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欧在WTO相关诉告为背景

内容提要：为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欧盟相继在WTO起诉我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

在澄清国内法律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已意识到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内生需要与此次美欧起诉具有相关性：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转让法，有关措施散见于诸多法律条文而妨碍了制度的整体效用。

此外，我国未全面利用WTO例外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致使本国劣势企业负担过高义务。

为创设公平的技术转让法治环境并避免发达国家滥用技术保护，我国需整合有关法律规范，修正过时规定，依据技术转让所涉的贸易和投资不同属性区别立法，并积极通过国际规则寻求优惠待遇。

关键词：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WTO争端解决引言在以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实力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核心资源，经济全球化和跨境商业活动又拓宽了国际技术转让的深度与广度。

国际技术转让活动常常伴随着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世界技术的进步，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绝大多数国家均对国际技术转让进行规制。

持有大量技术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巩固其优势地位，推行高标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并对别国国内措施频频提起控诉，意在使有关国家迫于压力而改革法律。

它们要求其他国家“货物贸易自由”“服务贸易自由”，但对技术贸易却从来不主张自由，反而要求不断地加强管制。

这种做法背后的意图十分明显：欲依靠领先技术维持旧有国际经济秩序，使得落后国家继续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加工地，以巩固己方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我国在依靠科技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不断受到来自技术持有大国的不公平责难：为阻挠我国获得先进技术，2018年3月和6月，美国和欧盟相继就我国技术转让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程序，指控我国违反WTO规则，强制外国转让技术。

尽管我国并未违反国际义务，此次争端仍在客观上意味着我国与美欧等国间的技术转让摩擦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积极澄清技术转让相关措施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开始意识到：国内法律制度的潜在不足使得美欧发现了无端指责的可乘之机，改进相关规定确有必要。

出于应对国际挑战和优化国内法治环境的双重考量，我国在参考美欧诉告的基础上，已启动了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进程。

基于上述现实，主动探析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将有利于我国客观地看待美欧技术转让案，是我国未来转变立法思路的出路。

一、美欧向WTO诉我国技术转让案（一）美欧向WTO就我国技术转让措施的诉告2018年3月下旬，美国公布了针对我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认定我国实施了“强制技术转让措施”，可能损害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利益。

根据调查结果，美国于当年3月23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向我国提出磋商请求，指控我国国内技术转让措施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剥夺了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在我国保护其知识产权和自由协商技术许可等合同之条款的能力。

随后，美国据此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成立专家组审理的请求。

欧盟紧随美国，以相同事由在WTO向我国提起磋商请求。

在美国诉中国技术转让案中，美国指控我国“强制技术转让”依据为：《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4条、第27条、第29条及《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3条。

根据《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合同中技术的侵权责任被分配给技术转让方，技术改进的成果固定归属于改进方，技术受让方有权改进进口的技术并利用改进后的技术；根据《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国合资企业在技术合同到期后有权继续使用相关技术。

美国指称上述规定属于非市场条件下的强制性条款，违反了《TRIPS协议》第28（2）条“授予的权利”规定，与《合同法》中的规定不一致，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标准。

在欧盟诉中国技术转让案中，欧盟对我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大体与美国无二，但其核心诉告集中在投资领域，且针对的我国法规和WTO 规则数量更多：除指控我国国内措施违反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外，欧盟认为我国将技术转让作为批准外资进入的条件，违反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书》中就投资批准和合同意思自治所作的承诺。

此外，欧盟认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特定产业的合资要求和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中外合资企业法》要求外国合营者必须以中国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投资，以及《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关于技术审批要件的规定均属于“强制技术转让”措施，违反了WTO规则。

（二）美欧诉告的焦点议题及对我国的启示根据美国和欧盟在WTO的控告，本文认为两案折射出三个焦点议题。

这既是我国的抗辩关键，也是我国未来改革国内技术转让法律的参照和切入方向。

第一，美国和欧盟诉告我国相关措施的属性及范围。

此次美欧在WTO 诉告主要针对的是我国措施“本身”（as such），认为《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外合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有关文本内容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尽管欧盟诉告中“似乎”还涉及相关措施的“适用”（as applied），欧盟指出：中国“适用和管理有关向中国的技术转让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引导中国转让技术，违反WTO相关规则”，但欧盟并未列举具体事例，故其有效的诉称内容仍限于措施“本身”。

