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

第22卷第6期2009年12月中国医学伦理学Chinese Medical EthicsVol.22No.6Dec.2009・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及深化卫生改革”国际学术会议纪要范瑞平1,王明旭2(1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2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关键词〕中国生命伦理学;卫生改革;儒家伦理Con struct Ch i n ese B i oeth i cs and Pro m ote Hea lthcare Refor m and D evelop m en t———A Sketch of the I nternati onal Acade m ic Conference of"Constructi n g Chi n ese Bioethics and Deepen i n g Healthcare Refor m"F AN Rui-ping1,WANG M ing-xu2(1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Hong Kong,China;2　M edical College of X i’a n J iaotong Univer sity,X ian710061,China) Key words:Chinese B i oethics;Healthcare Ref or m;Confucian Ethics 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香港中外医学哲学杂志、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社、美国医疗保健委员会论坛杂志社、陕西省性学会、陕西省自然科学学会研究会、中国医院报协会等多家学术机构协办的“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及深化卫生改革”国际学术会议,经过为期两年的筹备,于2009年11月1-3日如期在西安举行。

在学术委员会范瑞平、罗秉祥、王明旭、李恩昌和恩格尔哈特(H.Tristra m Engehardt,Jr.)等人的策划组织下,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圆满成功。

1　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得到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中国学者与美国、意大利的多位学者的支持和参与,与会人员共有100多人,其中海外代表13人。

共有26位专家进行了学术演讲,并组织了6次大会和2个分组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西安交通大学王明旭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博士共同主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闫剑群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教授分别致辞,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嘉宾有西安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宏亮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兼医学院院长颜虹教授,西安市卫生局副局长刘顺治,国际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教授等。

大会闭幕式由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李恩昌共同主持,范瑞平和王明旭分别进行会议总结。

2　会议的意义和总体评价本次会议以新医改为基础,探讨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从弘扬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视角尤其是从儒家伦理价值出发,提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体系和实践方略,从而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深化卫生改革、促进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学术贡献。

与会代表认为,因为是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人员,召开的一次具有特定议题的会议———即“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及深化卫生改革”国际学术会议,涉及到的是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即走有中国特色生命伦理学道路的问题。

本次会议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讨会。

3　会议的学术交流情况和主要收获3.1　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思考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反思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整合中国人的伦理价值,从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境遇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中作出我们自己的回应,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中外与会者针对这一提议,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恩格尔哈特在题为“美国生命伦理学与中国生命伦理学:问题与前途”的主题发言中,概括了东西方社会之间的道德差异、道德多元化的事实。

他解说美国生命伦理学在渊源、问题、理论及前途方面都是其来有自,很难设想中国生命伦理学会在这些方面同美国生命伦理学相同。

他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家应当根据自己的道德传统,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创自己的前途。

罗秉祥的报告论证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日益走向重视美德理论以及美德作用的国际趋势。

他比较了比彻姆(T.Beaucha mp t)和丘卓斯(J.Childress)的《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前后六版的不同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家的著作后认为,这一事实暗合中国学者依据中国传统的美德理论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尝试,应当增强我们从这一方面进行理论探索的信心。

范瑞平在报告中指出,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不但恰逢其时,而且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

尽管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存在宗教及民俗方面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中国社会的道德多元化远远小于西方社会的道德多元化,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中的释、道二教以及诸子百家都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一套以家庭为基础、以美德为取向、以礼仪为方法的社会道德观。

这就为我们以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为基础来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有效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他提议重构以下四条生命伦理原则,供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引:和谐原则、仁爱原则、公义原则和诚信原则。

他指出这些原则具有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刻内涵,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绝不只是字面上不同,而是内容上大相径庭,需要中国生命伦理学—31—・中　国　医　学　伦　理　学・家深入思考。

与会的中外学者都认识到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

张颖指出儒家家庭伦理应当注意墨家兼爱主义的批评;叶敬德提议当代儒家学说应当界说自己必要的核心、摒弃不必要的东西; Stephen Ericks on强调进行交流、特别是与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交流的必要性;何兆雄认为经典儒家学说的中心是人道主义和中庸之道;郭照江阐释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解读,利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的例子论述儒家文化反对伦理绝对主义的特点。

