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2006年期中一年级语文试卷AqMlnw

师说(相关资料1)
作者：金晓伟录自CSC
目的要求
一、认识教师的作用，从师的意义，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

二、树立尊师重教的思想，培养谦虚好学的风气。

三、掌握、积累“师、传、道、受、惑、贱、圣、愚、群、足、攻、经”12个文言常用实词；学习“之、其”2个文言虚词；学习、复习本文其它文言虚实词；熟记受（授）、不（否）两个通假字。

四、学习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五、学习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

六、掌握有关“说”的文体知识。

要点难点
一、本文是针砭时弊的作品，因而对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作者写本文的缘由必须交代清楚。

二、第二段用三种人进行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应列为本文的学习要点。

三、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同学较难理解与掌握，是本文的学习难点。

四、本文有不少疑难词句，单靠课本注释显然不够，最好是通过句法分析，即通过成分划分来弄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时代背景之一
本文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

我国古代自从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合法地垄断做官大权和经济大权，形成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

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大了靠特权当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

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的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

韩愈当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就是在全国性的学府中担任一门课的教授。

他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

《师说》就是借为文送李蟠来抨击那些“耻学于师”的上层“士大夫之族”，大力宣传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正确途径的。

时代背景之二
韩愈《师说》的写作背景（节录）
季镇淮
韩愈（768—824）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3），①这大致是可信的。

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但他早已有
名。

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

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

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

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

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的要求。

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

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

《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

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③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他是有的放矢的。

《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

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予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

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书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⑤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⑥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

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背景之三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柳宗元的话是有所感而发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周振甫同志解释说：“这里的所谓师，不是
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是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

唐朝时候，反对这样的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是狂人。

只有韩愈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敢于做这样的老师。

为了反对这种风气，批驳这种耻笑，他写了《师说》”。

周振甫同志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楚。

一、在唐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一种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二、为什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难道他就是为了招一个“狂人”的称号吗？
对于这样的两个问题，很少有人论及。

然而，不弄清楚这样两个问题，是很难说把《师说》读懂了的。

近读皮日休的《文薮》，于无意中在《十原系述·原化》中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原化》的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或曰：“圣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

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

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

至於东汉，西域之教、始流中夏。

其民也，举族生敬，尽财施济，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嚣嚣，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谓圣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己矣。

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

岂圣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如是”！曰：“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

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

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己矣。

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

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於千百人内。

其言虽行，其道不胜。

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譬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尧民处之。

一尧民之善，岂能化天下桀民之恶哉？则有心於道者，乃尧民矣。

呜呼，今之士，率邪以御众，握乱以治天下。

其贤尚尔，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难哉！不曰难哉！
这里所说的“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不正是“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原因吗？“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不正是“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的原因吗？原来唐代所以会有那样的一种风气，韩愈所以要“抗颜为师”，都是和西域氏之教有密切的关系。

唐代是佛教极盛的一个时代，其所以如此，是和唐代的皇帝们的极力扶持分不开的。

以唐太宗而论，他号称是一代英主，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又标榜“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

然而，唐太宗就很佞佛。

在他还没有当上皇帝以前，就曾写信给少林寺的和尚们，表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开八正之途，复九寓之迹”。

他做皇帝不久，为报母恩，又大行布施，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皇帝菩萨戒弟子”。

还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甚至为了表示对佛“保祐”自己身体的感谢，也要大度僧尼，以前被淘汰还俗的人，也可以再度出家。

在他的倡导下，一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皇帝佞佛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王公士庶中间，增加了对于佛的迷信。

例如，太宗时沙门玄琬，“曾入宫为皇后六宫妃主等授戒，并为皇后写藏经，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及皂隶从受戒者二十余万。

肖蹈兄弟、杜如晦、薛万彻、杜正伦、李百药等皆亲奉戒”。

再如，玄奘死后，高宗“为之废朝数日，凡王下敕经营丧事，敛以金棺银椁。

葬日京及诸州五里内送者百余万人。

以绘采三千匹，结成涅槃，与以载柩，是日宿于墓所者三万余人”。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这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

因而，迷信佛教的人愈多，耻笑言圣人之化者必然愈众。

到了“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的形势一出现，自然“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了。

这就是在唐代所以会形成那样一种风气的原因。

不过，佛教虽然由于受到皇家的扶持而盛极一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就没有反对它的力量了。

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些儒臣和儒士，就是反佛的最坚决的主张者。

付奕、吕才、狄仁杰、辛替否、薛存诚等，就都是反佛的代表人物，而韩愈也是其中的一个。

如所周知，为了排佛，韩愈曾上《谏迎佛骨表》，触怒了宪宗，几乎因此而丧失了性命，遭到了贬斥，
但他对此却始终不悔。

为了排佛，韩愈还特地制造了一个圣人传道的道统，以对抗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

他说他的那个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而韩愈就是要继孟轲之后，肩负起维护这个道统使之绵延万世的历史使命的。

韩愈作《师说》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作者介绍之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因为昌黎（今河北昌黎县）韩氏是望族，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

他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以后才登上仕途，累官至吏部侍郎。

中间曾几度被贬，他的整个中年时代是不得志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他反对元朝以来浮华艳丽的文风，竭力主张“文以载道”，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

