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仓山房文集》评介

《小仓山房文集》评介作者：徐珊珊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29期摘要：《小仓山房文集》是袁枚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承载了他的丰富思想，体现了他的古文创作理念，对了解袁枚具极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小仓山房文集》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以期深化对袁枚在清代及以后的思想史、文学史上地位与影响的理解。

关键词：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评介《小仓山房文集》为清代袁枚所著，共三十五卷（正二十四卷，续十一卷），体裁广泛，囊括了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序、记、祭文、书、论、说、表、启等12种，内容包括纪事、写人、抒情、论理等多方面是袁枚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其中蕴藏的史料价值、思想和艺术价值值得品评。

一、袁枚简介及评价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主要活动于雍、乾时期江南一带，是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他在诗歌上提倡“性灵说”，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

骈文创作被认为最工，“抑扬跌宕，深得六朝体格”。

①其古文虽未像诗歌那样提出“性灵说”这般系统的理论，但其价值不容忽视。

程晋芳曾如此评价袁枚：“古文第一，骈体第二，诗第三。

”虽不免有夸大成份，但其古文创作水平可见一斑。

他“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②其作品“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

③著有《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外集》、《小仓山房文集》等，其中《小仓山房文集》④专收其古文作品，通过此书可以看到袁枚的古文创作理念和他的思想。

要想正确地评价袁枚的古文成就，首先应对他本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自来评价袁枚，赞者、毁者皆有之。

赞者认为其“所为诗文天才横溢，不可方物”，⑤舒位曾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将他和沈德潜、毕阮并称“诗坛都头领三员”。

诋毁者中属章学诚最为激烈，直斥其为“无行之人”、“不才小慧之人”、“不学之徒”、“有小慧而无学识者”，其“诗话之弊”，“为世道人心之害”，⑥可谓严厉。

与袁枚同时期的赵翼对他的评价也颇具代表性，在《题袁子才小仓山房集》中称“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在《袁子才挽诗》中写道“花月千场供老福，诗文一代享高名。

只愁未免风流罪，欲为翻经度化城。

”纵观这些评价，前人大多把目光放在了其诗歌创作和风流作为上，不是过誉就是过贬，未免不够全面，失之偏颇。

笔者以为袁枚是一个既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清客。

⑦之所以如此评价是由于他把自己颇具文采的文章作为媒介，来述说自己的政见、学术观点、人生哲理，阐述自己的治国之志，表达自己想要“帮忙”的意愿，自认“非沾沾文学者”，⑧更有杨鸿烈赞他“凡碑志序记诸文，其大者皆有关于国家用舍是非之实，小者亦读书穷理心得之言……”⑨但实际上其观点“不免文士之见”，著作“亦非系乎立言之大”，无法做到真正的“帮忙”，更多的只是叙述一己之想，关乎其本心，而“不随流俗俯仰”。

⑩他的“帮闲之志”和“帮闲之才”在《文集》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袁枚的“帮闲之志”袁枚的“帮闲之志”主要体现于他文章中所保留的史料和其思想。

《文集》中的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和祭文数量众多，占据全书十之七八，大量史料就保存其中。

虽前人多评价“其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亦多失实”，但仍有部分史料足以补证史实。

康熙朝的几件大事在《文集》中都有记述，例如《福建总督太子少保姚公传》、《书潘荆山》记录了攻打台湾，《威信公岳大将军传》描写了取藏情况，《勇略将军赵襄忠公传》记叙了平定三藩状况，这些史料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些大事件的具体经过和涉及人物的轶事。

还有一些文章，如《山东巡抚白公墓志铭》、《记富察中丞四事》记录了清代早期涉外交往情况，据此可看到当时社会开放程度和清人对洋人的态度。

另如《书麻城狱》、《记富察中丞四事》、《上陈抚军辨保甲状》等，这些文章一方面表达了袁枚的循吏之见，另一方面在一些案件的详细描述中也让读者了解到了当时法律实施状况、程序以及民间的真实情态、社会问题，这些正是正史所缺乏的。

与史料价值相比，袁枚古文的思想意义更为巨大，他特别看重文章的价值，称其为“吾之神明也”。

{11}其文章“皆能自发其思”，{12}所蕴含的思想最能体现他的精神根本，而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思想主要是他的心性之说和疑辨精神。

心性之说可以说是袁枚的核心思想，他肯定“人各有才，地各有宜，时各有当，民各有俗，不可执一为兢兢也”。

{13}换句话说，人、地、时、民俗各有其性，人们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本性采取不同方法态度对待、处理。

由此他在人生各个方面都强调心、性的重要性，这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性灵说”上。

首先在诗学观点上，他标榜“性灵说”，认为诗者是“心之声也”，{14}“作诗如鼓琴然，心虚则声和，心窒则声滞”，{15}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

当时除“性灵派”以外，沈德潜代表的“格调派”也鼎盛一时。

此诗派认为诗歌应“温柔敦厚”、“中正和平”，讲求“诗教”，创作的作品要起到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作用。

而袁枚在《答沉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等文中反对沈德潜之说，认为作诗须有才、有识，而尤以才为重。

他所说的“才”多指人的天分、心、性，心、性不同，其情感便不同，而“诗者，各人之性情耳”，{16}因此诗歌风格也就大相径庭。

对于不同诗歌风格，学诗之人，应“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长而藏己之所短则可”，{17}不要仅仅为了垂教后世，否则难出佳作。

