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明朝出版业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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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行天下】根据斯 巴迭古代希腊 城邦文化，新娘 在婚 礼时需要剃掉 头发 ，并作 男装打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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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即便西周 末年 已经 出现烽火 台 ，也应是 类似 战国时 期的原始 形 式 ，不适 用 于 远距离传 递信息 。而西周 末年 ，距 离周都最 近的诸侯 国郑 国，在３ ０ ０ 华里 之外 。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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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只将警 报传 递给 郑 国，也需 要沿途 修建 大量烽 火 台才行 ，而西周 末年 显然是 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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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当时的 出版非常 自由，看 到好 东西谁 都可 以拿 来 印。这种状 况一直 到 民国
时 期还没 什么 变化 。彼时 的城市 里 ，尤 其像上 海 、北京这 种地方 ，随便 几个 人凑在 一 起就 可开 个 书店 ，出版各 类文集 、诗集 外带 出售 ；并且没 有 出版审查 机构 ，至于被 人 告 发 ，则往 往是在 书印出来之 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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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 由于顽 固 自守 ，备受 欺 凌 ，签订 了许
广东香 山县 （ 今 中山市） 的一位 乡学先 生 中了头 奖—— 岭南名 园海 山仙馆后 ，为 了
换取现 钱 ，他 把 园子里 的古玩名 器 、假 山 巨石 、用 名贵木 料制 作的 门窗分拆开 来廉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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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时 ，书店 已经普 及 ， 儒 林 外 史 中载 ，马二 先 生 出场 时住 在嘉 兴 文海楼
书店 ，其 后又 到杭州 文瀚楼 书坊 ，他还 自称 ： “ 杭 州各 书店里 等着我 选考 卷… …没奈 一 何 ，只得 要去 。”那 时 ，参 与 出版 的人 也 多 ，书 中 的马二 先 生 、匡超 人 等 都是 ◎爆料哥 “ 选
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试论 明代 史钞 类图书出版 兴盛 之成 因
明代图书出版管理内容体系的探讨
明代图书出版管理内容体系的探讨作者：赵子卿来源：《科技传播》2015年第12期摘要明代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鼎盛繁荣时期，究其原因是纷杂多样的，但与其相对完善的出版管理密不可分。
通过对这一时期出版管理内容体系的探讨，于我们当今的出版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促进现今出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图书市场；出版管理；版权保护；图书贸易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1-0055-02我国图书出版事业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龟甲兽骨上的刻画和青铜器上的铭刻。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刻、金文以及手工抄写、刻书等，都演变为了出版的雏形。
先秦时期的竹简、木渎也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到来进行了良好的铺垫，同时私人藏书、编书也较为流行，但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并未形成市场化。
两汉时期造纸术有效地推动了文字出版发展，据文献考证，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书籍贸易，这也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萌芽。
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繁荣、正式出版物的发行和佛教经文的流行，都为政府主办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
宋代印刷术的改进与繁荣进一步从技术上推动了出版的发展，对后来的官办和民营出版事业全面繁荣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到了国势强盛的明朝，可以说万事俱备，图书出版事业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关于为何选择明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笔者理由如下：首先明朝之前，各朝代的图书出版物并未形成市场规模，并缺乏市场意识和管理意识，并不具备鼎盛繁荣的时代特征。
