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的贸易理论

第二章早期的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到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从人类社会产生贸易以来，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分工所带来的福利和效率的改进。

从国家开始出现以后，跨国贸易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国际间的贸易使社会分工活动和资源的配置跨越了国家的界限。

但是长期以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国家的短期利益动机驱动下，人们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重商主义的观点以及因之而形成的政策，对人们的思想、对国际贸易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直到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后，统治早期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才受到系统性的批判。

在本章，将首先阐述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经济政策；接着将说明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最后将对比较优势学说进行扩展。

2.1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16至18世纪中叶在欧洲产生和流行的关于货币、国际贸易和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系列主流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集合。

重商主义从来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体系，它只是人们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认识和观点。

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财富，一国的财富反映在其拥有和获得的贵金属上。

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安全均由其拥有的金银数量来衡量，贵金属是财富、繁荣、声誉和力量的体现。

从这种对财富的狭隘观点出发，重商主义强调在国际贸易中国家应该保持贸易顺差的状态，使外国对本国有净支付，从而使得本国从贸易中获得金银等贵金属。

为了保证国际贸易保持顺差，重商主义者主张的贸易政策包括：第一，出口价值较高的货物和产品，只进口价值低的原材料。

由于制成品的价格较高，重商主义主张应尽量地出口这些产品。

如果国内对高价值的产品有较高的需求，也不应该从国外进口，而应该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自己进行生产和加工，并争取出口这些产品。

第二，如果本国出口的制造品受到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应努力使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增加本国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由于积累贵金属是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当在国外销售无法获得高价格的情况下，以低价格参与竞争也是必要的选择。

第三，为了鼓励出口获得贵金属，政府应对生产出口品的企业和出口商予以适当的补贴，以增强它们的竞争能力。

第四，政府应严格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和奢侈品的进口，对黄金等贵金属的输出应通过法律予以禁止。

第五，对进口特别是制成品的进口实施高关税。

从重商主义的上述贸易政策主张来看，如果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主导国际贸易，上述主张和期望很难得以实现，至少是在长期无法实现。

为此，重商主义为了保持国际贸易的净顺差，往往主张政府大力地、全面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

除了实施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高关税、进口配额、出口补贴等措施限制金银和货币的外流之外，许多国内经济政策也被用来为获得贸易顺差服务。

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的经济体系由制造部门、农业部门和海外殖民地造成，为了使本国产品有竞争力，他们主张在国内推行低工资政策，使下层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迫使工人保持“勤勉精神”，同时使得本国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较低的价格。

而当时的行会和学徒工等社会经济制度也使得重商主义推行的低工资政策有其实现的经济制度基础。

对于海外殖民地，重商主义者往往把它们作为廉价的原材料产地，要求当地居民大量地种植或开采原料，而且只能把生产出的原材料出售给殖民地宗主国。

为了使贸易被政府所垄断，在重商主义的主张下，各国政府通常赋予一些特定的公司垄断贸易的特许经营权。

在今天看来，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主张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

当重商主义把贵金属等同于财富时，他们认为财富的数量是固定的或基本保持不变的。

这样，在狭隘的财富观的基础上，他们完全静态地看待经济活动，把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看作是一种非赢既输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政府采取的贸易政策都是以邻为壑的政策。

在这种狭隘和静态的观念下，重商主义显然无法认识到贸易从总体上讲使参与的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得到福利改进。

重商主义虽然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但其主张的贸易政策和其它经济政策却是在数百年间对欧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把贵金属等价于财富、静态地看待资源、为追求贵金属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其它国内经济政策，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充满悖论、损人害己的守财奴思想。

但在金银等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其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重商主义被各国奉为信条的年代中，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兴起，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断，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各国必须拥有大量的贵金属以确保自己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战争动员的力量，以使自己免遭他国的武力掠夺或威胁。

在一个以邻为壑的政策盛行的年代，拥有贵金属比拥有更多的一般商品更能保护本国的安全，因为这时的贵金属是购买战争用品和雇佣军队的最直接的支付手段。

因此，既使重商主义存在着明显的谬误，它仍是人类历史中不可避免的一段宿命。

重商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不可否认，在短期内，重商主义的政策如果没有遭到其它国家的报复，它对实施保护的国家还是有利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虽然重商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已经受到深刻的批判，但一些国家的政府仍然时不时地使用重商主义所主张的政策。

2.2古典经济学家的挑战：大卫·休莫和亚当·斯密从18世纪早期起，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传统的封建制度开始受到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观点的冲击。

