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器

史前至秦金银器琐谈
一、最早的成套金饰品
金，是一种带有美丽光泽的黄色稀有金属，在强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金在底壳中含量极其稀少，仅占十亿分之一，大都以单质状态存在，较难开采和提取。

人类最早使用的黄金，主要是天然金块和江河湖泊中的砂金。

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和珍视。

在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雕刻艺术品上，人们发现了有“金”的象形文字。

字形是水从头巾上或木槽中流过的象形图，反映了古代淘洗砂金的操作形象，人类又利用火，将一粒粒的砂金融结成金块，金块延展性好，可塑性强，易于加工成各种名贵的金制品。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古埃及新王国时代图坦卡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有金棺和金面罩、金首饰等。

古希腊、罗马人素来通晓贵金属制作术，金银器制作以纹饰精美技艺精湛闻名于世，在今天的雅典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对精美的黄金杯，制作于公元前1580—1450年，属克里特文化。

整个杯子纹饰采用浮雕手法，一只杯子展示了一场捕捉野牛的激烈场面，另一只杯子则是一对俯首已获的野牛，一动一静，极富装饰性，洋溢着克里特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

我国至少在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已经使用黄金制品，而且金银器艺术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称体系的工艺美术门类。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诗经•大雅》的这句诗句生动的描述了黄金、美玉用于器物装饰的早期功能。

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金器以金箔，金片、金叶为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清理北京琉璃河燕国目的中发现一件木胎漆觚，在喇叭型的觚身上，上下贴有三道金箔，其中下面的两道金箔还嵌有绿松石。

漆器在三千年前，是一种新兴的工艺品，非常稀罕和珍贵，专供贵族享用，色彩绚丽的漆器镶嵌上金光灿灿的金箔，相得益彰，华丽无比，显示了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

1977年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金笄(ji)、金耳环、金臂钏(chuan)，图1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成套金首饰，距今已有三千多年。

不但器形完整，而且自成系列。

金笄，长27.7 厘米，头宽2.9厘米，尾宽0.9厘米，重108.7克。

器身两面不一，一面光滑，一面有脊，截断面呈钝三角形，头部宽，尾部逐渐变窄，使广穿插。

在其尾端，打一长约o．4厘米的榫sun状结构．可能当时用于镶嵌其它—些装饰品。

笄，是古代用丁盘发挽髻的簪，是簪的本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妇女己用骨制的发笄，在中国社会，女子插笄，标志着成年，需举行仪式，称为“弃礼”。

《仪礼》记载，周代女子年满十五，梳髻插笄，表示成年．可以许嫁。

因此古代时称女子成年“及笄”。

金耳环，通高3．4厘米，坠部直径2．2厘米，重6．8克。

环上部弯成半同形，由粗及细，至尾端收束。

呈尖锥形，以利于佩戴，耳坠部锤成圆形喇叭口，底部周连有沟漕，可能原有镶嵌物。

与比同时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类似耳环，但己成残件。

金臂钏两件，两件形制相同，重量分别为79.8克、93.7克，直径12.7厘米，12．5厘米。

系用直径0．3厘米的金条相对弯成环形，环两端锤扁，呈扇面形。

臂钏，是手臂上的
一种饰物，可戴在左手，又可戴在右手，或者两手都戴，最有特色的是双手同时从手腕至臂同时佩戴
制作金器，主要有熔炼范铸、锤探、焊接、抽丝、镶嵌等技法。

平谷刘家河南募出土的金笄从断面看，似范铸成型，耳环、臂钏系用锤技揲法，即锤敲击金块，使之延伸展开呈片状，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

经检测，金笄、耳环、臂钏含金量为85％，并杂有少量银和微量
铜，呈色为正黄色．虽历时三干多年，仍金光熠熠。

二、神奇的三星堆金权杖
在富绕的川西平原广汉县有座被称作“三星村”的村庄，村的南边方一条宽达数十米的马牧河由西向东涓涓流道，河的南岸有三个高出地面的黄土堆，人称“三星堆”，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堆的东南面；河的北岸有一个两头尖中间宽的如同一轮新月似的地形，与三
星堆并称为“月亮湾”。