其次，明代之后的满清王朝，由于文字狱等重大政治原因，书籍出版事业实则并不如明朝兴盛，因此从研究价值来说，相比明代还是缺乏质变性的转折点与承前启后的地位。
再者，明王朝作为历史上汉人最后的中原王朝，具有其他朝代不可比肩的文学高度。
从励精图治的历代皇帝大力倡导图书编辑出版，到掌控内阁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集团和民间文学家们精彩纷繁的创作，再到推动读书情怀的八股取士科举之风以及晚明俗文学的隆盛等一系列文学盛行现象所催生的诸多因素，都使得明代出版物呈现井喷式的激增。
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_程国赋
道评5 虞初志6 七 卷本、凌性 德天 启刻5 虞 初志6 七卷本等
文言小说选 本。选唐 人小 说十 五篇、唐 前及宋代小说各一篇、明代小说三篇
文言小说选 本。除南 朝梁 吴均5 续 齐谐 记6以外, 其余皆为唐人传奇
5 续虞初志6 四卷
汤显祖编
明钱塘钟人杰万 历刊
履谦子本另收唐人小说、宋、明小说各一 篇
5 艳异编6 四 十卷
题王世贞辑
有嘉靖间刊息庵 居士序本、隆庆刊本、苏州叶启
元玉夏斋万历四 十六年 刊本 ( 四十卷 ) 、杭州 段 景亭读书坊天启 刊本( 五十三卷) 等
文 言 小 说 选 本。四 十 卷 本 分 十 七 部 ( 类) , 收作品三百六十一篇, 包括唐人小
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
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
程国赋
( 暨南大学 文 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小说选本是一种重要的小说批评形 式, 值得我 们关注。明代 坊刊小说选 本是书坊 按照一定的 取 舍标 准进行选择、对原作篇目顺序加以重新编排而形 成的小说 文本, 不 能等同于 总集、丛 书; 明 代坊刊小说 选 本可分三种类型: 文言短篇小说选本、杂志型小说选本( 亦称类书 型选本) 、白 话短篇小说 选本; 明代坊刊小 说 选本 的兴盛与科举的发达、读者需求、传播需要等关系密切, 同时, 不同类 型的小说选 本还有其 独特的兴盛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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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刊于万历年间
上栏选 话 本 小说5 李 亚仙6、5 女翰 林6 、 5王魁6 、5 贵贱交情6、5玉堂春6 共五篇
5 燕居笔记6 ( 原刻本)
不详
不详
据林近阳、何大 抡、冯 梦龙 等增 补5 燕居 笔记6可知, 必有原刻本, 今佚
论明代图书出版对明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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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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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知：（1）明人陆容（143 6 —1497)云：“宣 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 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f其所谓“今”，当指成 化以来、嘉靖与万历年间。此时官刻较多的是史类书 籍而非经类书籍。清代学者王夫之以“玩”字概括明 代史书的特点g。所谓玩，就是喜而弄之，是为了适应 商业化、娱乐化的需求而生产图书。因此，其所生产的 图书质量堪忧。（2）与史类书籍相比，正统以后官方 经类书籍的刊刻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明初统治 者制定礼律导民、用历代典范为臣民提供殷鉴等文化 政策的导向功能已逐渐失去效用；也可看出明代统治 者在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正逐渐减弱。
关键词：雕版技术；泛滥芜杂；经典性；异端；集 大成
一、明代雕版技术、文教政策与图书出版的 兴盛
中国 古代 雕 版印刷 术 的发明，主 要始 于大 规 模 文化复制传播的需求、雕版新技术的发明。随着民间
对历书、字书、佛经等需求的激增，以及隋唐之际笔、 墨、纸等物质条件和锤拓、印章技术等技术条件的成 熟，印章技术实现了向雕版印刷术的过渡a。印刷术发 展至五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官方用它印行儒家经典。 其后，历代政府都以刻书印刷为重要的文化建设。明 朝朱元璋开国后，尤重文化建设。
此外，朱元璋在中央建立国子监，诏令天下府、 州、县设立各级学校，以此形成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 其后，成祖朱棣尤其重视从太子到大臣子弟、平民百 姓等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培养k。值得一提的是， 明代在城乡广设社学，以官立社学发展最为迅猛，如 弘治 十七年（15 0 4）规 定，凡民间幼 童十五岁以下者 均可入社学读书。当时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思潮的勃 兴，也推动了社学建设的步伐l。明代图书出版的兴盛 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雕版技术的发达、纸墨和 刻书价格的低廉等，为其提供了技术基础；二是明初 统治者对文教（尤其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设、科举制 度）的重视、免书籍税等政策扶持，为其提供了精神需 求、经济助力。也就是说，书籍的大量出版、完备的学 校教育体系，普遍、快速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科 举制度的规范和学校教育队伍的壮大，提高了人们对 图书出版物的迫切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图书出版 的兴盛。
