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从何而来——对话反腐败领域专家学者

反腐败法治建设在探索中不断进步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的一个 亮点，是探索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这是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提出的。如何梳理我 国的反腐败法治化进程？彭新林向廉政瞭望提供 了他的视角。
廉政瞭望：在我国推进反腐败法治建设的过程 中，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
李雪勤
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这次全会还提出了反腐败必须加强综合治理、既治
标又治本的理念。从此，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从被动转向 主动。那时中央纪委研究室每年都要搞调研，为中央纪 委全会报告的工作部署做准备。
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有个插曲。当时党内有同 志主张反腐败要以治本为主，认为这么多案子光靠查是 查不过来的，还是要用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想状 态当然是这样，但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大量的 新情况新问题在出现，大量的制度正在改革，治本的“本” 是动态的。当时，尉健行指出，现在提“以治本为主”为时 尚早，应该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 治本的力度”为好。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党中央明确了反腐败“十六字 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个 提法分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报告和修改的党 章中。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由于突出地强调“注重预 防”这一点，容易将重点偏移到教育、宣传等方面，从而影 响和减弱查案的力度，有的地方甚至把这个提法作为不 查腐败案件的借口。所以，必须探索建立更加全面有效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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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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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系统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节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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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维护党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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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切实搞好党风。
党的十二大提出用五年时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结果老问题解决
后，新矛盾又出现了。光靠反不行，党的十三大提出加强党风建设，之后提
出廉政建设，合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党 中 央 以 八 项 规 定 为 突 破 口，从作风建设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推动制度治党驶入“快车道”。到今天党内修订、颁 28
百年蔡志强
布了 200 多项制度规范，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同时要看到，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突出优势。我们党在加强纪律建设、构建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制定 颁发监察法及其配套法规，实现党内监督的延伸 和拓展，以及党纪与国法的有机衔接。纪在法前、 纪严于法、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形成环环相扣的 制度体系，为我们党更好地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制 度保障。
建设清廉中国，就是一个更高目标。我 2018 年提出 这个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海晏河清、朗 朗乾坤，这不就是清廉中国吗。况且，我们已经提出了 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等理 念，建设清廉中国正是实现上述理念的重要政治基础和 保证。
到了 1993 年，党中央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反腐败 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着力推 动实现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加强党对反腐 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我们党首次提出反腐败 斗争形势是严峻的，着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 制机制。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高压惩治这一手比 较软，导致监督权威无法建立。
一直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开展反腐败斗争。从哪里反？在当
时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领导下，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明确提出了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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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形成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应该说，这体现了对腐败 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和当前形势任务的深刻洞察和 把握。
来
工作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反腐败方式。在一般情况下采用经常性工作来 解决腐败问题，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专项治理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实事
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此取得反腐倡廉
│文
工作动态平衡的发展。
本
刊
全 媒
廉政瞭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反腐败方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体 记
李雪勤：我们党反腐败基本方针，是随着工作的需要，一步步建立并完
封面
1926 年，党中央出台了第一个“反腐通告”《坚 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延安时期，我们党处决了曾 立下战功却走上犯罪道路的两名党员黄克功、肖玉 璧。1941 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格执行纪律、加强制度建设的有 力实践。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形成了《关于在全 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通过党内监督和群众 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骄傲 自满等作风问题，并将其与社会主义革命各项工作 相联系。
彭新林：梳理我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历程，可 以有三个视角：立法、典型案例、体制机制的变化。
在立法方面，1979 年第一部刑法典和 1997 年 现行的刑法典出台，这是两个标志性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春天，反腐倡廉法治逐步发 展完善。
1979 年出台的刑法典正式规定了贪污罪、受 贿罪等。1997 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 25 个 单行刑法及一系列附属刑法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 一部相对系统的刑法典，刑事法治又跃进了一大 步。修订后的刑法典将贪污贿赂犯罪从经济犯罪 中单列出来，明确了两者的区别。
直至今日，党中央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这表明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和准确 把握设？
蔡志强：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纪律是一项政治 性要求，强调纪律建设是为了更好地践行党的宗旨。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推进反腐败的过程 中，把党和军队的纪律建设与服务群众的诉求结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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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瞭望：党在历史上的标本兼治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什么启示？ 李雪勤：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的反腐败 工作方式基本上是以运动为主，比如“三反“ ”五反“ ”四清”等。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以后，不能再搞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于是党的建设走上了一 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道路。 但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在这一个时 期简单地讲治标为主或者治本为主，往往会掩盖矛盾，导致另一种倾向的 出现，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在坚持标本兼治的基础上，采取经常性
2003 年国际社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吸收了 其中一些经验，最典型的是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和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适用于腐败分子逃匿境外的 情况。
另一个重要节点是监察法的出台。为此，宪法 首先将“一府两院”宪制架构调整为“一府一委两院” 宪制架构，从而为监察法的出台提供了充分依据。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积极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从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要求出发，主动拿起 法律武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纪在 法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要求我们党从先进 性、纯洁性出发，让渡法律赋予党员的一部分基础 权力，通过党员的自觉奉献实现对社会主义发展的 积极引导和有力保障。
我相信，到 2035 年左右，我们在继续持之以恒地深 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城镇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进 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中国的腐败问题就能够逐步得 到有效控制，清廉中国将会真正成为现实。
党用制度给自己的权力上锁
纪律建设与反腐败制度建设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为什么我们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制度建设如何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实现？对此，中国纪检 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蔡志强作出了解读。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始终与维护 群众利益息息相关，这是一个政党能够历经百年，展 现出勃勃生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强调纪律建设 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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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瞭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能力用自己的 办法解决自身的问题？
通过政治运动的方法解决作风建设和纪律建 设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建设经历波折“ 。文革” 之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深刻反思，在党的十二届二中 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第一次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通过 自身努力解决问题的伟大尝试。邓小平提出“靠制度 管权管事管人”，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为 打 破 政 党 兴 衰 的 历 史 周 期 率，我们党展开了“三反“ ”五反”运动，防范党脱离群 众、纪律松弛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牢牢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不断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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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程，伴随着大政方针的调整、制度建设的完善和 法治进程的加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历史进程中每一小步，既通向 了今天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也诠释了“永远在路上”的不变真理。
反腐败方针是经验的总结，也是时机的把握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关于廉洁的思想和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 的反腐倡廉工作任务也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 理事长、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李雪勤参与起草各项重要文件 30 余年，他 向廉政瞭望讲述了他的研究与理解。
廉政瞭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对反腐有哪些作用？
蔡志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纪 律建设。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始终把纪律规定作为 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形势变化加以完善，形成与各个 时期政治任务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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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瞭望：您在呼吁“把清廉中国建设作为反腐败 国家战略”，这是基于怎样的研究基础？
李雪勤：在这之前，我在中央纪委研究室工作时，当 时中央纪委主要领导主张的是“建设廉洁政治”，这句话 后来被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提出的反腐败目标是把 腐败现象遏制到可能的最低程度。应当说这个要求不 算高，但要做到也不容易。如果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就 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一个更高要求。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制度漏洞和监管 死角。社会上逐渐流行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在不发 达地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事实上，在不发达地区尚未形成市场意识和商 品消费意识的情况下，一些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腐蚀 官员来拓展市场，这是极其可怕的，相当于直接对政 党所在国的政治体系进行解构。西方国家的这种 “腐败输出”，加剧了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
蔡志强：不断提高肌体免疫力，解决腐败问题，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要求，也 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势所在。
客观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70 多年，有 95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尤其需要通过完善的党内法 规体系来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需要增强党员干部的 法治意识，强化党依法执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