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扶贫的经济学分析

精准扶贫与扶贫的经济学分析I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这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

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不是很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

由于全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

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

长期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

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由于补助资金少，所以享受扶贫资金补助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贫困的特别是最穷的农户根本搬不起。

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

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

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

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

贫困区域的发展，主要应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资金。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

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II扶贫的经济学分析拥有资源的“贫”（稀缺）与“富”（富有）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公共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解决稀缺资源在“贫困者”与“富有者”之间的配置，满足资源“贫困者”的需求，进而逐渐缩小贫富差距，使国家公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贫困在经济学上来看是一种“公共劣品”，因为贫困的存在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环境都有变坏的可能，所以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消除贫困中获益。

贫困的基本含义是稀缺，在对有限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一些人成为资源的富有者，另一些人成为资源的稀缺者，进而导致财富创造能力的不足。

这里的资源，是指创造财富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环境条件，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制度、管理、技术、信息等。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解释，在任意的资源初始分配状态下，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资源配置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其中隐含了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并不等同于公平的意思，一是初始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二是初次分配结果存在差异，二者都可以导致贫困的产生。

在初始资源稀缺的状态下，经过初次分配过程，这一稀缺状态会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由此加剧。

初始资源禀赋一般被界定为“进入财富创造过程之前所拥有的、可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源”。

初始资源禀赋不足，会直接导致缺乏财富创造的机会和能力，也就失去了改变贫穷现状的机会。

初始资源禀赋稀缺的贫困人口，表现为内在资源的不足，比如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心理等）的不足。

初始资源禀赋稀缺的贫困区域，表现为外在资源的不足，比如环境（地理环境、区位环境）、矿产资源、土地肥沃程度等方面的不足。

正是由于初始资源禀赋在不同个体、区域之间呈现出来的差异，导致了最初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

初次分配也往往导致贫富不均。

初次分配是对初始资源禀赋所创造的财富总量进行分配，更加关注经济效率，但结果并不必然是公平的。

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政府、企业、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可能是不合理的，比如政府与民争利导致财政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导致部分行业收入过高、资本侵蚀劳动导致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等。

显然，在初始资源禀赋不足形成的初步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初次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就会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使得个人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扶贫正是对贫困者所处的资源稀缺状态进行的干预，通过扶贫资源的供给，弥补初始资源禀赋稀缺和初次分配的不公，是对财富总量进行再分配的过程。

同样的，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解释，公平的均衡配置可以通过适当改变初始资源禀赋在不同个体、不同区域之间的配置来实现，并且不会必然产生低效率。

在干预的过程中，干预的责任主体以及如何干预是必须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

关于干预的主体，由于贫困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需要公共干预，因此各级政府对扶贫有着天然的责任，这在我国已形成共识。

关于如何干预，由于初始资源禀赋和初次分配都可能是导致贫困的因素，因此要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方式，最终使资源稀缺者具备财富创造的能力和机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III精准扶贫的供求面分析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要建立在需求侧与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

有效识别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对扶贫资源的需求，是需求侧改革的基本内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是建立动态的需求识别机制。

需求的有效识别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需求识别的关键在于需求表达机制（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与需求调研机制（自上而下的需求调研）的建立。

需求表达机制更多的是针对以贫困人口为单位的个体需求方，主要由申请、审查、评议等环节组成。

需求调研机制由供给方主导，更多的是针对以贫困区域、群体等为单位的需求方，对产业、自然资源、区位优劣势、基础设施现状等进行分析。

第二层次需求识别的关键在于保持动态性，即贫困的考核机制与退出机制的建立，便于将新的贫困者纳入，同时使脱离贫困状态的非贫困者退出，进而推进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

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表现为既要通过再分配缩小初始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实现起点公平，也要缩小初次分配不公。

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通过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增加贫困者的初始资源禀赋，提高财富创造和再创造的能力。

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基础教育供给、婴幼儿营养健康改善、职业技能培训等是弥补初始资源禀赋稀缺的主要途径。

对于贫困区域来说，在遵循可持续性的原则下，优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贫困区域的发展环境相匹配，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功能。

其次，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政府还富于民和让利于民、切实提高中低劳动者报酬、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对于减贫的负面影响。

最后，以社会福利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政策体系为屏障，确保贫困人口能够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

精准扶贫就是针对不同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方式来实现脱贫。

精准扶贫的第一个要求是，准确、有效识别贫困者对于资源的差异化需求。

不同类型资源的稀缺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贫困形态，资源稀缺是所有贫困者的一般特征，而不同的个体、区域的致贫因素是有差异的，呈现出特殊性，有的是初始资源禀赋稀缺形成的，有的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

“一刀切”式的扶贫政策显然不能满足各个贫困人口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

基于此，精准扶贫的前提在于准确把握贫困者对于稀缺资源种类及数量的实际需求，以此作为制定有效扶贫政策的依据。

精准扶贫的第二个要求是，在不同的扶贫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

最优扶贫方案的判断标准要同时包含公平和效率，既要进行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也要展开以公共利益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

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组成的总体利益最大化，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一方面，对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来说，扶贫资源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产出的大幅增加，因此，成本收益比率往往低于合理的标准，这就需要充分考虑扶贫资源带来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扶贫资源的配置要与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对稀缺资源的需求相匹配，有效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最小化，进而趋近于成本收益最大化。

IV新时代中国扶贫方式的思考中国贫困的消除要实行输血型和造血型相结合的扶贫方式，短期内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使贫困公民有饭吃有衣穿,这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他们造血的能力,使他们依靠自己脱贫,这需要长期的努力。

现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

因为贫家庭和贫困人口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应该建立一个针对贫困人口而不是针对贫困地区的救助体系。

在农村地区建立全面的收入保障和基本保险体系。

应该尽快建立起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覆盖到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把社会保障服务和融资集中到省级政府,并建立省际间社会保障基佥的转移机制,使其具有可流动性和协调性,尽快实现全国基金的共同管理。

消除制度壁垒,构建公平发展环境。

改革我国现行的不平等的“一国两制”式的二元户籍制度,消除人为的制度壁垒,消除对农民歧视、拉大城乡差距的不合理的制度。

这种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障碍,使得本可以流向城市的农民留在了土地上,而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使得他们日益贫。

财政应该加大对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实施教育扶贫。

在中国的贫困地区,教育的落后是束缚他们的一个枷锁。

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于教育的不公平。

在中国,教育的资源大部分被城市拥有,无论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大学阶段,表现都是一敛的。

因此要想实施教育扶贫,必须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拥有。

如果不改变不公平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实现农村的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农村的教育与城市的教育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农村的贫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这将会是21世纪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