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与文化交流研究
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与文化交流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和文化交流因为新兴的出版业和海外贸易的扩张逐渐繁荣起来。
本文将探讨明清时期的图书出版和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着眼于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
一、图书出版的兴起明朝和清朝是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
明朝时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书籍的印刷变得更加容易，印刷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加。
同时，由于明代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图书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多。
明朝时期的图书出版业经历了从个体手工制作到机械化印刷的转变，大大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和传播。
清朝时期，图书出版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清朝政府对图书出版特别重视，大力支持和鼓励图书出版，成立了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机构——养正书局。
养正书局从选择图书、审定稿件到印制出版等方面采用理性的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图书印刷的质量和效率。
清朝时期还兴起了专门的书摊、书局和书馆，促进了书籍交流和流通。
这些机构吸引大批文人学士，为书籍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平台。
二、图书的流通与文化交流图书出版的繁荣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和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图书的流通渠道逐渐多元化。
从个体贸易到海外输出，图书流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在中国本土，书摊和书局是重要的集散地，藏书家、文人学士和社会名流纷纷涌入，通过购买和借阅书籍，掌握各类知识和信息。
通过书局和书摊等机构，图书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类似于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图书印刷品牌。
这种保护措施使得各地图书之间不存在关联和衔接，导致着一种各地文化独立和萎缩的愚民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随着扩张而渗透到南洋、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等地，图书逐渐开拓了海外市场。
据节选自欧洲日报的科学杂志说：“形式上，这一图书形式因比新闻传播方式更便宜而迅速发展。
商人经常网罗大量的书籍，带回香料和香烟假球。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有很多古代中国书籍的原因。
印刷的技术不断提高，书籍的数量和种类也日益增多。
明朝的纸张革命与出版文化
明朝的纸张革命与出版文化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在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然而，很多人对这个时期仍然比较陌生或者只知道皇帝的名字和一些历史事件。
今天的主题是明朝的纸张革命与出版文化，希望通过本文为大家解开这个时期的神秘面纱。
一、纸张革命在纸张革命之前，中国的文化交流和记录都是依靠竹简、木牍、布帛等材料来实现的。
虽然这些材料使用便捷，但是都存在耐久性差、易于腐烂、重量大等问题。
因此，在向外扩张和内部治理的需要下，明朝开始了纸张革命。
明朝的纸张革命与出版文化首先，明朝使用藤纸来替代竹简等材料纪录文化信息。
藤纸是一种由植物藤科制成的纸，具有轻便、柔韧、防潮等优点，解决了文化信息保存的问题。
其次，明朝推广了造纸技术，使得纸张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由于造纸工艺的革新和改良，明代的纸张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顶尖的纸张材料之一。
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中国纸”时期。
最后，明朝在制造、储藏、运输、销售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确保了纸张产品的品质和规格。
纸张革命的推行不仅使得文化信息的保存和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和便捷，也为后来的出版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出版文化出版文化是文化传播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它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
