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国企产权改革反思中被屡屡提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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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明治维新比辛亥革命流血

读 +：科斯的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你怎么评价他？
秦晖：科斯反对国家干预的立场，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无疑是吻合的，但是他们语境中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这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不管怎么样，公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是受保障的。
科斯在反对这两种干预的时候，只涉及效率而无需为公正操心，只需要畅谈“交易成本” 而不必研究交易者的权利问题。这绝非因为交易权利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成为问题。所以科斯定理要说，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最优。
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要选择反福利的立场，首先应该指责特权者福利，而不是反对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等等；如果一个人要支持福利政策，那么首先应该主张中国增加更多的底线福利，为最穷的人说话，而不要支持公务员队伍扩大福利。
“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逐渐正常了。 ”秦晖说。
很多扯皮说穿了
读 +：社会正义、个人权利与道德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秦晖：我一般不空谈道德。用自己的道德观强求别人是不道德的。私人领域，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行，但我认为公德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说说。
我们要反对巧取豪夺的人，说得简单一点，首先要禁止抢劫，承认买卖。如在买卖之外，还有慈善，那最好不过，但是没有也不能强制。强制是万恶之源。
在我国，一旦讲公共服务，很多人就拿西方做例子，说人家西方都承担不起。具体到所谓延长退休年龄，依秦晖的看法，西方当然应该延长，他没有卖地财政，没有垄断性国企。而我国延续了 30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养老功能、传统的家庭养老有困难，那么政府应该承担起码的养老责任。秦晖认为，很多扯皮在经济上说穿了就是个财政问题。

秦晖2

秦晖：当代中国的“左与右”(二)(2007-08-16 00:27:30)标签：新左派自由主义中国文化现代分类：政治智慧化正义民主第二要讲安全和自由。

如果我们说自由和利他不矛盾，那么自由是不是就可以囊括一切价值呢？我们可以说利己的人可以得其所哉，利他的人也可以得其所哉，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虽然人都是希望自由的，但是那句话“不自由毋宁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极少极少。

老实说没有什么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

如果人们都不自由毋宁死，把自由看的至高无上，为了自由我什么都牺牲，那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专制，怎么可能有奴役存在呢？不可能的。

如果不自由毋宁死，那西方怎么会有农奴制、怎么会有奴隶制、怎么会有法西斯。

你不要说那么远，我们知道在“911”以后美国人就放弃不少自由，美国这个国家在“911”以前和“911”以后变化相当大，在“911”以前甚至连五角大楼都可以自由访问，联邦调查局也可以去。

但是“911”改变很多，国家对个人约束加强了，大家知道至少在旅行上很不自由，据说现在在美国窃听电话也是可以的，等等。

窃听电话是经过民主表决大家认可的，为什么？美国人也愿意为安全而牺牲一些自由。

所以我讲自由是一种好东西，但是天下的好东西不光只有自由。

裴多菲的一句话大家都记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当然是一种很伟大的理想，但是正如我们很少人不平等毋宁死一样，也很少人会不自由毋宁死。

那么我们通常都承认人还有另外一种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和自由相比基本性或者最根本的层次恐怕也是一个很根本的，这个层次就是安全，我刚才已经讲了利他和自由是不矛盾的。

什么和自由有矛盾呢？安全和自由是有矛盾的。

人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英雄，但是我相信人性总是有它的局限性，人是有怯懦的一面。

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保护者，有一个制度能够庇护，或者有一个强人，总而言之有一种外在的力量能够给予你某种保护，能够使你避免不确定性，能够使你回避风险，能够使你有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以是最低程度的，就是保证你的生命或者财产，当然也可以是更高层次，保住你的尊严，保住你的人生价值。

秦晖：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公平问题

秦晖：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公平问题本文摘自《十年沧桑(修订版)》秦晖金雁著我们讲改革通常无非是两个意义上的改革：一个是效率问题，另一个是公平问题。

现在看，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的区别主要是在效率（尤其是物质生产效率）方面，从人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效率改进方面，命令经济的可逆性或旧体制的“可放弃性”要比计划经济大得多。

那么在公平方面呢？公平与否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

我们讲的“公平”并不是指分配的“平均性”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对等。

统治者把人民管起来，束缚人的自由，人们对这种束缚感觉的强弱，取决于统治者以什么作交换。

如果一方面把人们管起来，同时又在各方面都提供保障，大部分人或许认为这样也不错。

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自由的愿望，一种是安全的愿望。

人的天性决定了人存在有拿自由换安全的可能。

任何一个共同体，不论是现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铁饭碗”，还是古代命令经济下的“采邑”、“行会”、“教区”、“家长制公社”与“米尔”公社，它要稳定地维持下来都必须同时具有既束缚人的自由又给人以保护的双重功能。