星星、月亮二者隔河相望，有“三星伴月”之美誉。

这片神奇的十地曾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

在三星堆—号和二号祭祀坑中，出上金器达100件以上，有权杖、金面罩、金叶和虎形、龟形、圆形等，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造型之独特，为我国商周考古之仅见，并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宗教色彩。

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

原为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中间为木芯，出土时木芯己腐朽无存，内侧仍残留炭化木痕，距杖头约20厘米处，出土一件穿孔的铜龙头饰件、为金杖的杖首(图2）。

金杖的上端有—段46厘米长的平雕纹饰图案，图案从上到下分为三组。

第一、第二组图案相同，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

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有一穗形叶柄。

第三组图案，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头戴五尺高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弦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间隔。

人头图案与二号祭祀坑所出的蜀王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

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图案，意味深长。

人头代表着蜀王和权力；鱼能潜渊，鸟能翔天，鱼、鸟的图案意在上天入地。

因此金杖不仅是王杖，同时还是神杖，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法器。

它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三种特权集中赋予一杖，象征着古蜀王所拥有的最高统治地位。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数具纯金打制的金面罩。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尊青铜人头雕塑像，粗眉大眼蒜头鼻，大嘴紧闭，云雷纹形耳朵，耳垂穿孔。

金面罩大小与造型诡秘的青铜雕像面部相似，双眉、双眼镂空，鼻部凸起，面罩一直连到两只奇异的云雷纹耳朵上，宽达22厘米（图3）。

三、南北金器交相辉映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带来了思想领域、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这一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金银器工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崭新面貌，其装饰技法也显得更加华丽辉煌。

从考古出土地点看，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南起文化发达的楚国，北至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东起黄河之滨，西到天山山麓均有发现。

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考古发掘中，不仅出土的金银器数量增多，有的墓葬中一次就出土上百件金器，而且金银器的形制，种类明显增加，出现了金银器皿(min)及一部分银器，一些出土的精品名器十分引人注目。

从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各地出土的金银器风格迥然，差异较大，主要以出土内蒙古、陕西一带的北方匈奴金银器和分散于中原、南方的金银器为代表，形成了交相辉映，共谱春秋的局面。

这一时期，北方金银器以陕西宝鸡市益门村战国晚期墓葬、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最具代表性。

1992年，陕西宝鸡市南部益门村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精细华丽至极，使人们对对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出土的纯金器、金铁或金铜等复合器物多达104件，几乎占墓葬全部随葬品的一半，有带钩、带扣、镶嵌绿珠金方泡的络饰、串珠、环、金柄铁剑、金环首铁刀、金环首铜刀等，金器总重达3000克，居于中原地区先秦墓葬出土金银器之前列。

纯金器中带钩最为精美。

两件水禽形带钩，形似鸳鸯，呈引颈回首凝望状，喙（hui)扁长如鸭，头部镶嵌绿松石，胸前饰龙纹，背饰羽翅纹，两侧有翅膀、爪、尾呈扇面分布，腹内中空，有一柱形钩，用于固定革带（4图）。