而在明朝，出版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书籍的种类有文化、艺术、历史、地理等，其中道教、佛教经典的出版比较多。
在唐宋金元时期，书籍的出版大多是由官方或者私人机构负责，但是明朝时期则出现了专门的专业出版机构。
明朝时期出现专业出版机构专业出版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出版文化进一步完成了商品化、分工化、社会化的进程，这也是明朝的一项重大发明。
这些机构以出版为主，同时还涉及到书籍的印刷、宣传和销售。
在这些专业出版机构中，最著名的便是四大书院，也就是白楼、南华、东林、西泠四大书院。
这些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机构的代表，同时也是出版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明朝时期，新的出版工具呈现了出来。
为何专制的明朝能诞生那么多名著？
为何专制的明朝能诞生那么多名著？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
物质的丰富催生了文化的发展，图书出版业开始繁荣，一大批文学名著都在这一时期诞生。
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三国演义》等等。
《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书描述了明朝中后期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以及人们对爱情和平等的朴素的诉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之繁荣，是中国最早几部市民小说，开一代阅读风气之先！《金瓶梅》名著的大量出现，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自由宽松的出版政策是最主要原因。
只要你写出好作品，就不愁没销路。
苏杭地区、福建建阳、安徽徽州等地都是当时私营出版业的重镇。
南京地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出版商，当时的南京，至今仍能考证出名字来的私营出版商多达93家，有名的如文林阁、万卷楼、富春堂、广庆堂等。
其次是福建建阳，至今能考证出来的有84家，仅比南京少9家。
《记营销大师余象斗二三事》一文记载了晚明书商余象斗的故事，今天读来不免觉得似曾相识。
余象斗是建阳人，早年立志科举，但直到三十岁也没考上，于是决定放弃，改走“野路子”。
他选择了当时很火的出版行业，主营最为畅销的门类——通俗小说。
余象斗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写了本讲春秋战国的通俗小说《列国志传》，质量一般，却在晚辈的营销下大卖。
余象斗照猫画虎，迅速写出一本讲上古史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两本书互相配合，又大赚了一笔。
这次的成功经验，使余象斗迷上了跟风。
万历21年，神作《西游记》问世，大批读者为之疯狂---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说？余象斗也疯狂起来——此时不跟，更待何时！他以最快速度写了《真武大帝传》和《华光天王传》——全是烂书。
又从别人那里买来《东游记》的版权，全都命名为西游记，推向市场后，刚读过西游记原著的读者们兴奋劲还没过去，听说又出了三部，纷纷抢购。
买回去一看，这什么玩意啊，但买都买了，只能无奈叹息。
一年之后，大明又出了本畅销书《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余象斗立即决定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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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作者：杨军来源：《出版科学》2012年第04期[摘要]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颇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钞类图书的产生是抄撰著述方式的余绪，也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的必然结果；明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出版起了导引、促进作用；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关键词]明代出版史钞类图书明代文化[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2) 04-0101-04史钞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撰著者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对前代史著进行节选、摘录、重编而成。
相对于依据删编的原著来说，史钞类图书内容较为简洁、通俗，易于向社会基层流播。
明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史钞类图书较之前代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并广泛地传播于社会，客观上满足了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具有普及性史书的性质。
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明代的史学发展和图书出版活动。
一《四库提要》依据编撰方式不同将图书分为“离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四种。
离析而编纂之。
撰著者仿照类书的形式，对原著进行分门别类的改编。
如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廉吏传》《历代守令传》《儒学嫡派》等。