如果共同体的束缚和保护是对应的，处在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状态，这个共同体从广义讲就是“公平”的。

要摆脱共同体就像马克思讲的那样，意味着“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

换句话说，就是得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代价”，而如果失去的保护多于摆脱的束缚，获得的机会小于面临的风险，人们就会觉得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即觉得“不公平”了。

但有一些共同体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或只有束缚没有保护，或只有保护没有束缚。

就整个“前计划经济国家”看，中国、越南这些亚洲国家的束缚要多一些，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以农民为例，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旧体制的保护，但却被这个体制束缚得很厉害。

苏联农民在斯大林时期也没有得到保护。

秦晖

十字路口的中国二元土地制度主持人：大家好，非常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我是一点半到的，那时我就发现这里已经基本坐满了，大家来看秦老师的热情非常高，非常感谢！现在是2010年的八月份，也是【读品】100期的时间，也就是说，读品已经办了四年半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时间那就交给秦晖老师吧。

秦晖：最近傅蔚冈先生看了我写土地问题的文章，请我来讲两句。

土地问题我其实不准备多讲了，因为就现实而言，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

其实地权不交给农民，而要由政府来进行某种管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不可以讲这些道理：比如说农民知识层次比较低、比如说社会主义起步阶段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比如说规划极为重要等等，都可以成为理由。

但是，我觉得现在讲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恰恰是最没有理由的——就是说我们为失地农民着想，不搞土地私有制，就是防止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所有理由中最荒唐的一个理由。

简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是为失地农民所想，害怕土地给了农民后，他们会被忽悠会乱卖地，或者说农民喜欢赌博啊喝酒，把这些地都拿去胡折腾……我觉得针对这个担忧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土地私有制实行一半，就是我讲的实行所谓的交易批准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愿意卖地，还需要交易被批准，土地就不会想卖就能卖；但是如果农民不卖地，政府是绝对不能买的。

概况来说就是，你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至少你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可以防范所谓的失地农民问题。

如果你真是这样做，那我可以相信你大概的确是为防止失地农民着想。

但是如果你现在连这点都不愿干，不仅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甚至也不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怎么谈得上避免失地农民呢？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农民的地是可以抢的，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几乎是不用讨论的，地权之所以不能交给农民，在我看来主要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些现实的考虑，所以我也不想多讲了。

今天，杨奎松先生要给我做评论，所以我还是讲一些历史，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对现实的解释，是和历史的解释捆绑在一起的。

秦晖_公正存于_群己权界_马连鹏

中国经营报/2008年/12月/1日/第A26版惠及民生・体制秦晖：公正存于“群己权界”本报记者马连鹏太多形而上的煌煌之言，已经使知识界对民众的启蒙变成了空泛无力的常识反复。

当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据所谓“常识”，不假思索地直接指向现有体制的弊病时，思想将因为降格为情绪性的宣泄而失去力量。

抬头望天易，匍匐向地难。

正因如此，多年来，坚持从乡土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作形而下之发微探幽的秦晖就显得尤为可贵。

11月27日，在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思想家秦晖以其特有的逻辑力量，为公众解析转型中国的公正问题。

“群己模糊”的现实在秦晖的视野里，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就是“群己权界”的实现。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东西是属于个人领域的，这些领域就应该采取自由的原则。

同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属于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领域应该尊重大家的意志，也即应该实行民主的原则。

而过去中国社会公正受到破坏最大的根源，就是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是群己颠倒。

在那里，一方面属于个人的一些东西，常常是横遭干涉，也就是个人领域缺少自由。

反过来，公共领域又往往被个人专断，即公共领域缺少民主，就造成了福利不足。

前几年，郎顾之争愈演愈烈之时，社会上关于保护公产还是保护私产的争论也甚嚣尘上。

彼时，网上有贴云：“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

”这与秦晖的“群己权界”思想不谋而合。

在秦晖看来，公产变私有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公产就是大家的，大家要分、要卖，只要大家的意志得到尊重，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像在汶川救灾中，很多人自愿捐献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而不会有人说是侵犯私有财产一样，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而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现实的情况常常使人感到悲观：没收私产，例如强行拆迁，常常是“国家”说了算而不管房主是否同意，“置换”公产，又常常是官说了算，而不管公众是否同意。

有鉴于此，秦晖呼吁，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前者通行民主规则，后者通行自由规则，这个权界是一定要分清的。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秦晖表示，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以下为文字实录：秦晖：我也跟文魁一样，如果从类型分析，而不是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讲，如果讲案例问题，的确这两位都是杰出的国企的企业家，都做得不错。

