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大平台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

以三大平台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作者：李宜达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07期
摘要：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本源始于开放，其模式的发展和成熟也源于开放。

实践证明，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够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从而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着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这是制约新时代我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

基于网络理论探索的内部结构平衡性和整体协调性，未来我国应以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主要抓手，通过这三大平台的网络化效应，推动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经济;包容性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区域合作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10592010）
中图分类号：F125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7-0028-05
一、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回顾
经济增长的源泉，实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实际上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有着相同的经济逻辑。

开放扩大了市场规模，极大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

”①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只有持续提高开放水平，才能够更加迅速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本源始于开放，其模式的发展和成熟也源于开放。

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对外开放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1年，这是以沿海区域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同时还逐步开放了多个沿海城市。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至2000年，这是我国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2年，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致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由贸易区（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为其他国家发展贡献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智慧。

总的来说，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是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清除一系列体制障碍，推动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②正是在市場化改革的带动下，国内微观主体活力得以激发，各类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不但在技术上、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而且在思想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也都处于一种相对落后、封闭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有机会和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继而体察到我国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土地制度、人力资源、文化传统、自然环境以及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均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从中深刻感受到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促使我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推动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差距的缩小。

因此，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为：开放通过转变思想观念以及创新指导理论，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更加有利、宽松的条件与环境，解除对生产力发展形成束缚的各种障碍。

二、制约中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正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在世界舞台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在国内，加工制造环节低端、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资源优势弱化，严重掣肘我国对外经济建设;在国外，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优势不足，极大冲击我国对外贸易环境。

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得更远、跳得更高，就必须结合自身历史与具体国情，在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上下功夫，把短板补齐、把弱项做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此支撑中国长远的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三大结构性不平衡问题：
第一，从产品类型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

”③对于所有的外贸企业来说，产品的质量是发展的根本。

中国外贸企业如果没有足够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的话，就有可能陷入利润水平较低——增加数量——产品价格下降——市场规模缩小——利润水平降低——再增加数量——产品价格再下降——市场规模进一步缩小的恶性循环，并且在贸易过程中极有可能面临由于质量问题而引发一系列风险，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失去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二，从开放行业来看，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我国劳动力富足，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制造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特点，我国率先对制造业进行开放。

因此制造业同我国绝大多数领域相比，其开放时间较早、开放程度较深、发展速度较快、竞争能力较强，而其他领域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则明显低得多。

与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出口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出口比例明显较小，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失衡问题严重，导致我国产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不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短板。

第三，从开放地区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主要表现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区过于集中，呈现出东重西轻、海强陆弱的局面。

由于历史问题、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发展基础等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在东部地区设立了最早的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开放区，而中西部以及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则明显不足，造成了我国吸引外资不平衡的现象。

不平衡的对外开放局面严重掣肘我国的对外经济建设，并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化，我国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有违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

因此，改变上述三大结构性不平衡现象，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破解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困局的关键利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时期对外开放紧密相连、交织协同：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降低要素生产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供给结构，提高企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合作当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则有利于开发和拓宽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合作领域，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还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不仅强调了通过市场自由调节来达到均衡状态，而且考虑到了经济结果、经济结构的平衡，旨在通过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来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因此，着力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是新时代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

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下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新时期开放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所必不可少的政策基础以及战略保障。

基于此，未来我国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良好推动力。

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来激励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各方面的创新，通过创新驱动为供给侧提供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

④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港）先行先试的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的内涵。

三、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思路及路径
1. 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思路框架
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一国持续繁荣发展以及经济社会不断进步，这是被许多经典经济理论以及各国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

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分工理论开始，到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无不在强调先天比较优势选择与后天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开放经济均衡，却忽略了贸易的公平与平衡。

基于此，现有的开放经济理论已无法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而网络理论探索的内部结构平衡性和整体协调性，更符合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因此网络理论实际上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

国际经验表明，网络资本不仅是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的重要变量，而且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一个区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实现更大数量的高价值网络连接。

提高区域网络资本存量，关键在于政府对于战略性网络平台的构建。

战略性网络平台的构建能够有效地组织、调整和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以最迅速的方式向各个节点流动。

其辐射连接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平衡协调、稳定高效的多层次网络，从而助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未来我国可以将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港）以及“一带一路”倡議作为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三大平台，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出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开放型经济网络。

具体思路见图1。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区（港）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平台，能够连接和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并在全球发展新形势下培育我国对外开放竞争新优势。