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首。

作者介绍之二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因为昌黎（现河北省昌黎县）韩氏是望族，所以后人称韩愈为韩昌黎，后世又称他为韩文公。

他幼年贫穷，刻若自学，25岁中进士，29岁以后才任宣武节度使属官，后来任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职，中间曾几度被贬。

古文运动，实际是以复古为名的文风改革运动，他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学习先秦、两汉“言之有物”、“言贵创新”的优秀散文，坚决摒弃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华而不实的文风。

本文第四段他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爱好他们倡导的那种古文。

韩愈用他杰出的散文影响文坛，还热情地鼓励和指导后进写作古文。

经过他和柳宗元等人努力，终于把文体从六朝以来浮艳的的骈文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韩愈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散文。

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气势雄壮，因此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首。

《师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三十五岁时在长安任国子博士时写的。

柳宗元很推崇这篇文章，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端正容貌）而为师，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由此可见，《师说》是针对时弊而写，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老师的作用和标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从师应持的态度，提倡能者为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

这些精辟的见解突破了孔子学说的框框，具有进步意义。

作者介绍之三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朝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河南南阳人，祖籍昌黎，因其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故世称“韩昌黎”。

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为“文”，所以又被称为韩吏部，韩文公。

他在
文学上最大的功绩是大力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强调文道合一，要求写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对六朝以来只重形式的骈文。

韩愈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之四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字退之。

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

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

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

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

移袁州。

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

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

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

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

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

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

《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

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

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

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

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

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

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

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

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作者介绍之五
韩愈（公元768—824），唐代有名的散文作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字退之，昌黎（现在北京市通县以东）人，一说河南省南阳县人。

出身穷若，考中进士，做到吏部侍郎的官。

著有《韩昌黎全集》。

他在文学上的功绩是提倡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实际上是散文革新运动。

当时继承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盛行只重形式、内容空洞的骈体文。

他反对这种言之无物的文章，大力提倡“文以载道”，“文”与“道”相结合。

同时还提出要创造性的学习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一主张。

这对当时与后来散文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和当时的复古运动有密切联系的。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手工业和商业虽然十分繁荣，但是在国内藩镇割据，中央政权的实力，逐渐削弱，同时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在国外，吐蕃、回纥、南诏又威胁边防，国势岌岌可危；而在文化思想上，佛道两教的势力，在最高统治者的扶植下，日趋强大。

这使一部分有见识的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深感不安，他们力图挽救王朝的没落，要求改革政治，要求王朝的统一和“中兴”。

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复古主义，想用孔孟之道来整顿
当时的封建秩序，以便维护封建统治，抵御外患。

这种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

这就是韩愈古文运动所以获得成功的社会基础。

《师说》，是韩愈为了赠给他的学生李蟠而写的，实际是对当时知识分子耻学于师的一种批评。

他要改变“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不良风气，提倡师道，这与他提倡古文，主张“文”与“道”相结合的要求是一致的：“文以载道”是要求作文章要传道，他在《师说》里着重论述了“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所以他讲“文”讲“师”，都是以宣扬“道”和保卫“道”为出发点的。

作者介绍之六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

字退之，常自称昌黎人，因而世称韩昌黎。

生于河阳（今河南孟县），未满两岁，母死。

三岁时，父又去世。

由兄嫂抚养，十一岁时，哥哥也突然死在官所。

从此，韩愈同嫂嫂、侄儿相依为命。

他自幼勤奋好学，日记数千言。

十九岁前便已博览群书，通六经百家之学。

十九岁进京应试，连考三次都未中，直到二十五岁才中进士。

旋又应吏部考试，三试皆无结果。

旅居长安十年，未得一官半职。

二十九岁时便决意离开长安，先后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处作幕僚。

三十五岁返回京城，被任命为四门博士，三十六岁拜监察御史，因关中受灾，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

三十九岁被召回任国子博士。

五十岁时因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穆宗即位，奉台回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官终吏部侍郎。

世称韩吏部。

韩愈在政治上既不赞同王叔文改革集团的主张，也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崇儒术，攘斥佛老，比较关心民众疾若。

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的散文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

强调文章语言要有独创性，要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服务；文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文章要精练妥贴，语句自然流畅，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韩愈用丰富的创作，实践了解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留存下来的三百四十多篇优美散文，不少是内容充实、风格新颖的，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后人评他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尤其是他的议论文，在宣传他的儒家主张时，往往能切中时弊，富有战斗性。

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篇，其中《师说》一篇，感情强烈，理直气壮，无可辩驳，精辟地论述了“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是一篇抗世犯颜、针砭时弊的著名文章。

记叙文中，无论是写人、记事，状物、抒情，常采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的手法，写得十分生动感人。

如《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篇。

其中《祭十二郎文》寓深情于家常琐事之中，呼号欲绝，凄楚动人，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写得龙腾虎跃，生动活泼，借隐士李愿之口，对唐代官场的卑鄙龌龊，穷奢极欲，追名逐利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被宋代的苏东坡赞为唐代第一篇名文。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

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

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

在今天，仍有其进步意义。

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作者介绍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