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

49年前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办的私营企业，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

曾经有一次，我都想过，我说民族资本，说实在的，把私营企业看做是民族的资本，共产党的评价大概是全世界也没有过的。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

台湾大学按照共产党的定义，就不能叫国家的。

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不过后来到了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皇上”——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作者：韩咏红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

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

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

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重新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演进的、动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好比大家长极权治家的经济，市场经济好比个人
理财的经济，而转轨经济就是“ 分家的经济” 。自中国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放权让利阶段，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调节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产权改革
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１司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
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 ”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产权关系是生
产权改革阶段，当少数人要使其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社会公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的意志或法律硬化形式；现实的所有制关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国企改革系是先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本源和经济基础，所有权是所有制的
分向少数 “ 内部人 ” 倾斜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要维护劳动
阶层的利益。最后，理出了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
削、追求平等。当一个Hale Waihona Puke 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形成了两个
矛盾无法调和的阶层时，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就存在了， “ 资本主义” 的危机即私有产权的经济无效率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
善《麓ｉ
宏观经济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伦理反思

革的方向、国企产权改革方式和国企产权改革的效果进行深入反思，做出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理，都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长期以来，我国国
有企业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人们所关注的，却常常只是效率问题。而作为首要价值的正义问题，则被搁置一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诸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注重效率，国有企业进行
思，显示了民众的声音对我国改革的决策影响越
下我们分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正义性或正当为评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正当性尺度呢？我认为有三条基本原则或尺度，即公正原则、尊重权
然，这主要是一个伦理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的视
利或权利不可侵犯原则、人民群众或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原则。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作为一种调节人们之间权利关系的规
一
角进行讨论和反思。从伦理学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国有企业的改革，本质上就是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当性或正义性问题。被称为２０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

汪晖点评：秦晖、汪晖、温铁军的对话

秦晖、汪晖、温铁军的对话●汪晖200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自由派（右）代表人物秦晖、新左派（左）代表人物汪晖与体制内思想界（中）代表人物温铁军聚会杭州，就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系列对话，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建设性的碰撞、磨合，引人注目。

关于这次对话的意义，思想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未来思想史上，它很可能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的标志。

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当事人所自我标榜的“超越派性之争”。

事实上，对话表明：不同派别之间有可能实现一定沟通，但派性是超越不了的。

对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未来几年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走向：在自由主义以后兴起的新左派，之前一直作为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平衡而存在；从今以后，它很可能和中间派（以权威主义为代表）一道，走到中国思想潮流的最前端，并占据中心位置；自由主义思想则可能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思想史可能翻开新的一页。

对话很长，内涵丰富，可说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思想史资料之一。

笔者拟不一一论及，仅就整体上印象深刻的几点，谈谈其背后蕴涵的思想界脉络走势。

一，对建国前17年历史的重新认识不难看出，对话是在一种相互靠拢、求同存异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在理念目标和经验判断的一些方面，三方均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例如在对待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对话基本认可了19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加快工业积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其中，秦晖先生虽质疑“中国原始积累的效率究竟如何？”,但是，1，他认可而并非反对这种积累；2，他承认，“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差的”；3，他承认，判断效率高低至今缺乏公认最佳的“参照系”，“按照哪个标准更好，的确说不清楚”；按不同标准，可得出不同结论。

这种对经验事实的新颖表述,其意义在于摒弃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共建国前17年历史妖魔化的传统述事方式,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建构在现实主义平台上.二，西方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并非必然，也非完善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社会的认识，三方也达成了前所未有共识：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虽已具备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也并没能让人民普遍真正享有民主。

(中国改革30年反思--秦晖教授的演讲)

1956 “八大” 开始大批“一长制”，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政工治厂”。企业 “提倡算政治帐”，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 “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 ‘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直到酿成三年“人祸”。 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刘少奇、薄一等力争后拒绝列入“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抵制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2]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被说成“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 “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3]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向“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1949年以前的资源委员会官僚和之后的苏联专家虽然意识形态与党派背景大异，但都是理性计划论者，崇尚福特主义、科学管理、计划均衡、专家治厂等科学主义信条。 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式浪漫主义乘势取代苏式理性主义，中共八大否定“一长制”，接着“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政工治厂、废弃均衡、五小三边、大轰大嗡，直到文革中的“运动经济”，一切计划管理几乎都被废除。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外，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命令经济”与“理性计划经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 “政治经济学”与“计划科学”的区别。
“反对修正主义”
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 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 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 “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 和“山、散、洞”政策，乃至基本建设中实行“三边主义”、 “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

