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几点思考与发展应对

关于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几点思考与发展应对
作者：赵颖文许钰莎刘宗敏
来源：《粮食问题研究》2022年第04期
摘要：粮食安全是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

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确保粮食安全对于维护西部乃至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本文在总结四川粮食安全成就的基础上，辨析新时期四川粮食安全形势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从保土地、攻单产、育劳力和强支撑这四个方面提出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思考与应对四川
引言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在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要装中国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1]。

近年来，世纪疫情、极端天气等因素对粮食生产带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使得粮食安全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川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粮食主产省，也是我国人口大省，粮食安全之于全省90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2006年至今，四川省粮食生产已经连续15年保持增产丰收，2020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3527万吨，2021年粮食产量达3582.1万吨，继2020年粮食总产量时隔二十年突破3500万吨大关后，再创历史新高，其维护西部乃至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分量显著抬升。

目前，四川粮食安全除了面临人口增长、土地匮乏、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旧有约束外，还需应对疫情常态化干扰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由此决定了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形势任务需因时而异、因境施策。

一、四川粮食安全生产现状
长期以来，四川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突出表现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品种结构稳中向优调整，科技支撑粮食生产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单产水平趋于稳步提升
自2006年1月1日取消农业税以来，农业基础性地位稳步增强，农民负担明显减轻、种粮积极性显著提升，整体上提高了粮食产量。

2006—2020年，四川粮食产量从2893.4万吨增至3527万吨，增幅为21.9%，年增长率1.42%。

其中，稻谷产量从1336.7万吨增至1475.33万吨，年增长率0.71%;玉米产量从553.1万吨增至1064.99万吨，年增长率4.79%;而基于四川粮食种植业比较优势，小麦种植规模及其产量减势明显。

2006—2020年，四川传统三大粮食作物中，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增产贡献率分别为21.88%、-31.07%和80.79%，其中，玉米增產量及其增产贡献率最高，其原因在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消费快速上升，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粮，相应消费需求大幅提升。

四川粮食单产水平处于平稳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4434.6千克/公顷，增至2020年的5587.5千克/公顷，年增长率为1.66%。

其中，稻谷单产水平从6526.0千克/公顷增至7905.02千克/公顷，年增长率为1.38%;小麦单产量从3455.1千克/公顷增至4134.24千克/公顷，年增长率为1.29%，玉米从4276.7千克/公顷升至5790千克/公顷，年增长率为2.19%。

但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近年来四川粮食产量受到影响，表明未来四川粮食增产将更多地依赖于单产的提升。

（二）粮食数量总体安全，品种结构稳中向优调整
人均粮食占有量是评判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

2011年，四川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3.79千克，超过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线400千克/人。

到2020年，四川人均粮食占有量升至421.4千克/人。

从数量上来看，四川粮食生产总体上是处于安全水平的。

另从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来看，四川粮食品种结构在基本稳定中持续优化。

其中，水稻播种面积较为稳定，稻谷产量在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虽然趋于下降，但稳定在四成以上;玉米播种面积显著扩增，带动玉米产量比重逐年增加，现占据粮食产量的三成以上;与之对应的是，小麦播种面积及其产量比重均表现出较明显下滑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深入展开，自2007年起，四川薯类作物产量开始超过小麦产量，成为全省第三大粮食作物[2]。

一定程度而言，四川粮食品种结构的优化调整是顺应居民膳食结构升级的必然趋势，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全省粮食综合产能。

（三）科技兴粮成效显著，粮食生产朝着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力量。

四川高度重视农业研发与技术推广工作，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农业重大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十三五”时期，四川科技兴粮成效显著，
推广了一批优质、高产和抗逆新品种，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应用综合能力大幅提升。

截至2020年末，四川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4754万千瓦，相比2010年提升50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3%，其中，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7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7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5%，有力支撑了全省粮食生产。

科技助力粮食生产低碳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的趋势也愈加鲜明，力度也在不断增强。

二、四川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在粮食生产方面不仅存在一些全国性的共性问题，还具有自身的一些个性问题，导致新时期四川粮食安全问题更为复杂严峻。

（一）整体视角：粮食大省地位持续走弱
近年来，四川粮食总产量始终在3400-3500万吨之间徘徊，尽管2020年粮食产量达到3527万吨，时隔20年再次登上了700亿斤的台阶，但不难看出全省粮食持续增产压力明显增大。

相比于2000年，2020年四川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主产区产量中的比重下跌了3.6个百分点，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粮食单产水平也长期落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甚至跌至全国平均单产水平以下。

相比于10年前，四川产粮大县数量减少了8个，超级产粮大县从5个减至没有。

2020年四川人均粮食占有量421.4千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6.8千克，这已经是连续11年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中排名垫底，与其粮食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可见，四川粮食大省的地位并不稳固甚至岌岌可危，亟需增强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

（二）供给层面：要素资源禀赋约束增强
在既有技术条件下，耕地和劳动力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两类重要要素。

1. 耕地资源方面。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四川“三调”耕地面积比“二调”耕地面积减少了149.28万公顷，减幅高达2
2.21%。