美欧的诉告范围间接体现了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受到“攻击的程度”。

据此而言，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受“攻击的范围”主要限于条文。

然而，尽管美欧未就法规的适用提出有力指控，我国仍应在改革规范的同时确保立法原意得到准确施行。

第二，国际技术转让行为的性质界定。

此次美欧在诉告中均认为我国技术转让措施违反了《TRIPS协议》下的国民待遇原则，然而依据不同的实现过程，国际技术转让既可通过国际贸易活动实现，又可落实到国际投资活动，准确界定不同类型国际技术转让行为的性质是认定是否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的必要前提。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制定专门的投资公约，涉及国际投资的技术转让规范更是处于空白，各国对投资项下国内措施的制定享有较大自主权，故此仅凭《TRIPS协议》即认为我国具有投资属性的技术转让措施构成“强制技术转让”缺乏说服力。

除国际投资规则对技术转让的规定留有余地外，我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49段明确指出：“中国代表确认，与技术转让、生产流程或其他专有知识（尤其是与投资有关的这些问题）有关的条款，只需要投资各方达成一致。

工作组注意到这些承诺。

”这也为我国针对投资领域的技术转让作出特殊安排提供了合理依据。

着眼于投资和贸易的差异，针对国际技术转让行为的贸易属性和投资属性而区别立法是完善我国法律的又一选择。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转让中的受保护地位。

在此次WTO技术转让案中，美国和欧盟无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转让中的合理需要和应有的优惠待遇，在缺乏具体事实支撑的情况下，以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规则为标准，强行指责我国国内措施，这暴露出现行国际规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益方面的“无能”。

目前，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多为发达国家主导订立的高要求规范，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常通过索要高昂的技术使用费和限制受让方行为达成垄断核心技术的意图，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后发国往往是技术转让的受让方，对让与方提供的技术效能和法律地位所知甚少，处于谈判的不利地位，这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因此，为平衡交易对方的谈判地位，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进行国际技术转让活动时需得到政府的必要支持，WTO对此也已作出特殊安排。

然而此次WTO 诉告案中，美欧罔顾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转让中应享受的优惠待遇，强行指责我国，对此我国应主动适用WTO规则的例外条款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并应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技术转让秩序。

二、技术转让案与我国制度完善内生需求的相关性（一）美欧向WTO指控的意图与我国的应对事实上，我国与美欧的技术转让争端由来已久。

1991年，我国被列入美国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黑名单。

随着中国加入WTO，此类指控更是甚嚣尘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发达国家阻挠我国发展的意图也愈来愈明显，“中国窃取美欧先进技术”“强制外国企业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国内企业”等指控便产生于这样的背景。

美欧相继在WTO诉告“中国违反WTO规则强行要求外国在中国技术转让”，正是想要阻挠我国开展正常的对外技术合作，遏制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

针对本次技术转让案，我国学者在澄清国内相关规定的同时已开始意识到，虽然美欧诉告是对我国的不公正责难，但我国技术转让立法确实存有问题，如此才为美欧诟病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此，我国已主动应对：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修订后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对技术让与人的责任、改进技术所有权和技术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等美欧WTO 诉告下的焦点问题作了新安排。

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该法在“投资保护”专章明确表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需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应对美欧的起诉，但鉴于美欧等国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日益强硬的态度，全面梳理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并对其进行系统完善有现实必要。

（二）改进技术转让制度与美欧起诉的关联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是为了适应我国技术的新发展，技术转让案是该需求强化的表现，因此修改现行法律中的过时内容并非对美欧的妥协，而是制度内部优化的必然结果。

技术转让法律是开展技术活动的保障，完善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有助于规范技术转让行为并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于我国而言，国际技术转让活动利大于弊：其一，通过技术转让，我国可在较短时间内引进技术进行二次研发，极大地提高技术的改进效率；其二，大量现有技术为美欧等发达国家持有，获取现有技术持有人的许可是我国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不断抨击我国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有意限缩对我国技术输出的范围，以期阻挠我国取得核心技术。

尽管此次美欧WTO的起诉缺乏实证依据，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例如，在技术生命周期日益缩短的当代社会，“三资企业法”及其细则条例中规定的“必须以先进的，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出资”和“技术转让协议的期限为10年”等规定不仅对于技术发展的积极效应有限，反而招致了外国政府及其企业的指责。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部分技术转让法律中的旧思路与实践需要存在错位，完善我国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既可应对当下的纷争，也可回应技术供方和供方国长期以来的质疑，为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创设保障。

三、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及其不足由美欧向WTO就我国技术转让措施提起的指控以及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可见，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技术转让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立法特色，并参考美欧指控内容合理分析其中的不足，以为我国进行后续的针对性改革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