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
中共一大13名党员人生履历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
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
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
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
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
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周佛海是旅日代表。
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
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
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
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
“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包惠僧与陈独秀的终身友谊
包惠僧与陈独秀的终身友谊作者：徐光寿来源：《党史纵览》2013年第04期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包惠僧身份特殊：他是唯一一个由陈独秀个人指定的代表，而非由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产生的。
包惠僧何以得到陈独秀如此器重和信任？探索两人的人际交往和思想联系，很有意思。
他们从素昧平生到一见如故的师生；从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战友，到大革命失败后都离开了党的事业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朋友。
正是由于两人脾气相投、惺惺相惜，最终成了不谈政治的忘年交，包甚至成为陈逝世前最想见到的人。
这种相伴终身的友谊和情感，让后人感叹不已。
一见如故的师生包惠僧生于1895年1月，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两人年龄相差近15岁，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当属两个不同时代。
包惠僧何时知晓陈独秀，现已难以确认，但当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时，包惠僧正在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毕业后他先去教书，半年后转至武汉做新闻记者，专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供稿。
据包惠僧回忆，此时的他，“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也没有一定的范围”。
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他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
同年从北京大学肄业，旋即重返武汉，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
他究竟何时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现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在陈独秀首次来武汉的1920年2月初（农历1919年底），二人确实正式见面并专门晤谈了。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书院、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和《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
在包惠僧心目中，“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所以，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以记者身份，“抱着崇敬的心情”专程前往文华书院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
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吗
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吗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及其所代表的地区，历来有不同说法。
早期多说是13人，间或也有11人之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持12人的说法。
其中11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难以成立。
在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11人。
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有一个当事人在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也提出过异议。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产生一大代表的经过以及有关的情况。
当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之后，即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
据当事人的回忆，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有些地区的代表是领导人指定的，有些地区的代表是个别协商产生的，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
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
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张国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
理由有三条：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
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
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进步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2021年第10期文史春秋党史学习● 祁文斌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
据说，包晦生与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晦生”写成“惠僧”，他索性将错就错，把名字改成“惠僧”。
革命起点纵观包惠僧的革命起点，陈独秀是极为关键的。
包惠僧与他的革命领路人陈独秀缘分很深，二人有相同，亦有区别。
相同在于他们都是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了党的事业而走上不同道路的共产党的最初创始人；区别是自始至终，陈独秀没有叛党，而包惠僧后来公然投身于国民党政府。
关于包惠僧与陈独秀的关系，可以说，后者对前者思想的教化和养成影响，无与伦比，尽管没有史料显示，在北大，包惠僧听过陈独秀的课，是陈独秀的真正学生。
包惠僧最初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源于他在武昌做记者期间与陈独秀的两次见面。
1920年2月2日，陈独秀应邀来武汉讲学，从上海乘“大通轮”溯江而上，4日下午抵武汉。
在武昌文华大学，包惠僧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陈独秀的演讲，此后，又以记者的身份专程采访陈独秀。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陈独秀与包惠僧谈到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等许多问题。
包惠僧向陈独秀请教了学习汉学的方法。
陈独秀新颖的理论和主张，引起包惠僧的极大兴趣和共鸣，对他后来参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8日晚，陈独秀乘车返京时，包惠僧特地赶到汉口火车站为其送行。
这件事，也从侧面体现出包惠僧年轻时的性格：直率热情，感情用事。
此后不久，包惠僧见到从上海转道北京回武汉的刘伯垂（湖北鄂城人），并收到由他转交的陈独秀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商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
1920年8月某日，在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等人在此集会，湖北最早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说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宣告诞生，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
后来，2021年第10期文史春秋党史学习这个组织不断壮大，当时在武昌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南等人也加入进来。
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
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一、关于包惠僧“一大”身份的几种说法包惠僧参加“一大”，有正式代表与非正式代表两种情况。
正式代表有广州代表、武汉代表和上海代表三种说法;非正式代表有列席、陈独秀指派等。
二、包惠僧是“一大”正式代表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留下的“一大”代表名单有包惠僧。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提到包惠僧是“一大”代表。
陈公博1944年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
两人都没有指出包惠僧是广州代表。
（一）包惠僧是广州代表1953年8、9月间，包惠僧两次回忆说自己是广州代表，“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
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
”“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临时租客。
这九个人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包惠僧;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
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
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
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的第二次讲课提到“一大”的广东代表有包惠僧。
1929年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回信中讲到：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煮、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
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列出的“一大”代表中有广东代表包惠僧。
中共一大代表1概要
