，有力回击了各种理论攻击，在创新中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在创新与捍卫的辩证中大胆而又稳步前行。

如果说，上世纪后期的二十余年，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一种直接的、显性的捍卫，那么，２１世纪以来同各种潜在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就是一种间接的、隐形的捍卫，即在捍卫中创新与在创新中捍卫的辩证。

三、传承中的升华与升华中的传承六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历史性检验。

为此，理论的历史阶段性总结必然出现。

笔者以为，这种历史阶段性总结是在传承中实现着理论的升华与飞跃，同时又在升华中体现着理论的一脉相承。

党的十七大报告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成就，在传承中升华式地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历史飞跃，而这种飞跃内在地蕴含着升华与传承的辩证。

从升华的角度看，理论实现了重大飞跃。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自然而又创新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理论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各阶段的理论、思想、观点的融合与集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中国式飞跃与升华，形成了包括理论精髓、理论主题、理论核心、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等维度的体系框架结构，是一块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整钢”。

这块理论“整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确切的历史主题、深厚的哲学基础、完整的理论构成、系统的范畴体系，并科学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

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践道路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这种飞跃与升华还体现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作科学来研究，并探索其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

有学者已经初步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框架。

如“理论与实践”、“科学与价值”、“坚持与发展”、“思想与主义”以及“整体与部分”、“包容与开放”等分析框架。

这种分析框架的建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可循的初步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从传承的角度看，理论精髓一脉相承。

传承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辩证统一的。

事实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精髓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阶段理论形态之间的核心与精髓也是一脉相承。

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如此。

这种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世界观相同。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形成的民族化形式，以及其本身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形态，之所以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们的世界观相同，即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