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

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

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

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论战应有利于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论战应有利于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有分析指出，这场辩论可能存在两种结果，一种可能，公众得以有机会发泄愤恨情绪，使得原本应该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和社会批判，沦为简单的对制度改革中的某些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主流”经济学者和“非主流”经济学者(左大培、韩德强等)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另一种可能，正视国企改革中存在问题，理性地通过这场辩论，找出症结所在，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

只有理性思考、怀抱宽容心态、认真探讨制度变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偏差、误解，才能做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这才是这场争论真正的意义所在。

如果不认清几个关键问题，这次争论只能沦为情绪的发泄。

产权改革不是拍脑袋论战起初，许多人认为郎咸平只是抨击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

然而，在其后的讨论中，郎咸平开始质疑整个产权制度改革，甚至要暂停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关于国企改革，郎咸平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产权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

对个别现象的质疑，到对制度方向的否定，再到理论基础的重新认识，郎氏质疑激起的波澜，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

经济学界的争论还可以说是正、反两方势均力敌，而BBS上的公众留言，却以一边倒的优势倾向郎咸平。

对于郎氏关于产权改革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文魁、张维迎和许小年等都表示，产权改革不能停。

张文魁针锋相对地指出，毋庸讳言，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有不少阴暗面，但改革的进程不可遏止，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不能因此停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

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纠正和克服，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能允许的。

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减缓更不应逆转

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减缓更不应逆转郎教授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譬如，需要坚决防止借国企改革之名盗窃国有资产。

从揭发出来的事实可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确实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在所谓产权清晰化的旗号下，有些国有资产被非法转移到了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名下。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改革中尤为严重。

前车之鉴，不得不防。

在经济改革中，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产权确定一切，一股就灵。

产权不清晰会导致许多毛病，但是并不是说产权清晰了，企业就一定会有竞争力，更不能说产权清晰的企业一定对国民经济和对民众利益有什么好处。

世界上，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许多民营企业的表现实在不敢奉承。

同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办得相当不错的国有企业。

中国也是这样。

国有企业当中也有好的，民营企业当中也有不好的。

因此，笼统地谈什么加速私有化并没有太大的意思。

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分别对待。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已经比较充分了，那么我们讨论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提高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上。

如果在某些领域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那么就要研究如何促使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完善。

显然，如果让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那么就很难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在这样的领域中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清晰产权，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必须循序渐进。

如果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采取“休克疗法”很难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在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贸然推进私有化只能损害广大民众利益，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便宜了那些手中有权或者有钱的人。

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在许多领域中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的恰恰是国有企业的相对垄断地位。

在这些领域中必须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在金融领域中，至今依然保留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为了促进金融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提高银行业的效率，增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不能不改。

国企本质：权力失衡下权贵们的饕餮游戏

国企本质：权力失衡下权贵们的饕餮游戏2013-09-09 17:32权力的逻辑（注：此文曾发表在财经网的评论版。

但当前发生在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再一次印证了本文的基本论断。

故再次贴在博客上，供大家参阅或拍砖。

期待此文能进一步的引发社会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进一步促进加快国企改革，使国企真正服务于多数老百姓，使多数老百姓真正从国企中受益）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在许多领域的改革还未到位的同时，却出现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

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严重混淆了社会视听，扭曲了人们对国有企业的认识，阻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

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澄清，以还原国企真相，推进国企改革，提高产出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

一、国有企业有效率吗？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份权威的研究报告中寻找答案。

其一：天则国企报告2011 年4 月12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

该报告中指出：“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 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

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其中，中石油和中移动分别实现1285.6 亿元和1484.7 亿元，仅这两家企业就超过了全部央企利润的三分之一。

可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

2009 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见图一）。

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

如果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共约6 万亿元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

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晖
【期刊名称】《上海改革》
【年(卷),期】1998(000)012
【摘要】改革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总页数】5页(P22-25,31)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相关文献】
1.实现社会公正的新思路--基于对道德修养与社会公正内在联系的思考 [J], 王敏
2.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J], 魏志奇
3.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教训对今日中国改革的启示 [J], 王晴
4.林业改革成为2006年中国改革的突出亮点和成功范例贾治邦荣膺"2006中国改革年度人物大奖" 柏广新、许兆君同时荣获"第六届中国改革十大杰出人物"称号[J], 齐联
5.各类国家家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问题的经验教训 [J], 柴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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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蠖效应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摘自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全文原载2008-02-21 《南方周末》原文网址：/southnews/zmzg/200802210102.asp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

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

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

"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