简汰而刊削之。
撰著者依据某一原则有选择地节选旧史成书。
因所节略史书体裁不同，分别有通史、断代史、史论的节略本。
通史性质的，如马维铭《史书纂略》，采摭二十一史本纪、列传，依通史体例汇成一书；姚允明《史书》，撮取自三皇迄元代史文，节缩成书。
断代史性质的，如茅国缙《晋史删》、钱士升《南宋书》、王思义《宋史纂要》、张九韶《元史节要》等，都是依据原书节选的。
史论性质的，如项笃寿《全史论赞》、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等，都是节选历代正史史论汇辑而成。
采摭文句而存之。
就是摘录史著中的词藻汇编成书。
如谢肇淛《史觿》，即是摘取十七史中生僻字句，一史一卷，标列成编。
其他如凌迪知《〈左〉〈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等，均属此类。
割裂词藻而次之。
摘录史著中奇闻异事编辑成书。
如赵维寰《读史快编》，从《史记》至《新唐书》中摘录新异之事，虽有“割裂翦裁，漫无义例”的弊端，但体现出摘录者尚奇的旨趣，也颇能迎合广大民众对史实通俗化的需求。
据笔者统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书目》《四库存目存书》等著录明代史钞类图书260种左右。
据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钞类的统计，今留存的明代史钞著述142种，其中正德以前刊行的10种，嘉靖、隆庆时期14种，万历至明末78种，另有40种无法确定年代。
刊本源自家刻（藩刻）、坊刻、官刻，但坊刻占绝大多数。
以射利为目的的众多书坊大量编纂、镌刻、售卖，反映出当时史钞类图书购买、阅读人数众多，并形成一定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一股别具特色的出版潮流。
史钞类图书的许多撰著者不仅有一般的史学爱好者，还有一些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学者，甚至宪宗皇帝也亲自为这类书写序，足见明史钞类图书在当时“颇投时好”［1］，备受重视且社会流传广泛。
范理在《读史备忘》的“自序”中谈及产生于宋、明代仍为流行史籍的《通鉴节要》时说：“史学之繁，浩乎不可胜记，少微先生《节要》所以述也……《节要》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
《读史备忘》郭休序说：“诸家全史非学士大家尚不能有遍，州下邑乡闾里巷之士谁得与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
”其中已透露出以《节要》为代表的各种史钞类书总的流行状况。
《读史备忘》即欲同《通鉴节要》相比附，以期取长补短。
弘治间河间知府顾左偶得无名氏《分类通鉴》，抄录带回准备刻印。
顾左对《新集分类通鉴》仔细校勘：“此书病其鱼鲁帝虎之未正，手自研校。
复捐俸赀翻刻，毕工乃走价”［2］。
史钞类图书以对前人史著的节选、摘录、重编为撰著手段，淡化了过于专业的历史知识，因而在内容（史实）上没有胜出原著之处，不为治史者看重，因而这类图书的畅销流行引起正统之士的忧虑。
史学家郑晓对学子普遍喜用由《资治通鉴》节略而来的书坊刻本颇为不满：“方今学校试士，乃用书坊小鉴。
事迹脱略，何以考治乱得失之故？论断芜杂，适以增枝蔓邪僻之谈。
识者欲请于朝，凡制科之学，惟用御制之书，……一切书坊陋本，聚而焚之。
不可谓无见也。
”［3］“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则批评当时学界说：“今人自幼则以近人所类故事等，迨为学业”，“若所谓《少微通鉴》《史略》之类”［4］，都撺掇士子读史走捷径，不足取。
这从反面印证了当时史钞类图书流行之盛。
二史钞类图书在明代长时间反复刊刻，影响广泛，产生这种出版文化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代史钞类图书的兴盛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观念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文辞古奥、行文典雅、义微旨远的正史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于是史书撰著厌繁尚简的观念渐渐萌生，史钞正是因此而产生。
东汉时，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万余言”；荀悦奉献帝诏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等，其目的就是为了统治者阅读方便。
魏晋南北朝时更是抄撰之风日盛。
唐代逐渐出现了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如高峻的《小史》，姚复康的《统史》，都是采撷诸史而成的通史，但文词简朴，便于初学，成为许多文士习史的启蒙读物。
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用于史籍的刻印，但史书繁多不便阅览的问题依然存在。
欧阳修撰修史著因此提出“事增文省”，即便宋代流行的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也因“士夫鲜有遍读者”［5］，而欲删繁就简，便利读者。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出现了一种为市民村夫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者，使史学在传播上打破了此前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局面，历史知识开始走入民间，初步呈现出一种大众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史钞类图书的读者市场。
南宋时，书名颇具广告意味的史钞类图书已成为坊间书商牟利的商品，这说明史钞类图书已有了较为普遍的社会需求，成为士民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且这种情形经历元、明，未尝或减。
元代也编辑了一些史钞类图书，其中《十八史略》流播域外，影响更为深巨。