全器纹饰精细繁密，上有许多凹槽，原是嵌绿松石处，可惜绿松石现多已脱落。

另有一件盘蛇形带钩，以盘曲成形的大蛇为主体，蛇首高昂回首，看护小蛇。

圆盘上间盘回条小蛇，酣然入睡，另有两小蛇在大蛇首尾间游动，追逐嬉戏；一动一静，颇有情趣。

复合器中工艺最精湛的是两件金柄铁剑，其中一件通长35.2厘米，铁质剑身长25厘米，纯金柄12.8厘米，铁剑茎插入金剑柄内，分别铆合而成。

金剑柄两头格部和首部都前后装饰双重的蟠虺（hui)纹，中间的茎部装饰的蟠虺纹向左右两侧伸展，错落成五对齿纹凸起（5）。

蟠虺纹是一组缠绕的小形龙纹组合而成，均以镂空浮雕状虺身纤细，满布密点，相互交缠，隐见头部，羽翼，中间镶嵌料珠和“乙”字形绿松石。

整个剑柄花纹繁复，镶空技巧玲珑剔透，镶嵌工艺锦上添花，一黄一绿交相辉映，精美无比。

经研究，这些镂空浮雕的蟋虺纹，是采用失蜡法浇铸而成的，表现了良好的透雕效果。

而带钩则是圆雕作品。

出土的金串珠，粒粒金珠大小均匀，全为“炸珠”，经打孔后穿系制成。

这批珍贵文物，不仅说明我国春秋时期黄金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也表明铁器的冶铸技术已达到一定程度，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

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晚期中山王（wei)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制品，其中有一件银首人俑灯，造型为一俑举持三盏灯，俑身为铜制，俑首为银质，头顶蓄发隆起，用带来髻，圆脸大眼，浓眉短须，嘴角上翘，一脸笑容可掬的愉悦神情，加上以黑宝石镶嵌眼珠，更显神采奕奕。

出土的一件金尊，系酒器，尊高21.3厘米，重903克，尊身呈八棱形，秀美挺拔，棱线流畅。

金尊两侧攀缘相向的立体龙纹，用蓝琉璃镶眼珠，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图6）。

一龙龙首向下，用白银镶双翼，另一龙龙首向上，用白银镶双角。

金银相映，奇趣无比。

尊身针刻精细的装饰纹样，用连续刻出加点组成线条，花纹细如毫发。

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流光溢彩的错金银器，如王陵陵园的平面规划图“王陵兆域图铜板”、装饰华丽的银镶双翼神兽、虎噬鹿动物器座。

铜器错金银之风，从战国中期繁荣起，一直延续至西汉。

中山王陵中的错金银器，是当时错金银器的杰出代表。

这时期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

一般在此之前，金银器多为器型小、用金量不大的装饰品和车马器，未见有器皿出现，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除了中山王陵的金尊外，在南方的楚国和越国，相继出现了金银器皿，如浙江绍兴306号墓中出土的玉耳金舟，湖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金盏、金杯，以及传说出自安徽寿县的银(yi）匜。

这些代表我国最早的金银器皿，制作精美，技术成熟，开创了我国金银器皿制作的先河，为汉唐金银器皿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玉耳金舟出自浙江绍兴一座战国初期的越人墓葬中，时间约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不久，墓中随葬鼎三件，推测墓主可能是越国卿大夫一类人物，金舟呈椭圆形，剑口卷沿，高6厘米，直径11.2—14.2厘米，两玉耳呈圆环形铆接于器口的两侧。

玉耳金舟形似后世的“羽觞”。

曲水流觞是古代流行的一种游戏。

农历三月三上(si)巳节，古人有(fu)祓（xi)禊习俗，这是一种为祛邪避灾而举行的仪式，此仪式在先秦时期演变成一种春游活动。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他传世名作《兰亭集序》中描写：三月三，风和日丽，文人雅士们环坐于郊外的水滨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在环曲的水流上游放置羽觞，里面盛以美酒，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面前，谁即取觞饮酒作诗一首，相互唱和为乐，是文人聚会中常见的活动之一。

曲水流觞是士大夫的一种闲情雅致。

四、精彩纷呈金带钩
金银带钩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金银饰件中的大宗，而且带钩制作工艺精湛，装饰精美绝伦，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件带钩中的精品——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1951年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

此带钩原是魏国贵族使用的饰件（8图）。

带钩为白银铸成，通体鎏金，长18.4厘米，宽4.9厘米。

钩首用白玉琢成，镶嵌于钩身前端，形似曲颈昂首的鸿雁头。

钩身两端铸出浮雕式的相背兽头，对称排列；两侧装饰对称长尾
鸟，形体修长，呈S形屈曲回旋，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爪、尾反复缠结。

钩身中间自前向后依次排列三枚大小递增的玉玦（jue)，玉玦上饰线谷纹，中心镶嵌半环形琉璃彩珠。

此件带钩特别追求装饰效果，除使用鎏金、镶嵌外，局部凿刻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睛，以突出轮廓，丰富色彩层次，集鎏金、镶嵌、凿刻、漆绘多种工艺于一身，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这件带钩益发精湛、华丽。