杨放探讨了当今生物/基因武器时代的军医伦理学的特征。

3.2　深化卫生改革的伦理基础和路径选择深化卫生改革要在中国伦理思想指导下进行,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既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又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刘继同认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以重构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为基础,做系统性的、关联性的研究。

陈晓阳以孔子《论语》中的思想为中心,提议政府要建立仁政,负起维护合理市场的责任。

他指出,根据孔子的教导,谋求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但要诚实守信。

曹永福论证新医改与旧医改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新左派否定市场的良好作用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根据儒家的观点,公平不等于平等:有些方面需要平等,另一些方面需要不平等。

伍天章的发言重点是,在卫生资源有限、卫生需求无限的矛盾之下,如何追求以人为本的理想。

樊民胜简述中国医学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的相关问题。

王延光探讨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和政策问题。

涂玲例示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利益冲突、权利冲突和角色冲突问题。

会议注意到,中国的各种伦理委员会用什么伦理原则来指导也是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项任务。

3.3　家庭在医疗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探讨家庭在医疗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现代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现代境遇下,有些人打着这些旗号日益严重地贬抑家庭价值,从而损害个人尊严。

如何维护家庭的完整性、权威性和重要性?如何协调地追求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以及整个家庭的整体利益?如何在生命伦理决策中体现家庭的价值和作用,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恩格尔哈特首先阐述了四种不同的家庭观:生物-社会家庭观、本体论家庭观、自由主义家庭观和契约主义家庭观。

他引导人们珍视本体论家庭观的深刻性和有益性。

Stephen Ericks on解释抽象的个人权利概念的偏颇性和有害性,他认为尊严概念要比权利概念更为适切一些;当代哲学不但要讲理性,也要讲情义(e mpathy)。

人际关系之纲是纽带,不是绷带。

Joneph Tha m 论述片面强调个人自由权对于生命伦理带来的挑战。

李瑞全从儒家的仁心仁爱、医乃仁术的角度出发,阐发儒家的临床决策观。

M ark Cherry和Ana Iltis批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0)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保护儿童权利的旗号下,这个公约要求追求儿童的最佳利益。

在实践上,这种要求势必导致由国家权威取代家庭权威的有害后果;在理论上,这也是难以得到道德辩护的。

他们提出三重理由来为传统的家庭观和家庭权威(例如基督教的家庭观和儒教的家庭观)进行辩护:宗教理由、道德理由和实用理由。

李义庭提醒人们,注意当地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一个道德危机:儒家文化尊老爱幼整体道德日益破裂———爱幼越来越多,尊老越来越少。

李恩昌、温春峰《儒家家庭决定伦理思想在医疗中的独特作用》一文讨论了儒家家庭决定思想在今天的意义及局限性。

3.4　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方法论探索范瑞平、郭照江等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全方位的研究方法论的转向,近些年来,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照搬”———照搬西方的理论、原则和论证来直接用于我们的实践,缺乏我们自己的建树。

提出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就是要把“照搬”改为“重构”:重构中国的理论、原则和论证来用于中国的实践。

这一工作当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说、经验和发展,但绝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

相反,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意味着一个全方位的研究方法论的转向,即从“照搬”转向“重构”。

正如王明旭指出,这项工作正逢其时:30年前不可能做,30年后就不必要做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项工作十分困难,难以下手。

我们的提议是:仿照形式,转换内容。

“仿照形式”的意思是,现代西方在理论建树上已经卓有成效,我们可以仿照它们的理论形式,诸如义务论、效益论、美德论等等,来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

“转换内容”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这些理论的西方内容转换成中国的内容。

例如我们可以借助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原则主义理论形式,加入儒家伦理的内容,构建中国的生命伦理原则,如同范瑞平所作的那样。

再如我们也可以用中国传统的美德来置换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美德,构建中国的生命伦理美德论。

这一方法类似于罗秉祥所讲的领带比喻:领带这一“形式”是西方的,但可以加入中国的文化内容。

至少,作为我们构建工作的第一步。

这是不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呢?其实,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还在于装的是不是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