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1-2)

近代中外关系

一、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立场

中国是在世界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而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与外部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许多内政事务也都深受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不自觉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因素。宏观的审视主要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收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两种视角的相争与共存构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统一体。

在对列强的侵略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人们开始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伐（包括前进、后退和徘徊）进行总结，对种种失误进行反思。对于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方面，近年来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研究者在对列强获取不平等特权进行分析时便发现，清政府官员在这些重大权利的出让中亦有相当的责任。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甚至有时还引为得计。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形成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对政府外交深入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对体制外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关注。国民外交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如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都有专题研究面世。此外，中外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与互动，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了富有新意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便略显不足。外交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外交部门的职司及地位变化等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考察也比较薄弱，迄今尚无近代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

二、中国外交关系的演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是两个系统并立，一个是亚洲诸国，一个是欧美诸国，两者互不相关，区别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各自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也不同。中国与亚洲入贡各国间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关系，彼此按定制、定式进行官方交往，真正有来有往，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传统的体制，在历史上早已定型，在运行中很少有什么波澜或变动;双方的交往基本上局限在高层封建统治者之间，与人民很少关联，一般只在于维系已有的联系(乾隆中期即I8世纪60年代以后苏禄与中国的关系中断，其他各国都维系到鸦片战争以后)，而不是发展新的关系。这种对外关系体制，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把世界一切国家都视为属国;明末以来葡、荷、.俄、英等国派使来华，都被当作贡使，就是这个原因。但不论是从海疆来的西欧、北欧、北美诸国，或者是从陆路来的俄国，都完全在入贡国系统之外，另成为一个系统。它们到中国来，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中国成为它们扩张的对象。它们极力想进入中国，其来华使节有的不惜照贡使的礼制行事。但终因它们自有一套国际交往体制和准则，而同中国的姐龋,摩擦越来越多。在对中国的关系中，它们居于主动，有的带有侵略性。这是一种有来无往的关系，没有中国人到它们那里去，中国所做的一般.只是对它们各方面的冲击做出反应。当时巾国的国力还强盛，能够有效地抗阻它们的武力侵犯，打退它们的侵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自18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有限制地允许它们的人民(主要是商人、教士等)入境，严格加以管理，但不与它们发展官方关系，不承认他们派驻广州的代表(领事、商务监督等)的官方身份，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不与它们建立国交。这个政策抑制了欧美各国在华扩张势力，保持了自己的完全独立以及与世隔绝。

邻近诸国。主要有朝鲜、琉球、越南、南掌(老挝)、退逻、苏禄、缅甸等，都是向中国入贡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中国周边(只有苏禄距离稍远)，在清朝前期都或先或后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关系，其基本形式是入贡和册封: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期限(贡期)、派遣一定职位的官员(贡使)、沿一定的路线(贡道)到中国京城，按一定的仪式将所带土特产品(贡物)献给清朝统治者，是为入贡;另一方面，在它们的新统治者即位时，清朝皇帝颁发一定格式的表文(诏敕)以确认其地位，是为册封。入贡和册封直接体现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与有关各国最高统治者之间地位尊卑之别，实质上所反映的则是封建等级制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相互间的称谓上就是以中国为“上邦”、“上国”，以有关各国为“属国”、“藩邦”。这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发生双边关系，集所有这类双边关系之和而构成一个亚洲东部特有的带封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

三、近代中外关系的特点

1.近代中外关系是一种复合关系，其主要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但同时也是落后的半封建大国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冲突与交流的关系。1853年7月，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统治印度的未来结果时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屈辱和苦难，带来了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资太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近代中外关系的建立，导致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直接对话，引起了双方剧烈的冲突和交流。起初冲突远远多于交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挑战与危机，同时也创造了变革的机遇与转机。

2.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而言，既是被动的、不平等的矢系，也是努力朝着近代化，乃至正常化轨道缓慢推进的关系。中国打开国门完全是被迫的，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而言完全是被动的、不平等的，因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近代中外关系似乎是一条总在下降的曲线。但在事实上，近代中外关系并非一直处于沉沦状态，“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随着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主权渐渐地又得到了维护”。近代中外关系的演变曲线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起，中经《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晖条约》、《伊犁条约》、《烟台条约》、《中法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降至谷底，中国彻底沦为半稍民地。此后，开始缓慢回升。

1861年1月，清前府在列强的压力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海防五股，总揽外交及与外国有关诸事务。总理衙门设立以前的二十年间，清政府往往临时指派官员对外交涉，处理夷务。总理衙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也标志着中国外交机构的专门化。1861年3月，外国公使正式驻节北京。1867年，清廷任命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首”，中国的外交机构更加正规化，外交行为更加规范化，外交体制基本上与国际惯例相接轨。清政府垮合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和取而代之的国民党控制的南京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人民群众废约运动的推动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修约和改订新约的活动。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曾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多次正式提出过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等合理要求1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开创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中方拒绝签约的先例。

3.近代中外关系是关系各方力求打破平衡，同时又不得不维持平衡，但最终还是打破了平衡的关系。列强采取了“以华制华”和“联甲制乙”等外交战略;中国经历了从“以夷制夷”的“平衡外交”到结好英美的“重点外交”的转变。近代中国既是列强争夺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