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味一年不如一年

为什么年味一年不如一年

——过年的功能主义解释

一种文化创造背后，通常是经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有时，甚至可以追本溯源到基因和本能。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文化事象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过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一项传统节日，很多民俗学者和民众都持一种观点，

春节是传统节日，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过春节，春节持续

了这么多年，还将持续下去。他们说这话的言外之意，仿佛春节是“永动机”，

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它都将持续下去。

但事实是，任何东西都承载功能和功能性构想。书写能力是近代最重要的教

育内容，但现在，无论再怎么强调手写之重要，也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放

弃键盘去拿起笔。春节也是一样，一面是媒体卖蠢的铺天盖地的春节和晚会报道，

一面是恐归族，大型春晚吐槽和围绕旧俗—烟花爆竹、年夜饭等的集体大讨论。

春节的存在自有一个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春节的意义。

春节的存在自有一个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春节的意义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内，基本的经

济单位都是农户。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但农户消费的产品，大多数

是自己生产的。在这样的家庭制度中，分工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或者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分工。农户中的男性负责生产食物、制作器具，女性负责织布、操持家务等。一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内容都是同质的，乃至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结构。

而这种同质同构意味着，农户的产品交换通常是与已经独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交换，而与其他农户之间，并不存在商品贸易关系。人类学家莫斯将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进行对比，提出了三段式的交换行为进化谱系：第一阶段是整体性的馈赠，这一阶段的交换行为只是更大范围内的交换行为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代表群体的个别有威望之人的交换，比如部落之间的仪式性馈赠等；第三阶段才是独立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因为同志同构的家庭和个人主义的缺失，普遍的人际关系呈现礼物经济关系。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商品经济关系局限在市集内，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个村庄之间，往往会有一个三级市场，几个乡镇之间会有一个二级市场。也就是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所描述的市场体系之基础。

而这种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并不久远，农村的市集网络的形成，是清中期以后的事。以江西为例。明末清初，江西农村集市平均每县大致10个左右，康熙后期到雍乾年间，发展到15个左右，近代，到光绪年间，达21个左右，全省共1700多个墟市。以1887年24559千人人口估算，每个墟市平均覆盖14446人，每个墟市平均覆盖面积为94平方千米，活动半径为5.81千米。可以看到在近代，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实际上占人际关系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在村落中和跨村落的农户与农户的交往。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往，更多遵从的并非市场纽带，而是人际网络中的格局和伦理。

人类的历史不仅是生产的历史，也是交往的历史。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际网络：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组成的，这些私人网络由二人的（dyadic）社会联系界定而且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样一个网络本位的社会中，行为的道德内容是被情境地决定的，而“己”（ego）在每种情境中总是最为重要的考虑。这和马克思·韦伯说的儒家伦理中的“特殊主义原则”如出一辙。

中国的宗法体系，以辈分、亲疏远近等来排定了每个个人及其家庭在人际网络中的地位。在人际网络中的地位会影响很多事，比如是否可以参与地方的互助会，在家族事务中的发言权，等等。

所以传统中国的社会交往，首先得正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守名分”就是“遵礼法”，就是“恪守传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传统乡土中国的“伦理”也就是“有差等的次序”；而“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实质上也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此前提下，“家国同构”，互助合作，形成利益彼此相关的乡村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对处在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单一的人际关系格局中的行为个体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

首先，保障群体的最低生存权。在一些乡村，尤其是南方一些宗族组织比较发达的乡村，除了农户私有的土地外，还有数量多寡不一的“公田”。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寻邬，公田就占到了该县乡村田地的40％。而在发生饥荒时，人际网络内的互帮互助是维持生存的必要保障，尤其是那些有外村和城市人际关系的家庭；

其次，参与劳动力分配。在农忙季节，各项农业生产任务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完成，因此往往需要帮工或换工，几家的劳动力合在一起，轮流完成各家的农业生产任务。

再次，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人际关系网络有突出的作用。施坚雅、詹姆斯·斯科特等学者都描述了农耕时代一个农民的生活区域究竟有多大。其实就是围绕一个集市，半径5、6公里的圆或半圆而已。一家人必须要在这个区域内解决婚姻问题，如果没有子女，要解决过继问题，或者法律诉讼问题，土地买卖问题……这一切都依赖人际关系网的效率。

最后，一个人在其生活的村落和地区的地位，与他在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一个人在关系网中是否有地位，是否受到大家的欢迎，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比如笔者的祖父曾经告诉我，因为是外来户，在村中的人际交往中并不占优势，因此逢年过节还要挨家挨户拜访，以扩展人际交往范围。

人际网络非常重要。因此必须经常走动，免得生疏了。人际网络中的社会交往不能依赖物化的载体，而是交往者“亲临现场”的交往。在这个所谓的“熟人社会圈”里，“关系”的远近、“熟识”的程度才是社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而一年中总有一些时间和场合对人际交往尤其重要，比如婚丧嫁娶，再比如过年。

从时间上讲，过年是一个农业周期的结束，也是下一个农业周期的开始。在此时，收获了粮食，交纳了地租，剩余的粮食需要安排一年的吃穿用度，和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