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现状及最优化测度

湖北省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现状及最优化测度作者：李波张俊飚来源：《湖北农业科学》2016年第02期摘要：农地最优经营规模是农地流转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理论依据。

调查发现，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有明显的偏向点，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方式面积差异明显；农地经营总体形势多样，但以耕地利用为主，农地生产经营区域差异显著。

测算发现，按户均最优农地规模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天门、荆门、荆州、潜江、宜昌、随州、武汉，最优规模分别为5.10、4.68、4.43、4.14、3.78、3.38、2.93 hm2，均远大于样本农户户均现有农地经营规模。

关键词：农地经营；最优规模；湖北省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2-0541-05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2.068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以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进而释放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信号。

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有利于调整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发挥农业多元化功能。

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是指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劳动、物质技术设备等生产力要素能够实现优化组合，能够取得最佳投入产出效益条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小。

适度经营规模的“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既要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保证农村未转移劳动力获得稳定的家庭生计保障，又要避免因农业比较收益低，要素投入不足而危及粮食安全，实现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充分、有效利用，提高微观经济效率。

此外，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更是现阶段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因此，研究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对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和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1]。

湖北省农业人口3 897万人，农户总数1 025万户，耕地面积320万 hm2，农民人均耕地面积0.082 hm2，户均耕地面积0.312 hm2。

江汉平原人均耕地面积稍大一点，而很多山区的农民人均耕地不足0.07 hm2。

有学者研究表明，江汉平原家庭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程度对氮肥投入量有重要影响。

随着家庭经营规模扩大，耕地细碎化程度降低，农户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和实施科学的田间管理方式以提高产出率，从而减少氮肥投入量。

可见，实行农地规模经营不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湖北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建设农业强省的迫切需要。

通过对湖北各地调研，了解湖北农户农地经营规模现状及测算湖北农户农地最优经营规模，以期为湖北农地流转提供理论参考。

1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概述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成果与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必要性，Schilling等[2]认为小型经营性农场利润随着农田保护的注册而增加，而不同类型的农地保护的盈利能力影响存在差异；Mutoko等[3]认为农户生计导向影响着土地管理模式，而土地稀缺性导致了农业向集约化和高效率转变。

Nishihara[4]实证分析提出少量的土地流转大大增加了土地价值和降低了所有者的种植积极性。

张先兵[5]指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必由之路，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途径，是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

其次，关于土地经营规模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张忠明等[6]研究发现仅有近40%的农民具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意愿，老龄化、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是规模经营意愿下降的原因。

齐城[7]实证研究发现信阳市达到劳动力工作满负荷时的经营规模应为0.34 hm2，人均需转入0.21 hm2；湖北省委农办课题组[8]调查发现湖北省土地规模经营主要存在以小型规模经营为主、以传统农区发展程度为快、以有偿流转为方向三个方面特征，存在认识偏差、流转不规范、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土地集中难连片、行政管理滞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张文方等[9]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受访农户中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发现目前农村整体经营规模较小；田凤香等[10]指出目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陈祖海等[11]认为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农村“撂荒”现象严重等问题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

最后，关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建议，柯迪祖[12]认为要鼓励各类农业庄园、家庭农场和各类种养大户的发展，鼓励土地适度向农业庄园、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集中。

黄延廷等[13]认为应实行具有农地规模化偏向的经济措施、继续深化农地产权改革、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加速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实行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流转方式使农地更大规模经营。

李光龙等[14]认为应落实既有政策并出台新的促进农地经营规模发展的扶持政策、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支持财政金融体系、对农地受让者开展农业经营管理培训等措施。

纵览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的论述、规模经营的现状、评价方法探讨、基于投入产出评价土地经营效率、抽象的政策建议等方面，且基本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农户经营主体收入最大化的现实视角去定量测评区域农地最优经营规模，农户收益最大化才是土地经营规模可行的重要前提。

2 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农户是农地经营的直接主体，农业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行为主体，是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决策主体。

农地经营的实际规模最终由农户决策，那么有效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实际上就是农户在其利益最大化下采纳的生产规模。

因此，在假定农户为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农地最优规模应该是农户生产收入最大化时的农地规模。