刘仁静（1902年―1987年）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伟大革命——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 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 1935年11月的一天，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 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7年出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 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 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 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 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 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 杀害，年仅37岁。
李汉俊 上海小组代表人
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 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 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 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 《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 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1923年2月7日，震惊中外的“二· 七”大罢工真正幕 后组织者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 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 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 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年仅37岁
1927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任 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 治委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决定，坚持南下退却主张，另立 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193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 记，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曾召开 延安会议，对他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作了系统批判，并作 出相应的决议。但他拒不悔改，1938年4月逃往武汉，投人国民党 特务集团，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0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 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 结局：1949年后，脱离中国大陆，流落海外。1979年12月，在 加拿大多伦多病死。著有《我的回忆》。
中共一大“第十五人”的身份之谜
■裘伟廷中共一大“第十五人”的身份之谜◇《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石奇人/绘）参与中共一大的外国人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8月3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人，除了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中国人，还有两名外国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马林是荷兰人，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由列宁推荐来华。
与会的这两名外国人中，人们通常认为，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贡献最大。
比如，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评价马林：“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许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但对尼克尔斯基，人们所知甚少。
1920年4月，俄共党员、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来华。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约见了“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帮助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第三展厅中，中共一大的15位出席者有14人的照片、生平介绍在墙上一字排开，然而到了第15人尼克尔斯基处，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名字外，既无史料简介，也无照片展示，仅是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
尼克尔斯基也被冠以“神秘第十五人”称号。
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轨迹怎么会被历史长河冲刷得如此干净？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任回国，由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接任。
长期以来，尼克尔斯基都是谜一般的人物。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仅党史研究者对他知之甚少，而且各种书刊对他的描述也是语焉不详。
他的由来、身份、去向，始终是含糊不清的。
很多人认为，尼克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派来的，是马林的助手。
直到1986年，在荷兰发现极为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后，人们才搞清楚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
根据“斯内夫利特档案”中马林的手稿，中国学者才知道了以下重要事实：“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摘要】中共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最终通过党史工作者的考证确定为13人。
【Abstract】Medium total a big have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unt for much function, but medium total a big of representative number always existence a few kind dissimilarity of parlance, but end pass a party history a research of worker assurance is 13 people.【Key words】Medium total a big;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有所不同。
几十年来,党史研究者经过研究考证了不同的说法,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4人,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
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小小的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中共一大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一大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彰显出来了。
参加一大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地位。
就有了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的不同说法。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
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起伏人生【5】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起伏人生【5】在思考中走向回归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包惠僧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
包惠僧想：我虽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几年的事，蒋介石集团始终认定我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一个人，再跟蒋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于是，向内政部提出辞职。
这时，不少人纷纷逃往台湾，包惠僧也办好了赴台湾的证件。
不过，他没有到台湾，而是携家到了澳门。
包惠僧在思考，思考下一步该走哪条路。
这时，全家的生活就靠那点遣散费。
可怜区区薄资，能支撑几个时日?单从养家糊口考虑，也要另谋一条生路。
然而，此地人海茫茫，却举目无亲，除了家人，连说句话的人也没有。
贫困、孤独、空虚、彷徨，像4条巨蟒缠绕着他焦灼的心。
开始包惠僧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
他想写一本回忆大革命时期的书，提纲都列出来了，但心安不下来。
后来，他在家里烦闷难受，就跑到中央酒店的赌场里碰运气，然而手气不佳，输多赢少，正可谓借赌消愁愁更愁!这天又是一输到底。
包惠僧正要离开赌台，却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许克祥!没错，就是他———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此人还是那般獐头鼠目。
包惠僧听说他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又看到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心里像打破了一百只五味瓶。
包惠僧更加注意来自北平的新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甘肃省会兰州解放；青海省会西宁解放；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起义，归绥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这一则则新闻，就像一声声春雷震撼着包惠僧的心。
他感到激动，感到振奋。
然而，令他更加激动和振奋的还是接踵而来的另一则特大新闻———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包惠僧终于作出了“靠拢共产党”的抉择，他一口气写了一封书信、两份电文。
关于中共一大中的几个湖南人
