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筑遗产保护体系的先声_中国营造学社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及实践的影响

学术论文专刊2012总第07期国家建筑遗产保护体系的先声——中国营造学社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及实践的影响F I R S T S IG N S O F TH E N ATI O N A L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H E R I TA G E C O N S E R VAT I O N S Y S T E M I N CHINA: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s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et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林佳 张凤梧Lin Jia, Zhang Fengwu摘要/通过对新中国保护法规起草人的专访以及对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及其成员专著的研究，尝试找出营造学社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及演变对新中国文物保护体系的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文物保护体系 营造学社 梁思成 保护理念ABSTRACT/ Through the interviews of the experts who drew up the law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ooks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t is tried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s of the Society for architectur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ystem.KEY WORDS/ the system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Liang Sicheng, idea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开始于清代。

1909年清朝民政部公布中国第一个文保法例《保存古物推广办法折》至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走过100年的历史。

在这100多年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共经过4个阶段：即清末～1927年的萌芽阶段、1928～1949年的兴起阶段、1950～1976年的发展阶段及1980年至今的成熟阶段。

清末至民国结束这段时间，虽然文物保护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社会动荡，国家未真正意义上统一，因此文物保护依旧由少数团体推进，即使有政府支持的也仅是在某些局部地区。

真正以国家力量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并形成国家保护体系的时间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即1949～1966年。

现时涉及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方方面面的措施及理念，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时候形成并且进入国家保护体系的，包括：1) 健全的法律法规，包括保护修缮法规及管理法规；2) 全国文物普查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3) 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制度；4) 群众保护路线及公众教育思想；5) 科学的文物保护及修缮理念；6) 文物修缮中施工力量(即工匠)的保护及传承。

回顾这些制度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确立都直接或者间接得益于民国期间成立的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不仅构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基本框架，其倡导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引领并带动了当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方向，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都直接或者间接地继承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并从中受惠甚多。

”[1]127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率先提出建筑文物保护的方法及保护理念。

之后，学社成员或作为顾问，或作为项目主持人，通过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合作，在法律法规及保护制度的制定、古代建筑的修缮工程中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成为我国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先声。

现试将营造学社的文物保护理念及实践对中国建筑文物保护制度形成的影响略述如下。

1 保护法规的制定及科学保护理念的提出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今后之保护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现代文物保护体系的几点重要因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即面向全社会的公众教育；古建筑保护法规的制定；古建筑修缮理念“保持现状”的提出；能主持修缮的全面人才，即人才的培养。

民国期间，古建筑的保护还有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上社会动荡，古建筑的破坏事件层出不穷。

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图1)写道：“在社会方面，则政府法律之保护，为绝不可少者。

军队之大规模破坏，游人题壁窃砖，皆须同样禁止。

而古建筑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明确提出在法规政策层面建立古建筑保护制度及管理制度。

同时通过与当时的官方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良好关系，将古建筑保护的理念，传达到立法的中心，使之后发布的文物保护令中，古建筑的地位大大提高。

可惜终民国之世，仍未有专门的古建筑保护法令诞生。

文章同时提出：“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2]88，这是中国人第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224)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收稿日期：2011-12-31次提出文物建筑的修缮理念，并确立了以“保持现状”为主，“恢复原状”为辅(即在有证据或有必要时候才恢复原状)的修缮原则。

之后，梁思成先生陆续发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缮计划》(图2)、《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图3)等文章，将之完善、深化并推广宣传。

原则后被各方面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部文物局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邀请郭沫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3]。

这是新中国文物法制建设的开始。

“保持现状”的文物保护理念，由梁思成先生建议，直接写进保护法令，成为建国后文物建筑修缮的指导性法则1)。

其后在1950年《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1950年《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1953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6年《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等法规文件中，都规定古建筑修缮时必须“保持现状”。

同时，学社成员通过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文章、举办古建筑展览、指导古建筑修缮工程等各种途径，将此理念推广并付诸实践，也直接或间接的使这一理念得到我国建筑文物保护界的广泛认可。

1961年，国务院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条文物保护的法律，“保持现状或恢复原状”被确立为文物建筑修缮的原则性理念。

2 文物普查及文物保护单位制度1961年，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确立了全国文物普查制度，同时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我国文物保护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文物的保护及管理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有70%是古建筑或古建筑遗址，因此这两项制度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尤为重要。

两者当中，文物普查、勘测是前提，是了解古建筑分布、数量、重要性及残损情况的必要工作。

自清末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开展以来，文物的调查就一直贯穿始终。

1909年，清廷民政部发布我国第一条文物保护法令《保存古物推广办法》，令各省调查、保护古物并提出保护原则，这是我国第一次官方组织的文物普查。

民国初年，教育部也组织了多次美术品、古物的调查及收集工作。

1916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发出《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1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 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4 全国建筑文物简目3 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令各省调查古物，附《调查古物表式》及古物分类，对古建筑的分类尤为详尽。

1928年，内政部发布《寺庙等级条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调查、登记。

同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也组织对北平、河北、山西、南京等地方的调研，并回交多份调查报告。

另外，坛庙管理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等也多次组织文物调查，其中北平研究院的调查更是以研究为目的，调查测绘了北京几百座古代寺庙，并完成了一批总平面测绘简图。

但是这些调查大多数属于“有什么”的普查深度。

对建筑的情况只是粗略描述，这就无法对其价值及重要性作出评价，对古建筑的分类、分级以及对维修迫切性的评估也无从入手，更谈不上对古建筑的修缮、管理及研究提供足够的数据及材料了。

1932～1937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前期深入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北方展开了大规模调查研究。

“总计2700余处，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约2000余张(不包括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所绘图纸)，并附有大量的调查报告、测绘图版及照片。

”[1]131由此学社大致摸清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及西南地区古建筑的情况，为战时保护文物以及战后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材料依据。

籍着这些资料，梁思成先生编写《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发给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希望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注意保护文物。

之后编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下简称《简目》)，以便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文物。

可以说，这本《简目》已经成为中国建筑文物保护事业的原典性文件之一。

它的作用已不仅限于重要古建筑资料的保存、研究和提供战时文物保护的依据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1) 重申了文物调查、勘测的重要性；2) 提供了将古建筑按地域、分重点排列的思路。

这两点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及文物普查和保护单位制度的建立。

《简目》有3个重要特点：1) 详细标注所在地点、文物性质、建筑或重修年代以及特殊意义及价值；2) 按照地域，即省市县分别排列；3) 在项目之前以圈数表示建筑物的重要性。

这就在文物调查及确定文物重要性方面给了文物保护工作者极大的方便(图4)。

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将《简目》重新印发给全国各省区，展开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文物摸底工作，首先重点调查《简目》所列古建筑，并在调查时展开普查，将新发现与原有情况汇编，结册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