迨至明代，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印刷技术日臻成熟，但一般士大夫“专以《纲目》《性理》为课，其好为博综者，不过《左》《国》《史》《汉》”［6］。
普通士人能读到正史全编也非一件容易的事。
《史要编》的编者梁梦龙为嘉靖末年进士，其《刻〈史要编〉叙》自述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靠四处借阅才得以遍观全史。
嘉靖年间，受“前七子”复古思潮影响，史学古籍重刊风起，并带动了对史学名著的评价。
“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遍论前史，主张“其文贵约而赅”，因此史汉之后的史书均为“必修之书”［7］，从而开启了嘉靖以后改编前史的风气，史钞类图书数量较之前期大增。
抄撰就是融抄写与撰著于一体的著作方式。
古人重要的著作方式——抄撰，对史钞类图书多采用的节选、摘录的编纂方式有深刻影响。
早在汉代即已出现抄撰而成的著作。
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儒家言》中认为《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并将“抄纂”列为古代三大类文献之一。
东汉之后，抄撰之作除了子书之外，也有不少史书。
南北朝正式出现“抄撰”一词，官方甚至设置“抄撰学士”之官主管抄撰工作，抄撰之书既获睹了全书精华，又节省了读者时间，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一时期出现大量抄撰之作，也使得这一撰著形式因此保留下来。
宋代史钞发达，学术地位也有所提高，自《宋史·艺文志》史钞成为史部中的一个独立门类。
明代书籍的生产虽然主要靠雕版印刷，但由于交通不甚发达、图书不易得等原因，抄撰仍然被许多文人学士视为一种有效的图书生产方式和传播途径，并欣然从事，乐此不疲，抄撰之作依然有增无减。
其次，明朝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导引、促进作用。
明皇帝崇尚风俗教化，十分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
太祖登基伊始即宣布：“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8］，并有针对性地说：“公卿贵人子弟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9］。
孝宗皇帝也看重“《通鉴纲目》并《续编》深切治道”的功能，但“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撰成《历代通鉴纂要》［10］。
编纂的史鉴书基本都是依照一定的主题，从前人的历史撰著中分类摘取各种史实纂集而成，实际上也是抄撮其要的史钞类书。
明政府史鉴书编纂伦理教化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史钞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引导、促进作用，民间史钞类图书的编辑正是循此而行。
如成化时丘浚的《世史正纲·自序》中说：“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
” 嘉靖时顾应祥编撰《人代纪要》，其“自序”言及编纂宗旨云：“政事之有关于治乱兴亡之大者，则隐括其语而明白书之，……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
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向民众进行封建伦理教化的意图。
第三，明代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
明政府兴办教育，奖掖读书，形成了“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的局面，学生人数激增；众多学子汲汲于科举考试，以期进入仕途，为此应对科考的备考史书需求量大增。
坊间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延请文人“采取史集要义之言”而成，且“特以科举之习，不容不纂取其要”［12］，有针对性地编辑出版举子需要的史抄类书。
明前期流行《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即以其简编易记而颇受士子欢迎，被称之为“小鉴”；嘉靖以后流行“纲鉴”，也是应举子的需要而产生，被认为是“举业家”的“捷径”。
彭以明编成《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流传亦很广泛，所谓“从此，二十一史有《辑要》，经生学士家传户诵，可尝全史一脔”［13］。
唐顺之、冯梦龙、陶望龄等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因对学子颇具号召力，都是出版商紧盯的目标。
坊刻“纲鉴”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逗、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内容丰富，广受士子青睐，书商见这类书销路好，竞相出版，彼此竞争，“择其最善者而刻之”［14］。
这类书的书名也颇具广告意识，如杨九经《精摘古史粹语举业前茅》、张崇仁《新镌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抄》、严时泰《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等。
有些书商为牟利更至擅改书名，足见编纂者颇能揣摩读者的需求。
第四，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首先，明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史书的大量印制提供技术支持。
明代全国已形成吴、越、闽三大刻印中心，全国性的图书市场如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业已出现［15］，江南甚至出现流动的图书市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