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袁南生：“愤青”是怎样误国的 (2016-07-17 20:14:51)（作者：袁南生，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原总领事。

同舟共进（微信号：tzgjmag）杂志2016年第4期文章）。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

千年不变，“愤青”一直是这种调子“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

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

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

“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

二是标榜爱国。

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

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

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三是轻言战争。

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四是拒绝妥协。

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

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看成“愤青”。

“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

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

“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

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

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

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

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

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

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

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

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

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

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

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

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

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

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

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金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

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

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

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

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

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

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

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

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

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

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

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

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

”（《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

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

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

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

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

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

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

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

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

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

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

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

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

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

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

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

”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上登一般的上谕与奏章——笔者注），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

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

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

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

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

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

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

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

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