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作者：杨军来源：《出版科学》2012年第04期[摘要]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颇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钞类图书的产生是抄撰著述方式的余绪，也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的必然结果；明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出版起了导引、促进作用；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关键词]明代出版史钞类图书明代文化[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2) 04-0101-04史钞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撰著者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对前代史著进行节选、摘录、重编而成。

相对于依据删编的原著来说，史钞类图书内容较为简洁、通俗，易于向社会基层流播。

明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史钞类图书较之前代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并广泛地传播于社会，客观上满足了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具有普及性史书的性质。

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明代的史学发展和图书出版活动。

一《四库提要》依据编撰方式不同将图书分为“离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四种。

离析而编纂之。

撰著者仿照类书的形式，对原著进行分门别类的改编。

如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廉吏传》《历代守令传》《儒学嫡派》等。

简汰而刊削之。

撰著者依据某一原则有选择地节选旧史成书。

因所节略史书体裁不同，分别有通史、断代史、史论的节略本。

通史性质的，如马维铭《史书纂略》，采摭二十一史本纪、列传，依通史体例汇成一书；姚允明《史书》，撮取自三皇迄元代史文，节缩成书。

断代史性质的，如茅国缙《晋史删》、钱士升《南宋书》、王思义《宋史纂要》、张九韶《元史节要》等，都是依据原书节选的。

史论性质的，如项笃寿《全史论赞》、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等，都是节选历代正史史论汇辑而成。

采摭文句而存之。

就是摘录史著中的词藻汇编成书。

如谢肇淛《史觿》，即是摘取十七史中生僻字句，一史一卷，标列成编。

其他如凌迪知《〈左〉〈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等，均属此类。

割裂词藻而次之。

摘录史著中奇闻异事编辑成书。

如赵维寰《读史快编》，从《史记》至《新唐书》中摘录新异之事，虽有“割裂翦裁，漫无义例”的弊端，但体现出摘录者尚奇的旨趣，也颇能迎合广大民众对史实通俗化的需求。

据笔者统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书目》《四库存目存书》等著录明代史钞类图书260种左右。

据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钞类的统计，今留存的明代史钞著述142种，其中正德以前刊行的10种，嘉靖、隆庆时期14种，万历至明末78种，另有40种无法确定年代。

刊本源自家刻（藩刻）、坊刻、官刻，但坊刻占绝大多数。

以射利为目的的众多书坊大量编纂、镌刻、售卖，反映出当时史钞类图书购买、阅读人数众多，并形成一定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一股别具特色的出版潮流。

史钞类图书的许多撰著者不仅有一般的史学爱好者，还有一些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学者，甚至宪宗皇帝也亲自为这类书写序，足见明史钞类图书在当时“颇投时好”［1］，备受重视且社会流传广泛。

范理在《读史备忘》的“自序”中谈及产生于宋、明代仍为流行史籍的《通鉴节要》时说：“史学之繁，浩乎不可胜记，少微先生《节要》所以述也……《节要》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

《读史备忘》郭休序说：“诸家全史非学士大家尚不能有遍，州下邑乡闾里巷之士谁得与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

”其中已透露出以《节要》为代表的各种史钞类书总的流行状况。

《读史备忘》即欲同《通鉴节要》相比附，以期取长补短。

弘治间河间知府顾左偶得无名氏《分类通鉴》，抄录带回准备刻印。

顾左对《新集分类通鉴》仔细校勘：“此书病其鱼鲁帝虎之未正，手自研校。

复捐俸赀翻刻，毕工乃走价”［2］。

史钞类图书以对前人史著的节选、摘录、重编为撰著手段，淡化了过于专业的历史知识，因而在内容（史实）上没有胜出原著之处，不为治史者看重，因而这类图书的畅销流行引起正统之士的忧虑。

史学家郑晓对学子普遍喜用由《资治通鉴》节略而来的书坊刻本颇为不满：“方今学校试士，乃用书坊小鉴。

事迹脱略，何以考治乱得失之故？论断芜杂，适以增枝蔓邪僻之谈。

识者欲请于朝，凡制科之学，惟用御制之书，……一切书坊陋本，聚而焚之。

不可谓无见也。

”［3］“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则批评当时学界说：“今人自幼则以近人所类故事等，迨为学业”，“若所谓《少微通鉴》《史略》之类”［4］，都撺掇士子读史走捷径，不足取。

这从反面印证了当时史钞类图书流行之盛。

二史钞类图书在明代长时间反复刊刻，影响广泛，产生这种出版文化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代史钞类图书的兴盛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观念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文辞古奥、行文典雅、义微旨远的正史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于是史书撰著厌繁尚简的观念渐渐萌生，史钞正是因此而产生。

东汉时，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万余言”；荀悦奉献帝诏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等，其目的就是为了统治者阅读方便。