距今2500年左右的固围村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中最为精美绝伦的一件。

带钩是春秋至魏晋时期我国贵族士大夫，将军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

它可以置于腰间用来系革带，也可用来佩系剑、刀等武器，悬挂印玺、铜钱、铜镜和佩带玉饰等装饰品。

带钩样式多种，常见的有水禽形、琵琶形、兽形、交龙形等，大小相差也很悬殊，大的长达三、四十厘米，用于佩系装饰品。

带钩多用青铜制成，少部分由金、银、玉、骨所制，其中以金、银制作最为名贵。

金带钩至晚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至战国中晚期，发展到鼎盛。

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带钩主要有：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金带钩2件；陕西凤翔高庄10号墓金带钩1件；陕西宝鸡益门村墓葬金带钩3件；山西太原金银村墓葬金钩4件；战国时期不仅有金带钩出土，也有银带钩出土，主要有以下：山东曲(fu）阜鲁国墓葬猿形鎏金银带钩2件（图9）；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金带钩1件；河南洛阳市327号墓嵌金箔银带钩1件；河南洛阳市道北邙岭路墓葬银带钩2件；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包金银玉嵌玻璃银带钩1件；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葬银带钩1件。

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葬中有战国晚期的交龙金带钩1件（图10），兽形金带钩1件。

五、来自大漠深处的金器
在大漠深处埋藏的千年珍宝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一批富有浓郁名族特色的金银器，令世人注目。

出土金银器的匈奴墓葬中，以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准格尔旗西沟畔和陕西神木纳村高兔等最为重要。

金银器重要是装饰品，有冠饰、项圈、耳环、饰牌、动物等，未见任何器皿。

纹饰以各种动物为题材，有草原民族喜闻乐见的牛、羊、马、雄鹰、猖虎等，既有浮雕作品，也有透雕和圆雕作品，有的独兽，也有群兽争斗的场面，风格与鄂尔多斯铜器一致，充分体现了匈奴民族自然写实的审美观和高超的制作金银器工艺。

1972年考古工作者清理了阿鲁柴登两座墓葬，发现金器218件，共重4000余克，银器5件。

金器中以金冠饰最精美。

鹰形金冠饰由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两部分组成。

冠顶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

金冠周身装饰了带有浓郁草原民族风格的动物纹（图11）。

鹰形金冠顶下部用厚金片捶打成半球形，表面从中间四等分为夹角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动物咬斗的图案，动物前后左右互相对称其中四只狼，两两对卧，狼的四肢屈曲前伸，分布于半球体的左右两侧；另外四只为盘角羊，也是两两相对，羊角后卷，卷曲处镂空，前肢前屈，后半身被狼紧紧咬住，形成了反转的姿态，使后肢朝上，搭在两对狼的颈部，分布于半球体的前后。

在半球体的冠顶上，傲然屹立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头部作俯视状，鹰身用金片制成，中空，上有羽毛状纹饰。

鹰的头部、颈部镶嵌两块绿莹莹的绿松石，头颈之间有一连珠纹的金饰片，好似项链。

鹰鼻内插入金丝，将头颈、腹部相连，使头、颈可以左右摇动。

鹰尾插入身后体内，也用金丝相连，亦能左右摇动，这样，戴上金冠饰，略有走动，雄鹰就会摇动头尾，显示一种栩栩如生的姿态。

鹰形金冠饰艺术构思高超，制作工艺娴熟，是我国匈奴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稀世珍品，不仅是匈奴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是匈奴王统治草原的权力象征，堪称匈奴艺术之瑰宝。

鹰形金冠饰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另外还发现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动物纹金饰牌。

各种写实的动物图案，有站立、蹲踞、静卧、群聚及野兽争斗等各种生动场面，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其中两件长方形牌饰，由黄金铸成，大小、纹饰相同。