就像“……山水闲游，王、孟所宜也；使温、李为之，则靡矣。

边风塞云，名山古迹，李、杜所宜也；使王、孟为之，则薄矣……”。

{18}诗应出于本心、本性，不为道德宣传，只为悦情悦性，获得心理愉快。

其次，其学术立场上也具心性之说的特点。

他于多篇文中引用了“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这句话，这也是最能代表他观点的一句话。

袁枚认为人的心性不同，其所见不同，所乐也不同，但“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见而异，因所乐而异哉？”正如人们去长安“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之长安耳”，{19}没有哪一种方式一定正确，同样也没有哪一种学说一定正确。

因此，他在学术立场选择依照自己本性所悟，不一味从众。

虽自称“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20}但也不偏颇地抨击某种学说，而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去评判。

这在他对于汉学、宋学的态度中就能得到印证。

清乾隆年间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的争斗不断，不同于大多数学者，袁枚没有单纯地提出赞成、反对哪一派，而是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客观，既看到了宋学的短处，也看到了汉学的缺憾。

他道“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汉、唐之儒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21}因为其时不同，其势也必然不同，孔孟之道非一朝一代可以研究通透的，每一代，每一种学说都有优劣之处。

此外，在饮食和居所方面，袁枚也讲求随心、随性。

于此他将心性之说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不局限于人的范畴，更扩展到事物范畴。

对于饮食，他借厨者王小余之口说道“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又道“吾以一心诊百物之宜，而谨审其水火之齐”，他批评那些不能“尽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的厨者。

{22}此处的“天”、“百物之宜”、“性”都是指食材的本性而言。

对于居所他在有关随园的六记中予以细致说明，他在修整随园时，依照其地形而建造“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23}而随园之“随”字最能体现他的心性真意。

最后，他的心性之说在他平日对人、对事的评价中也得到了体现。

他评价一个官员时说“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显晦，惟其真”，{24}判断一个人的才能“要在观其大节之所在，而审其性情之真而已”，{25}评价一个人是否清、俭时说“清以心求，不以迹取”，{26}教育人们“尤须为政在心”。

{27}所谓“真”便是“心”，即真心、真情、真性地对待身边的人与事。

相对于心性之说，袁枚的疑辨精神更具进步性。

他曾用“三分周、孔二分庄”{28}来概括他的思想，这一点通过他的作品不难看出，很多文章中都引用了孔孟之语。

尽管如此，他对周、孔之说，儒家经典也不是全盘认可的，他自始至终都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去看待这些经典之作，“少信多疑”的态度{29}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疑辨精神。

章学诚在《妇学篇术后》中曾批判袁枚道“……则解诗之误，何异误解《金縢》而启居摄，误解《周礼》而启青苗，朱子岂知流祸至于斯极？”可见其疑辨精神是为当时一些代表正统的学者所无法接受的，也从侧面反映了袁枚思想带给当时时代的震撼性，以及其思想的可贵性。

他在《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中疑《三礼》之合理性，在《金縢辨》上下中疑《金縢》之真伪，在《策秀才文五道》中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之说，在《答定宇第二书》中称“惟《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

他大胆发问：“彼圣贤者，岂好为空言而不一核实事哉？”{30}他敢于直言《诗经·关雎》为艳诗，仅是表达了哀乐之旨，而非论后妃之德。

很多看法以今日的学术观点来看，也为可信。

汉学在乾嘉时期达到了鼎盛，考据成为显学，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乾嘉学派，而他却勇于在主流之外大声批驳考据之学，认为其“琐屑斑驳”。

{31}批评汉儒“为签注者，非无考据之功，而附会不已；为文章者，非无润色之功，而靡曼不已”，{32}又说“宋儒非天也”，{33}并要“为宋儒补偏救弊”。

{34}传统理念对于他也并非金科玉律，《二十四孝图》中被大加赞赏的郭巨，他却认为郭巨是“知某所有金，伪携儿掘”；{35}历来被作为忠之典范的张巡遭他质问：“杀一不辜而号忠臣，君子为之乎？”{36}对于自韩愈而至朱子以来大力宣扬的“道统”之说更是在《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策秀才文五道》等文中被袁枚彻底批判，直言“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认为只有“废…道统‟之说而后圣人之教大”。

对于佛教，他也在《答彭尺木进士书》、《佛者九流之一家论》中一一指出弊端及矛盾之处。

此种疑辨精神在他对待史书的态度中也甚为突出。

《文集》第二十、二十一卷的论议中有不少篇关于历史的质疑，例如《魏征论》中疑魏征非真正谏臣，太宗只为博纳谏之名，二人皆不足为贵；《荆轲书盗论》中疑荆轲刺秦非简单报恩之心，而是苦秦久矣，早存此志。

其看待历史人物的角度可谓与众不同。

正是这种不为流俗所影响的疑辨精神，勇于批判的非凡胆识，使得他的思想绽放出光辉色彩。

三、袁枚的“帮闲之才”袁枚的“帮闲之才”在其《文集》中也得以展现。

姚鼐认为其能“通乎古法”，{37}钱林认为他能“力求新变”，“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也”。

{38}而他自己曾如此评价，“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

文章佑饶奇气，喜于议论，金石序事徽徽可诵”{39}。

不同于当时影响极大的桐城派古文理论，袁枚的古文艺术性与他的“心性之说”相辅相成，他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文学创作上，使得他的作品在清新、质朴的语言中流露出充沛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