同时，四川中低等级耕地占比在七成以上，优等和高等耕地面积比重尚不足三成，耕地资源持续生产力不足。

一是城镇化快速推进，造成四川耕地面积减少和有效粮田面积削减的趋势仍在延续，即便是土地增减挂钩，但土地占补平衡也是以耕地实际质量下降作为代价的。

二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不够，难以通过提质增效弥补耕地数量减少。

目前，四川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四成左右，但真正能够做到“旱涝保收、宜机作业”的还达不到三成，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也比全国平均低了10个百分点，常年因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损失粮食15-20亿斤。

三是受粮食生产比较效益持续偏低影响，多地耕地尤其山丘区常年性或季节性撂荒，或被流转用于种植茶叶、中药材、果蔬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明显“挤出效应”。

2020年四川耕地流转“非粮化”比重达到72.33%，超全国平均30个百分点。

2. 人力资本方面。

2000—2020年，四川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占比从50.0%降至2
3.6%，种粮劳动力更是明显缺失。

一是种粮劳动力数量短缺。

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和种粮比较收益的持续下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如在农忙时期，即便是雇工日工资达200元却还雇不到人也是常有的事。

二是种粮劳动力素质弱化现象普遍。

田间劳作的农民多呈“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特征，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应用能力较低，“应付田”“懒汉田”现象不断蔓延。

据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四川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比达到38.1%，高出全国平均
4.5个百分点，初中及以下人员占比高达94.8%，“谁来种粮”“如何种粮”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三）需求层面：粮食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由于人多地少，四川粮食供求中长期仍将是紧平衡态势，而且“紧平衡”越来越紧。

近年来，四川粮食年调入量都在1500万吨以上，2020年更是增至1800万吨，相比2015年增长了49%，玉米、稻谷、小麦、高粱、大豆等各类粮食品种均有调入。

粮食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受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和膳食结构调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1. 居民人口基数刚性增长。

近十年来，四川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3‰以上，尽管人口增速放缓，但由于全省人口基数较大，人口总数仍在增长，在人口峰值到来之前，粮食消费仍将刚性增长。

2. 农民工回流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四川自身生活条件与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近年来，四川外出农民工出现了向省内回流的趋势，并且超过九成是流入县级以上的城市，2020年四川外出农民工省内就业比重占56.69%，比2010年高出8.5个百分点。

随着农民工回流数量的持续增加，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需求上升。

3. 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城镇化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能力持续提升，居民膳食结构快速升级，更加注重“吃得好”“吃得健康”。

2020年，四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肉禽蛋奶和水产品消费量86.3千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量为城镇居民的八成左右。

随着农村居民饮食结构趋同于城镇居民以及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所需的饲料用粮消耗量将显著提升，加上对粮食品质要求不断抬高，四川饲料用粮和加工用粮的产需缺口还在继续断扩大，加大了粮食安全供给压力。

（四）区域层面：粮食生产重点县稳产压力大
继续保持粮食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提升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综合产能。

就四川而言，一是粮食产能越来越朝着粮食生产重点县集中。

2005—2020年，四川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粮食产量从2598.1万吨增至3047.8万吨，产量占全省比重从80.9%增至86.4%;同时，粮食生产重点县的亩产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5千克左右。

可见，四川粮食生产重点县肩负着全省粮食安全的重任，其增产潜势对于全省粮食稳产保供有着重要支撑作用。

二是粮食生产
重点县的粮食增产贡献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不均衡性。

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分布在成都平原经济区（34个）、川南经济区（20个）、川东北经济区（27个）和攀西经济区（9个）。

其中，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粮食生产重点县数量最多且农业资源禀赋最优，但受该地区粮食播种面积持续快速减少的影响，粮食产量在全省中占比已从2005年的31.4%跌至2020年的
26.9%。

川南、川东北和攀西经济区的粮食产量则处于稳步提升态势，尤其是川东北经济区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粮食播面和产量比重均占据全省1/3以上。

2005—2020年期间，上述四个区域对于全省的粮食增产贡献率分别为2.3%、27.2%、47.0%和15.0%，粮食供应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

三是，粮食生产重点县稳产保供压力不断攀高。

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中，仅有16个分布在平原地区，剩余74个均分布在丘陵山区。

目前，山丘区已成为稳定全省粮食产能的最重要区域，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粮食重点县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自然条件差、劳动力流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观念落后等诸多因素制约了粮食产能的进一步提升。

随着山丘区老龄农户逐步退出粮食种植，耕地撂荒现象将更为严峻，甚至将直面粮食种植后继无人的窘境，这对于全省粮食安全戰略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不可低估的压力。

三、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四川粮食安全下好“先行棋”[3]，重点是要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据此提出“保土地”“攻单产”“育劳力”和“促均衡”的发展建议。

（一）“保土地”：切实保障耕地资源的绝对安全
（二）供给层面：要素资源禀赋约束增强
在既有技术条件下，耕地和劳动力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两类重要要素。