饰牌正面为虎牛争斗图案。

牛居中间，四肢平伸，身体平卧。

四只猛虎两两相对咬住牛的颈部及腹部，牛虽被猛虎捕杀于地，但仍然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利用它那锐利的牛角，刺穿虎的耳朵。

造型生动逼真。

六、扑手迷离的大银盘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fu）凫雁”，秦陵地宫雕凿成天地山河，顶部以明珠宝石镶嵌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下方则以水银汇聚成百川江河大海，地宫内埋藏了无数的奇珍异宝，其中包括金银制作的蚕和凫雁等。

地宫营造得极其豪华而又坚固，为防备盗墓，处处都有暗器射发，如墓道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而地宫大量的水银极易挥发，产生剧毒，水蒸汽将会毒死进入墓穴的盗墓者。

秦始皇陵堪称中国帝王第一陵。

4 1974年春，一位农民在秦陵东侧打井时，发现了秦俑丛葬坑，考古工作者对此进行发掘，经过二十多年不懈努力，埋藏于地下二千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浩荡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俑坑中曾出土圆形带孔大金泡，外径宽4.8厘米，内孔2.6厘米，可能是串在马络头革带上。

1980年冬，在秦陵封土两侧出土了两辆铜车马，一辆为前导车，一辆为坐车。

铜车马由3462个零件组成，其中金制品737件，银制品983件，其余为铜制品，各零件制作精细，使用灵巧。

如2号铜车马上的两匹骖(can)马，颈饰金银项圈，项圈周长75厘米，直径0.7厘米，由相间排列的金、银小节组成，共有金、银节各42个。

在项圈下半周的内侧有一扁平的银条，银条的两端套接于项圈的钮鼻上。

古时称用金银装饰的车马为“金根车”。

出土的两辆铜车马有八件金面铜托的当卢。

当卢又叫“当颅”，点缀于马匹狭长的额部。

自商州以来。

贵族普遍盛饰车马，多以铜制当卢，而以金制作的当卢现仅有秦始皇铜车马（图14）。

其中一件当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金质，下层为铜托。

当卢正面略呈杏叶形，呈浅浮雕的感觉，并在叶形上用阴线勾勒出两两相对的卷云纹，线条自如流畅，富有美感。

马勒、马革带、马僵均以金、银节或钉泡连接而成，有的在金、银泡下端以银链相串联。

这些金银制作的车马器制作精巧，与铜车马有机结合，交相辉映。

秦带金银器中有一批特殊的金箔，纹饰多数与西周中晚期青铜纹样相同。

金箔经剪裁而成，有的上饰（chi)鴟枭形象异常富丽。

鴟枭周边有双眼、股爪钉孔，等距离分布在喙首、项、背、尾、股各部位，说明此金箔系镶嵌其他器物上的饰物。

另有口唇纹、鳞形纹饰片，采用双线勾勒纹饰，极富装饰性。

还有两件金虎，身体硕长，用数段不同形状的金箔互相铆钉套接而成，全身用朱砂描绘出“巛（chuan)”形平行纹，表示虎毛。

1979年山东临淄市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的陪葬坑内出土了130余件银器，其中一件錾刻精美的鎏金刻花银盘尤为引人注目。

是迄今所知惟一刻有秦代纪年的银器（图15）。

银盘高5.5厘米，口径37厘米，重1705克。

直口，平折沿，折腹，底微内凹。

口沿及内外腹壁錾刻三组龙凤纹，每组布局疏密适宜，采用二方连续的环状图案，龙凤纹为S形结构，宛如流动的几何图形。

三组龙凤纹上下相互叠压交错，龙首张口回顾，凤首卷曲，颈饰凤羽。

器身内外装饰纹样采用满地装，龙飞凤舞，布满全身，显得繁缛华丽。

银盘制作工艺精湛，錾刻娴熟精致，纹饰处全部鎏金，银色的质地，金色的纹饰，交相辉映。

银盘无声无息，它身上各个时期的刻款，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其曲折的经历：来自三晋，曾登庙堂，流落民间，深藏府邸，埋入王陵，重显光彩。

这件惟一刻有秦纪年铭鎏金大银盘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