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修改版

文明的冲突萨缪尔P.亨廷顿下一个冲突的模式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也毫不犹豫的传播他们关于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观点—历史的终结，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传统竞争的回归，由于部落主义和全球主义力量冲突的张力导致民族国家的衰弱等等。

这里的每一个观点都抓住了正在出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

然而所有的观点都忽略了全球政治未来将会怎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确实也是核心的方面。

我的假设是，新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上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的。

民族国家仍将是国际事务中最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团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会主宰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

在现代世界，文明间的冲突将会成为冲突进化的最新阶段。

伴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现代国际系统出现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国王，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之间，他们试图扩张他们的官僚队伍，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重商主义经济实力，最重要的，他们控制的领土。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冲突的主要界线是民族之间的界线而不是君主之间。

正如帕默所说，在1793年“国王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

”这种十九世纪的模式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然后，作为十月革命和对十月革命反动的结果，民族间的冲突让位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

冷战期间，后者的冲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他们都不是欧洲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根据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身份。

这些君主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西方的内战，”威廉姆.兰德这样称呼它。

正如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战争一样，冷战也是这样，世界大战之前的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也是这样。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它的中心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

在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不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这样的历史的客体，而是同西方一道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文明的本质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

这种分类不再贴切了。

不按照政治和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来分类国家，而是以文化和文明分类国家更有意义。

我们谈论文明时它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

村落，地区，族群，民族，宗教团体，都有文化异质性不同层次的独特文化。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村庄的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一个村庄的文化，但是它们都拥有使它们区别于德国村庄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

相应的，欧洲的共同体，拥有使它们区别于阿拉伯和中国共同体的文化特征。

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广泛意义文化实体的一部分。

因此，文明是除了把人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那些东西以外，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文化团体和最大程度的文化认同。

文明被诸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体系等共同的客观因素以及人类主观的自我认同所共同界定。

身份认同有很多层次：一个罗马的居民可能根据强度的不同等级将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

一个人所属的文明对于他来说是他所强烈认同的最高层次的身份认同。

人们能够并且已经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结果导致了文明组成和边界的变化。

各个文明可能包含有大量的人，就像中国（就像白鲁恂说的“假装成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或者拥有非常少的人，如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国家，就如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是这样，或者只有一个民族国家，例如日本文明。

文明显然是混合的和重叠的，可能包括一些亚文明。

西方文明有两个主要变体，即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伊斯兰文明有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马来文明几个部分。

文明仍然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文明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些界线确实存在。

文明是变动不居的，文明有兴衰离合。

并且，正如很多历史学者所熟知的，文明消失并埋葬在时间的尘沙中。

西方人往往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

然而，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动者仅仅持续了几百年。

更广泛的人类历史一直是文明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找到了21种主要文明；但仅仅有其中的六个还存在于当今世界。

为什么文明将会冲突文明认同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持续增加，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在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中被塑造。

这几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在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会沿着将这几种文明彼此区分开来的断层线发生。

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础性的。

每种文明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

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仅对于上帝和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观点不同，而且对权利和责任，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有不同的观点。

这些差异是几个世纪产物。

它们不会很快消失。

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的差异更根本。

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不必然意味着着暴力。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最旷日持久最暴力的冲突。

第二，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更小的地方。

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动正在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文明内部共同性的意识。

北非到法国的移民在法国人中产生了敌意，同时法国人又不断增加对善良的欧洲天主教波兰人的接受性。

美国人对日本的投资者的反应要比对大量来自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者的反应消极的多。

相似的，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所指出的，“伊博人在尼日利亚的东部地区可能是奥韦里伊博人或者奥尼查伊博人。

在拉各斯，他仅仅是伊博人。

在伦敦，他是尼日利亚人。

在纽约，他是一个非洲人”。

不同文明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增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种文明意识反过来又增强了差异和敌意，这些差异和敌意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深处。

第三，遍布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化的进程正在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地方认同中分离开来。

这个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成认同的一种根源。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宗教经常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形式来填补认同的空白。

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之中。

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宗教，在原教旨主义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人。

乔治.维格尔评论说“世界的非世俗化是二十世纪晚期的生活的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

”宗教的复兴，正如吉格斯.凯佩尔所称之的“上帝的回归”，提供了超越国界的认同和献身的基础，并把文明连接在一起。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长。

一方面，西方处于力量的顶峰。

然而，同时，或许正因为如此，一种寻根的现象正在非西方文明中发生。

越来越多的听到人们提及下面这些趋势，日本的反向内生的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嘱的终结和印度的“印度化”，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失败和由此而来的中东的“重新伊斯兰化”，以及现在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关于西方化和俄罗斯化的争论。

处于力量顶峰的西方正面对一个非西方，他们有不断增加的欲望、意志和资源去以非西方的方式改变世界。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经常是这些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非常紧密，曾在哈佛大学、索邦大学或圣桑赫斯特接受过教育，已经吸收西方观点和价值。

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平民经常保持着深深渗透着的本土文化。

然而，现在，这些关系正在发生颠倒。

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去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精英正在出现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惯在大众当中越来越流行。

第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是不易变化的，因此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和差异相比它更不易妥协和转变。

在前苏联，共产党员可以成为民主党员，富人可以变穷、穷人可以变富，但是俄罗斯人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美国人。

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关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民能够选择和改变站位，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是“你是谁？”,那是不可改变的已知的事实。

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对那个问题的错误答案可以意味着子弹射到你的头里。

宗教甚至比族性更能清晰和完全的将人们区分开来。

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和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同时可以是两个国家的公民。

但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强。

1980到1989年之间，欧洲跨地区的贸易总额的比例从51%增加到59%，东亚从33%增加到37%，北美从32%增加到36%。

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增加。

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将会强化文明意识。

另一方面，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深值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中时它才可能成功。

欧共体依赖于欧洲的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共同根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墨西哥的，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文化的融合。

相比较而言，日本在东亚建立可与欧共体相媲美的经济体时面临诸多困难，是因为日本自身独特的社会和文明。

不管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联系发展的有多紧密，他和那些国家的文化差异会妨碍或许阻止像在欧洲和北美那样区域经济联合的促成。

相反，共同的文化明显的促进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和台湾，和新加坡以及和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快速扩大。

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同体不断战胜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和台湾走得更近了。

如果文化共同体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未来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是以中国为中心。

事实上，这样的集团已经正在变成现实。

正如墨里.韦登鲍姆观察的，尽管日本现在主导这个地区，但是以中国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在快速出现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的中心。

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有大量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家，销售和服务才能（香港），一个优越的通信网络（新加坡），金融资本的大量汇集（所有地方），大量优良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

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络—通常基于传统宗族的扩张—已经被描绘为东亚经济的支柱。

文化和宗教同样构成经济合作组织的根基，它把十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

这个组织最初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它复兴和扩张的动力是这些国家中的几个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加入欧共体的机会。

同样的，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方共同市场也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