3 研究的数据及基本描述研究数据是基于2008年对武汉、随州、荆门、荆州、天门、潜江、宜昌等地区的一些典型农户采用正式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得到的原始数据。

就调查区域而言，本次调查覆盖了湖北省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平原、山区、岗地、丘陵不同地貌的农户；而从农业构成来看，本次接受调查的农户经营类型多样，农林牧副渔均有涉及。

由此可见，本次调查能较强地反映湖北省的总体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就调查样本户主文化程度而言，初中学历最为普遍，占总数的45.25%；此外，有33.94%的户主是小学文化程度；更有9.05%的户主识字很少甚至不识字；仅有10.86%的户主具备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至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数量更少，仅占调查样本数的0.90%。

就调查样本年龄分布而言，中老年户主相对较多，其中，50-60岁成为了人数分布最为集中的年龄段，有37.56%的户主年龄介于50-60岁之间；另有34.84%的户主年龄介于40-50岁之间；此外，年龄介于60-70岁之间的户主占样本总数的14.48%，排在第三。

而与之对应，中青年户主则较少，年龄低于40岁的户主仅占样本总量的9.95%，其中30岁以下的户主甚至只占样本总数的0.90%。

整体而言，年龄等于或超过40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90.05%，可见，户主年龄普遍较大，以中老年为主。

就调查样本的务农年限来看，10年以下占样本总数的1.36%，11～20年占样本总数的21.27%，21～30年占样本总数的28.96%，务农年限超过30年的户主最多，占样本总数的48.41%。

户主的务农年限在20年以上者占绝大多数，这类农户有较为丰富的务农经验，可以推断其对农地资源的利用现状及意愿表达是在相当长的务农过程中凝集而成的，对农地利用的相关判断具有可信性和代表性。

3.2 农地经营总体形势多样，但以耕地利用为主通过表2可知，调查样本农户共计经营农地92.53 hm2，人均0.12 hm2。

农地经营方式多样，但以耕地利用为主，拥有耕地74.69 hm2，人均0.083 hm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土地经营类型而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呈现多样性的特征，覆盖了耕地、园地、鱼塘、林地等一切土地的利用方式。

但从经营面积而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有明显的偏向性，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方式面积差异明显。

其中，耕地面积最大，占所有土地面积的80.72%；排在第二位的是鱼塘，占14.84%；园地面积排在第三位，占3.88%；至于林地和其他用地，相对而言较小，分别仅占0.15%和0.41%。

3.3 农地生产经营区域差异显著从调查样本农户户均农地经营规模来看，从大到小依次为荆门、荆州、天门、随州、潜江、宜昌、武汉，户均农地经营规模依次为1.02、0.85、0.74、0.43、0.41、0.34、0.33 hm2。

户均经营规模最大的荆门市是最小的武汉市的3.07倍，区域差异较为明显。

从户均农地生产投入来看，从大到小依次为武汉市（18 911.69元）、天门市（4 463.95元）、荆门市（4 248.25元）、荆州市（3 403.05元）、潜江市（1 824.68元）、宜昌市（1 256.05元）、随州市（630.81元）。

户均农地经营收入，从多到少依次排名为武汉市（30 887.43元）、荆门市（20 880.17元）、天门市（15 221.41元）、荆州市（10 612.73元）、潜江市（5 433.50元）、宜昌市（5 005.88元）、随州市（4 961.26元）。

从各地区农产品综合均价来看，最高为潜江市，为2.009元；最低为随州市，综合均价仅为0.670元。

其中武汉市、荆州市、天门市农产品综合均价大于1.000元，而荆门市、宜昌市则低于1.000元。

3.4 农户农业生产成本高，生产性成本投入比例大由调查数据计算可得，样本农户平均每公顷农业生产性投入为15 403.20元。

其中，作为对农地污染严重并极大影响农地质量的两大生产性要素——化肥、农药，其支出分别为4 863.75和2 185.65元/hm2，其他方面（包括种子、农膜、农机具购买与维修、整地、人工等）的生产性投入为8 353.80元/hm2。

具体构成情况如图1所示。

可见，化肥支出是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投入之一，化肥支出高达总成本的31.58%。

从肥料品种结构来看，复合肥的使用频率最高，碳铵、尿素紧随其后，而磷肥、钾肥以及其他类型化肥使用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