⑤而粤港澳大湾区既有“一带一路”中的网络节点作用，又有自由贸易区（港）的实践样本，可以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范本。

粤港澳大湾区和自由贸易区（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能够加快高水平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落实。

二者的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承担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任、承载着更多对外开放的功能。

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点线网络结构布局的战略大平台，将国内自由贸易区（港）视作节点平台，同时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布局未来全球性网络的关键枢纽，有利于发挥“点线带”网络化平台效应，构建出新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网络，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平衡、包容以及可持续的高水平开放体系。

2. 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抓手
世界强国、大国推行何种对外战略，不仅给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关乎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群众的社会福祉。

当前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与引领者，却接二连三退出、重新谈判区域自贸协定，证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确实存在着内在的不可持续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甚至已经开始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逐渐沦为世界政治的乱源和“麻烦制造者”。

⑥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龙头，从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港）等平台，致力于引领和建设可持续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党的十九大将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提升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高度。

其中，“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下推动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要路径，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三大平台。

（1）“一带一路”：建设包容性开放经济的国际示范。

包容性发展，既是我国推动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基于当前和平发展所处阶段而进一步升级的新型对外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遵循了开放包容原则，对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平等开放、一视同仁。

目前，“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沿线的64个国家中，就有8个为最不发达国家、16个为非WTO成员国，24个国家的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以包容性增长打造新型经济全球化，是新时代下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造就更高层次开放经济的重要发力点，有利于我国成为建设包容性开放经济的国际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⑦ “一带一路”倡议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规划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通过与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增强相互信任，共同分享中国的改革红利、理论经验和历史教训;通过与沿线国家在资金、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共享和交流，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家意志、大国胸怀以及包容心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我国发展观、价值观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话语权，从而逐渐化解域外国家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等负面国际舆论。

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全世界，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等均衡以及更加健康稳定的可持续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

（2）自由贸易区（港）：重构国际贸易新格局的重要抓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以自贸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使得现阶段全球经贸发展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

超大型自贸区相继涌现加快了新的國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是新时代下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影响未来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抓手。

在以往的世界秩序中，总体经济格局基本上是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南北贸易结构。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将使得传统的南北贸易结构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中国——发展中国家”的三方贸易格局。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材料只能对接中低端制造业，而无法对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因此随着世界发达国家创新经济转型，发达国家将无法通过传统贸易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拉动作用。

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能源提供超大规模的市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港）的建立能够为各国商贸物流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自由贸易区（港）沟通着世界主要的海洋区域，必将成为沟通中国与海洋世界的关键节点。

基于此，未来“发达国家——中国——发展中国家”的三方贸易格局将会逐渐趋于固化。

发达国家将继续占有价值链上游，通过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领导地位;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区（港）对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速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人员往来以及商贸物流，另一方面则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能源等，出口其所需要的制成品、资金、技术以及高端金融服务;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通过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获得国际发展空间。

新时代下中国可以把自由贸易区（港）作为重要平台重构国际贸易新格局，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提高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3）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实践样本。

粤港澳大湾区与自由贸易区（港）、“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连，既有“一带一路”中的网络节点作用，又有自由贸易区（港）的实践样本，因此其更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的研究价值。

此外，当前粤港澳三地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阻碍着大湾区开放经济的发展步伐。

然而，正是粤港澳三地各城市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平衡问题，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具有可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基于大湾区各城市间所凸显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未来粤港澳三地应通过分工协作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推动三地经济高质量发展：香港可以利用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发挥国际化营商环境与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将自身建设成为国际合作应用平台，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在投资方式、运营模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澳门可以利用其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优势，发挥独特的人文资源吸引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商贸服务提供便利条件;广东可以利用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发达制造业聚集地的作用，通过深化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将自身打造成为商品贸易平台，同时借势提升珠三角的核心带动力，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的共同发展。

粤港澳三地各施所能、各展所长，有利于发挥网络化效应的巨大力量，从而盘活湾区资源，构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效对接、相互融汇的重要支撑区和示范区，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开放经济体制，最终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理论体系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注释：
①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②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

④李宜达：《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以河北雄安新区的建立为例》，《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1期。

⑤于海峰、王方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理论体系》，《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

⑥赵卫涛：《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共建美好世界新篇章》，《红旗文稿》2018年第12期。

⑦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作者简介：李宜达，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责任编辑 ;辰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