魏晋南北朝时更是抄撰之风日盛。

唐代逐渐出现了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如高峻的《小史》，姚复康的《统史》，都是采撷诸史而成的通史，但文词简朴，便于初学，成为许多文士习史的启蒙读物。

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用于史籍的刻印，但史书繁多不便阅览的问题依然存在。

欧阳修撰修史著因此提出“事增文省”，即便宋代流行的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也因“士夫鲜有遍读者”［5］，而欲删繁就简，便利读者。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出现了一种为市民村夫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者，使史学在传播上打破了此前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局面，历史知识开始走入民间，初步呈现出一种大众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史钞类图书的读者市场。

南宋时，书名颇具广告意味的史钞类图书已成为坊间书商牟利的商品，这说明史钞类图书已有了较为普遍的社会需求，成为士民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且这种情形经历元、明，未尝或减。

元代也编辑了一些史钞类图书，其中《十八史略》流播域外，影响更为深巨。

迨至明代，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印刷技术日臻成熟，但一般士大夫“专以《纲目》《性理》为课，其好为博综者，不过《左》《国》《史》《汉》”［6］。

普通士人能读到正史全编也非一件容易的事。

《史要编》的编者梁梦龙为嘉靖末年进士，其《刻〈史要编〉叙》自述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靠四处借阅才得以遍观全史。

嘉靖年间，受“前七子”复古思潮影响，史学古籍重刊风起，并带动了对史学名著的评价。

“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遍论前史，主张“其文贵约而赅”，因此史汉之后的史书均为“必修之书”［7］，从而开启了嘉靖以后改编前史的风气，史钞类图书数量较之前期大增。

抄撰就是融抄写与撰著于一体的著作方式。

古人重要的著作方式——抄撰，对史钞类图书多采用的节选、摘录的编纂方式有深刻影响。

早在汉代即已出现抄撰而成的著作。

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儒家言》中认为《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并将“抄纂”列为古代三大类文献之一。

东汉之后，抄撰之作除了子书之外，也有不少史书。

南北朝正式出现“抄撰”一词，官方甚至设置“抄撰学士”之官主管抄撰工作，抄撰之书既获睹了全书精华，又节省了读者时间，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一时期出现大量抄撰之作，也使得这一撰著形式因此保留下来。

宋代史钞发达，学术地位也有所提高，自《宋史·艺文志》史钞成为史部中的一个独立门类。

明代书籍的生产虽然主要靠雕版印刷，但由于交通不甚发达、图书不易得等原因，抄撰仍然被许多文人学士视为一种有效的图书生产方式和传播途径，并欣然从事，乐此不疲，抄撰之作依然有增无减。

其次，明朝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导引、促进作用。

明皇帝崇尚风俗教化，十分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

太祖登基伊始即宣布：“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8］，并有针对性地说：“公卿贵人子弟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9］。

孝宗皇帝也看重“《通鉴纲目》并《续编》深切治道”的功能，但“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撰成《历代通鉴纂要》［10］。

编纂的史鉴书基本都是依照一定的主题，从前人的历史撰著中分类摘取各种史实纂集而成，实际上也是抄撮其要的史钞类书。

明政府史鉴书编纂伦理教化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史钞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引导、促进作用，民间史钞类图书的编辑正是循此而行。

如成化时丘浚的《世史正纲·自序》中说：“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

” 嘉靖时顾应祥编撰《人代纪要》，其“自序”言及编纂宗旨云：“政事之有关于治乱兴亡之大者，则隐括其语而明白书之，……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

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向民众进行封建伦理教化的意图。

第三，明代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

明政府兴办教育，奖掖读书，形成了“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的局面，学生人数激增；众多学子汲汲于科举考试，以期进入仕途，为此应对科考的备考史书需求量大增。

坊间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延请文人“采取史集要义之言”而成，且“特以科举之习，不容不纂取其要”［12］，有针对性地编辑出版举子需要的史抄类书。

明前期流行《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即以其简编易记而颇受士子欢迎，被称之为“小鉴”；嘉靖以后流行“纲鉴”，也是应举子的需要而产生，被认为是“举业家”的“捷径”。

彭以明编成《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流传亦很广泛，所谓“从此，二十一史有《辑要》，经生学士家传户诵，可尝全史一脔”［13］。

唐顺之、冯梦龙、陶望龄等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因对学子颇具号召力，都是出版商紧盯的目标。

坊刻“纲鉴”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逗、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内容丰富，广受士子青睐，书商见这类书销路好，竞相出版，彼此竞争，“择其最善者而刻之”［14］。

这类书的书名也颇具广告意识，如杨九经《精摘古史粹语举业前茅》、张崇仁《新镌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抄》、严时泰《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等。

有些书商为牟利更至擅改书名，足见编纂者颇能揣摩读者的需求。

第四，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首先，明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史书的大量印制提供技术支持。

明代全国已形成吴、越、闽三大刻印中心，全国性的图书市场如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业已出现［15］，江南甚至出现流动的图书市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