关于中共一大中的几个湖南人陈漫天到上海后经常去“新天地”玩，每次由黄陂南路拐进兴业路总是要看一眼中共一大旧址，但来上海三年时间了，虽然无数次路过这个我小学一年纪就知道了的著名的旧址都没有进去过一次，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个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圣地如今变味了~！一大旧址的南、北、西面是大片海派老建筑，如今叫“新天地”，早已被共产党打倒的“新兴的资本家太太小姐们”（现在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或精英阶级），“洋鬼子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情妇们”（现在叫国际友人和他们的女朋友）一般都会流连于这条酒吧街，而“新天地”东北角的小弄堂里一到夜晚就拥满了打扮得和日本A V女郎一样艳丽的的性工作者（以前叫妓女，现在叫小姐），弄堂口的斜对面就是派出所，门口停着豪华警车……当然还有大批旅行社的各地普通观光客……这里是上海时尚的地标，是卢湾区的骄傲，也是我最痴迷的老法租界的一部分，我算什么呢？按上世纪的说法，我充其量算个追求个人享乐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每当我看见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漂亮时尚的太太小姐，衣着暴露的妓女，孤单的清洁工，脏兮兮的流浪者，疲惫不堪的民工，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这一排门牌号为兴业路76号的红色石库门前时，我总感觉历史在嘲笑着什么！~终于有一天（2008年某日），我参加卢湾区的一个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场办公会议，那个后来出国考察不归的某区长说：卢湾区是上海的风水宝地，在这个地方，十多个共产党人开了个小会就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今天这个小会也许可以做出大事体云云……卢湾区文化局的某领导还握着我的手说：你去一大会址看过吗？那里面有好几个是你们湖南人呢。
领导的关怀，长辈的推荐，使我不得不找时间进去了一趟，这个显眼的海派宅子里如今只剩下简朴的陈设，墙上挂着13+1幅照片（13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直到最近这个外国人的照片才被找到），这十三个人代表着当时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希望，他们中出现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有大英雄，有大学者，也有几个所谓的投机家，但这些人无疑个个都是传奇人物，看着这些照片和房中的长桌，使我想起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因为那也是一桌十三人~！在这十三位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最大的创始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到会）中有四位是湖南人——上海代表李达（湖南永州人）、长沙代表毛泽东（湖南湘潭人）、何叔衡（湖南宁乡人）、留日代表周佛海（湖南沅陵人）。
中共一大 知识问答
中共一大知识问答：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时何地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2.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几位？分别是谁？
共有13位，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刘仁静、张国焘，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
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哪些成果？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主要内容有哪些？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
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失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上一个曾被忽视的名字
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上一个曾被忽视的名字作者：方宁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7期●方宁1921年7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
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长期以来，由于材料的缺失和当事人的误解，人们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了解甚少，他与中共创建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披露和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尼克尔斯基对中共创建的影响和贡献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肯定。
一以往的回忆和论述文章主要强调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主导性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惠僧的回忆。
包惠僧于1979年6月回忆说，1921年初夏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中国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同志计划召开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
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
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
”事实果真如此吗？1921年6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来到了中国，他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充满热情前来中国。
马林来华之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前来中国并没有肩负督促中共建党的任务。
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在第二次世界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
”马林后来还在与伊罗生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他前来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
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
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其实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甚少，派马林前来中国主要还是了解和推动中国的革命工作，不会直接要求其参与中共建党活动。
十三人的迥异人生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 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 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 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 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 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 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 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 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 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 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 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 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 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不久， 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 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要官要位，并发 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 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 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 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
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
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
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
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
……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
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一个草根对中共党创建史的探讨（二十四）“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年幼阶段，还没有很完善的制度。
对于“一大”代表的产生，作为代行中央职能的上海党组织，在至函各地党组织时，也沒有明确规定与会代表如何产生。
李达回忆说，“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也就是说，由各地党组织自行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的召开。
各地党组织是如何推举、委派代表的？至今只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一些情况了。
北京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作为北京党组织代表参加“一大”的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
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
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
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曾对来访问者谈“一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说：“１９２１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
不久接到上海来信，要我们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罗章龙、我、邓中夏、李梅羹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推代表，开始叫邓中夏去，邓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不愿去；叫罗章龙去，罗章龙当时在搞铁路工作，也丢不开，不愿去，后来就推张国焘和我两人去。
”（李良明：《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党史天地》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以后刘仁静还对访问者补充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
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邵维正;肖思科
【期刊名称】《党的生活（黑龙江）》
【年(卷),期】2001(000)012
【摘要】@@ 同刘仁静一样,另一位"一大"代表包惠僧也是中途脱党后又迷途知返.不过,包惠僧与刘仁静不同的是,刘仁静的"一大"代表资格清楚,而对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却存在争议.
