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作者：崔秋锁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09期[摘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

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

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

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

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

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

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1]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

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

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

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

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

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

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

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

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

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

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

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

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

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

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

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

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

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贪污腐败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