1. 耕地资源方面。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四川“三调”耕地面积比“二调”耕地面积减少了149.28万公顷，减幅高达2
2.21%。

同时，四川中低等级耕地占比在七成以上，优等和高等耕地面积比重尚不足三成，耕地资源持续生产力不足。

一是城镇化快速推进，造成四川耕地面积减少和有效粮田面积削减的趋势仍在延续，即便是土地增减挂钩，但土地占补平衡也是以耕地实际质量下降作为代价的。

二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不够，难以通过提质增效弥补耕地数量减少。

目前，四川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四成左右，但真正能够做到“旱涝保收、宜机作业”的还达不到三成，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也比全国平均低了10个百分点，常年因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损失粮食15-20亿斤。

三是受粮食生产比较效益持续偏低影响，多地耕地尤其山丘区常年性或季节性撂荒，或被流转用于种植茶叶、中药材、果蔬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明显“挤出效应”。

2020年四川耕地流转“非粮化”比重达到72.33%，超全国平均30个百分点。

2. 人力资本方面。

2000—2020年，四川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占比从50.0%降至2
3.6%，种粮劳动力更是明显缺失。

一是种粮劳动力数量短缺。

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和种粮比较收益的持续下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如在农忙时期，即便是雇工日工资达200元却还雇不到人也是常有的事。

二是种粮劳动力素质弱化现象普遍。

田间劳作的农民多呈“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特征，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应用能力较低，“应付田”“懒汉田”现象不断蔓延。

据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四川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比达到38.1%，高出全国平均
4.5个百分点，初中及以下人员占比高达94.8%，“谁来种粮”“如何种粮”是一个迫切而現实的问题。

（三）需求层面：粮食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由于人多地少，四川粮食供求中长期仍将是紧平衡态势，而且“紧平衡”越来越紧。

近年来，四川粮食年调入量都在1500万吨以上，2020年更是增至1800万吨，相比2015年增长了49%，玉米、稻谷、小麦、高粱、大豆等各类粮食品种均有调入。

粮食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受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和膳食结构调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1. 居民人口基数刚性增长。

近十年来，四川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3‰以上，尽管人口增速放缓，但由于全省人口基数较大，人口总数仍在增长，在人口峰值到来之前，粮食消费仍将刚性增长。

2. 农民工回流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四川自身生活条件与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近年来，四川外出农民工出现了向省内回流的趋势，并且超过九成是流入县级以上的城市，2020年四川外出农民工省内就业比重占56.69%，比2010年高出8.5个百分点。

随着农民工回流数量的持续增加，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需求上升。

3. 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城镇化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能力持续提升，居民膳食结构快速升级，更加注重“吃得好”“吃得健康”。

2020年，四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肉禽蛋奶和水产品消费量86.3千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量为城镇居民的八成左右。

随着农村居民饮食结构趋同于城镇居民以及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所需的饲料用粮消耗量将显著提升，加上对粮食品质要求不断抬高，四川饲料用粮和加工用粮的产需缺口还在继续断扩大，加大了粮食安全供给压力。

（四）区域层面：粮食生产重点县稳产压力大
继续保持粮食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提升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综合产能。

就四川而言，一是粮食产能越来越朝着粮食生产重点县集中。

2005—2020年，四川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粮食产量从2598.1万吨增至3047.8万吨，产量占全省比重从80.9%增至86.4%;同时，粮食生产重点县的亩产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5千克左右。

可见，四川粮食生产重点县肩负着全省粮食安全的重任，其增产潜势对于全省粮食稳产保供有着重要支撑作用。

二是粮食生产
重点县的粮食增产贡献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不均衡性。

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分布在成都平原经济区（34个）、川南经济区（20个）、川东北经济区（27个）和攀西经济区（9个）。

其中，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粮食生产重点县数量最多且农业资源禀赋最优，但受该地区粮食播种面积持续快速减少的影响，粮食产量在全省中占比已从2005年的31.4%跌至2020年的
26.9%。

川南、川东北和攀西经济区的粮食产量则处于稳步提升态势，尤其是川东北经济区粮食生产重点县的粮食播面和产量比重均占据全省1/3以上。

2005—2020年期间，上述四个区域对于全省的粮食增产贡献率分别为2.3%、27.2%、47.0%和15.0%，粮食供应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

三是，粮食生产重点县稳产保供压力不断攀高。

9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中，仅有16个分布在平原地区，剩余74个均分布在丘陵山区。

目前，山丘区已成为稳定全省粮食产能的最重要区域，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粮食重点县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自然条件差、劳动力流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观念落后等诸多因素制约了粮食产能的进一步提升。

随着山丘区老龄农户逐步退出粮食种植，耕地撂荒现象将更为严峻，甚至将直面粮食种植后继无人的窘境，这对于全省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不可低估的压力。

三、保障四川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四川粮食安全下好“先行棋”[3]，重点是要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据此提出“保土地”“攻单产”“育劳力”和“促均衡”的发展建议。

（一）“保土地”：切实保障耕地资源的绝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