【总页数】2页(P40-41)
【作者】邵维正;肖思科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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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作者：侯荣华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9年第06期[摘要]包惠僧参加了“一大”是确定的事情，但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争议颇多。
各种观点都有依据，但是又有漏洞。
要找确凿证据难，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是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包惠僧;“一大”;身份问题[作者简介]侯荣华（1976-），男，土家族，湖南石门人，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9）06-0018-02包惠僧参加“一大”，有正式代表与非正式代表两种情况。
正式代表有广州代表、武汉代表和上海代表三种说法;非正式代表有列席、陈独秀指派等。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留下的“一大”代表名单有包惠僧。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提到包惠僧是“一大”代表。
陈公博1944年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
两人都没有指出包惠僧是广州代表。
（一）包惠僧是广州代表1953年8、9月间，包惠僧两次回忆说自己是广州代表，“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
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
”“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临时租客。
这九个人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包惠僧;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
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
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
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的第二次讲课提到“一大”的广东代表有包惠僧。
1929年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回信中讲到：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煮、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
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列出的“一大”代表中有广东代表包惠僧。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讲到广州的代表是包惠僧。
几位“一大”代表的回忆在20、30年代，距离“一大”较近，且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比较可信。
广东早期党员没有一个指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
陈公博1944年谈到广东推选他为代表，他是在“一大”认识包惠僧的。
袁振英只谈到陈公博代表广东参加了“一大”，没有提及包惠僧。
梁复燃只讲到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参加“一大”，没有提及包惠僧。
谭天度回忆“一大”广东代表陈公博是推选出来的，没有提及包惠僧。
包惠僧说广东代表是在谭植棠家里开会推选出来的，按理广东早期党员应该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但除包惠僧外一个人都没有，因此这件事情的真假是存疑的。
另外包惠僧的回忆录是在他背叛共产党很长一段时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来的特殊时期撰写的，他的说法不能全信。
如何解释上面两种完全相对的情况呢？我认为两者不冲突，包惠僧不是广州推选出来的代表，但他又是从广州出发参加“一大”的，其他地区的代表自然认为包惠僧是广州代表，这也符合每个地方两名代表的规定。
况且包惠僧是李达派来劝说陈独秀回上海的，陈独秀因事不能回去，需要包惠僧回上海向李达解释理由，李达回去后也就参加了“一大”。
这里可以理解包惠僧是陈独秀派去参加“一大”的，也可以理解是包惠僧是回上海顺便参加“一大”。
包惠僧在上海和广州都参加了当地小组的活动，算是小组的成员。
陈独秀表弟濮清泉说陈独秀跟他说包惠僧是上海代表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包惠僧是武汉代表周佛海和張国焘两人都是早年回忆包惠僧是广东代表，后来回忆改为武汉代表。
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讲到：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
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党务发展的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
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
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
……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张国焘在回忆中讲到：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一般来说较早时间的回忆比后面的回忆要准确，加上武汉已有董必武和陈潭秋两个代表，包惠僧不应该是武汉代表。
（三）包惠僧是上海代表陈独秀表弟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讲到：陈独秀还告诉过我说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人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
我听了非常诧异，就问他，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他说千真万确。
由于上海已有李达、李汉俊两位代表，不可能出现第三个代表。
（一）包惠僧是列席的李达两次提及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
一次是1957年，他在《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
……七月一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査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
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
广东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另一次是1959年，他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中说：“包惠僧不是代表，是列席的（因他也到了上海，住在上海代表寓所）。
”1971年董必武在回忆中讲到：“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
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
因此，“一大”代表有的是讲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刘仁静在1979年3月中旬说：“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
他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参加的。
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
”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在《图说中国历史》提出包惠僧是以观察员参加“一大”的。
李达和董必武的回忆是在特殊的年代，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受到了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可信度不大，客串说也站不住脚。
“一大”秘密召开，没有资格审查，按地区派代表参加，不会有列席和正式出席之分。
（二）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邵维正，他在《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说到由于包惠僧和陈独秀的个人关系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参加“一大”。
程金蛟在《关于“一大”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讲到一开始广东是派陈公博参加“一大”，后来因为广东发生了不少事情，陈独秀又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一大”。
说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只是推测，不见史料。
包惠僧参加“一大”跟陈独秀有关，但私人代表谈不上。
包惠僧作为“一大”正式代表没有疑问，是否广州的代表见仁见智。
说是是因为包惠僧是作为广州小组成员参加“一大”的，说不是是因为他不是广州推选出来的代表。
包惠僧参加“一大”跟陈独秀有关，但不是其私人代表。
[参考文献][1]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刘仁静.一大琐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张国燾.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7]董必武.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毛泽东.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和活动.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9]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张国焘.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J].百年潮，2002（2）.[11]李达.李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2][美]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13]陈公博.寒风集[M].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1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周佛海.往矣集[M].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9.[16]中共“一大”南湖会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17]“一大”前后（一）.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