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春秋决狱及在中国法制史的影响

评春秋决狱及在中国法制史的影响

主要内容：“春秋决狱”是始于汉代，终于隋唐的一种以儒家经义为指导思想的特殊的审判方式，它的基本原则是“原心定罪”。“春秋决狱”提倡以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断案的依据，标志着封建法律体系的儒家化，是司法方面最突出最经典且影响最深远的制度。

关键词：春秋决狱，原心定罪，法律儒家化

正文：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秦朝，实行了严格的酷刑制度，秦二世而亡给了汉初治者深刻的历史教训。刘邦与民“约法三章”，汉初七十年“与民休息”“宽省刑罚”。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以儒家经意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意相违背的，则儒家经典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汉初时，法律大都继承了秦代的残酷法律，与社会状况不符，而以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断案依据的“春秋决狱”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以《春秋》断案，在实际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观臆断为转移。这种不依法律断案的权利，对后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上至皇帝官吏，下至平民百姓，都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于礼以为出入”是被公认的司法道德，也是深受国家推崇的。同时，把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更是违反司法原则，并且影响至今。国学大师刘师培说“名曰以经决狱，实则便于酷吏舞文”。虽然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制思想，通过《春秋》决狱等途径不断影响司法实践，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地位。这一引礼为律的过程，至汉代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随着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法制舞台。

《春秋》决狱的重要原则是“原心定罪”“亲亲得相首匿”及“以礼入律”。

一，原心定罪。

东汉董仲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 即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判例：子误伤父。“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仗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仗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西汉时，“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及至唐朝，唐律继承发展秦汉以来的刑事立法原则，将“二人以上共犯”定为共同犯罪，明确区分首犯与从犯，实行主犯从重严惩，从犯相对减轻的刑法适用原则。这也是根据犯罪主观恶意的大小来确定刑法适用。“原心定罪”的原则取消了汉律的残酷和冷峻，使得长期中国的法制乃至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人性关怀，并成为现代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审判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是，司法官员甚至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曲解儒家的经意，而不能真正的做到“原其心”，使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二，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相匿是指近亲属之间可以隐匿其犯罪行为，不受法律惩罚或减轻刑罚，它仅限于父母与子，夫与妻，祖父母与孙，即所谓的大功之亲的范围之内。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2] 董仲舒肯定了孔子思想的合法性，并断了一个经典的案例：“父为子隐。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己子。及长大，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甲宜匿乙。不当坐。”[3]唐律继承发展汉律亲亲得相首匿的亲属相隐原则，进一步创立了“同居相为隐”的刑法适用

原则。根据《唐律疏议·名例》的明确规定，将这一原则所涉及的范围分为三种不同人员，分别适用不同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对人性的关爱，是中国古代伦理法制的典型表现。三，以礼入律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使礼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进一步贯彻儒家礼仪原则，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标准，立法活动出现了引礼入律的新阶段。隋朝以“导德齐礼”为指导思想，《开皇律》便是以礼入法的代表。隋文帝以为，舍礼，天下将“君无德，臣失道”，父不慈子不肖，兄弟之情薄，夫妇之义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4]唐初确立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议》是以“依礼制律，礼法合一”为其主要特点的。“一准乎礼”是对唐律这一特点的高度概括。这一系列的制度，都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儒家伦理纲常的维护和加强，使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伦理化。

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的作用有利有弊。但是，其对于儒家思想法制化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