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对旧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到18世纪中后期，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思想对重商主义的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人道主义为劳动力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劳动力的流动、技术的发展以及早期资本阶级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推动了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经济生活的力量开始逐渐衰落。

在这种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人们开始对重商主义产生怀疑，而早期的古典学派的学者则开始从理论上向重商主义的观点发起冲击。

在18世纪晚期，大卫·休莫（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他们的理论吹响了将重商主义赶出主流经济思想舞台的号角，而后来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的贸易理论则使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达到了高潮。

2.2.1休莫：价格——通货流转机制提出的质疑从理论上首先对重商主义提出质疑的是大卫·休莫。

大卫·休莫在《政治丛书》（Political Discourses， 1752）中提出了“价格——通货流通机制”（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

该理论是关于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关系的理论，休莫在该理论基础上对重商主义试图通过积累贵金属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张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贸易顺差可以在短期使一国的货币数量增加，而结果是使本国的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上升，从而使本国商品竞争力降低，顺差会减少，进出口将最终趋于平衡。

而对于初始状态是逆差的国家来讲，国际贸易逆差将使其贵金属外流，减少国内货币数量，从而导致国内价格和工资水平下降，这会提高该国产品的竞争力，使得出口增加，最终恢复贸易平衡。

按照休莫的分析，一个国家不可能像重商主义所期望的那样长期地保持贸易顺差，同样，一个处于逆差的国家，其进行贸易的结果最终会实现均衡贸易。

在休莫看来，国际贸易本身有在价格和进出口之间的自动调节机制，在贸易失衡时自动调节机制会使贸易向均衡方向发展。

其作用机制被休莫称为“价格——通货流通机制”。

表2.1简要地描述了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过程：第一，在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下，顺差国将有货币（贵金属）流入，逆差国将相应地有货币的净流出；第二，两国各自的货币数量将发生变化，顺差国的货币数量增加，逆差国货币数量减少；接着，第三，顺差国将出现物价水平和工资的上涨；逆差国将相反，出现物价和工资水平的下降；最后，价格和工资的变化使原顺差国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使原逆差国进口下降、出口增加；最终两国都将恢复贸易平衡。

休莫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导致国际贸易达到均衡的论断实际上隐含了四个假设，我们可以用货币数量理论或费雪（Fisher）的交易方程说明其物价－通货流通机制式的假设，也即：PTMV其中，M为一国货币数量，也是贵金属的存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表示每单位货币媒介商品交易的次数；P是价格总水平；T为一国的实际产出水平。

休莫的物价——通货流通机制隐含的假设如下：首先，货币流通速度不会因为货币数量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也即当M增加时，货币流通速度V不发生变化；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的提高不会对产出水平产生影响，上述方程中，当货币数量增加时，物价水平P将同等水平地上升；第三，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物价水平上升或下降，不会对产出等其它因素产生影响，也即产出水平T并没有提高；第四，物价和工资水平会直接对进出口规模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说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

在这四个假设下，当贸易出现不均衡时，价格——通货流通机制就会发生作用：贸易顺差的国家会由于贵金属的增加而产生价格水平的上升，进而，出口下降进口上升，贸易达到均衡状态。

休莫的理论向重商主义所追求的贸易政策目标提出了质疑，但他所描述的物价和通货关系特别是价格和进口需求之间的高弹性关系,都是长期的关系；在短期，上述变量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而重商主义的政策更关注的是短期的效果，重商主义者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在短期符合国家利益。

因此，休莫的理论虽然指出了重商主义的幼稚的“理想”不可能在长期持续或得以实现，但其理论分析的角度相对简单，假设过于严格，仍然无法动摇重商主义的基础。

伟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则是第一个开始对重商主义进行重击的历史性的人物。

2.2.2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从对重商主义的基础和核心观念进行攻击开始的。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仅仅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贵金属的数量上，国家的财富从根本上讲体现在其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上。

这样，在当时，在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的情况下，劳动数量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就对社会财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这种分析，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应以获取货币为中心，而应以提高产品生产和劳务供给为核心。

同时，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他指出：“一个追求最大利益的人，不会尝试去做任何使其制作成本高于购买成本的产品。

裁缝不会自己去做鞋，他会向鞋匠去购买鞋，同样鞋匠也不会自己去做裁缝，……。

当外国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比我们自己制造要便宜时，最好去购买这些产品，同时我们也向外国出口本国具有优势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