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国外华人研究述评

1997 年 4月
又如吉原久仁夫的《东南亚仿资本主义的兴起》[6]、麦克维伊主编的《东南亚资本家》[7]、布朗的《东南亚的资本和企业》[8]等著作则将华人资本和华人大企业集团置于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研究，并对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土著资本、印度资本以及西方和日本资本做了比较。
井上隆一郎主编的《亚洲财阀与企业》[9]、雷丁的《华人的资本主义精神》[10]、布朗主编的《亚洲华人企业》[11]、戈德贝里的《华人的联系》[12]澳大利亚外事与贸易部东亚分析组编写的《海外华人在亚洲的网络》[13]更将东南亚华人经济放到东亚的范围考察，将之与亚洲奇迹联系起来。
澳大利亚新左派主要集中在西澳珀斯市的默多克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兴起》一书的作者里查德.罗比逊和《银行家与官僚：资本与泰国国家的作用》一书的作者凯文.希维逊，他们原来主张依附论，现在赞同依附发展论。
战后初期美国是东南亚研究的最大中心，70年代后研究工作有所收缩，目前又有所恢复。康奈尔大学仍是主要研究阵地。1990年该大学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拉什的《运往爪哇的雅片：殖民地印尼的包税制与华人企业》[28]、特罗基的《雅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的华人社会，1800-1910》[29]，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观点。该大学出版的《东南亚资本家》一书，是1986年索可泰会议的论文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国外研究的水平。最近，柏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副教授王爱华与唐纳德.诺尼尼合编的《无根的帝国》一书，提出全球化进程中华人跨国主义文化政治学新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30]
华人经济研究热点是在上述新形势下形成的，它具有全方位多层面研究的新特点。
所谓“全方位多层面研究”是指这时期华人经济问题受到多方面人士的广泛重视。人们不仅把华人经济问题放在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整体中研究而且将这个问题置于东南亚区域经济、东亚经济、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中考察。
例如末广昭的《泰国资本的积累》[1]、末广昭和南原真合著的《泰国财阀》[2]、希维逊的《银行家与官僚：泰国资本与国家的作用》[3]、罗比逊的《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兴起》[4]以及特苏达山的《族群与经济：马来西亚国家、华商与跨国公司》[5]等著作，都是把华人资本放在华人所在国的经济之中进行研究的。
是什么造成研究热点的转移呢？
客观形势的变化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学术研究本身的进展也不无关系。
到80年代中期，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绝大多数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因此，政治认同问题，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在此基础上，华人企业在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进东南亚各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壮大了自己，建立了大型企业集团并开始走向世界，而此时中国也迅速崛起，港台同胞、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日趋濒繁，引起人们的关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经济问题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华人经济问题被提到研究日程上，并形成热点这是势所必然的。
澳大利亚也是当前研究华人问题的重要基地。澳大利亚的研究有两点特色：一是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的研究；二是有一支新左派的研究队伍，力图以激进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里德教授1988年出版了《商业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20]第一卷后，便在当年率领一批专家开始实施一项“东南亚经济史研究”的宏伟规划，从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入手，对东南亚经济史进行全新的研究。该项目已经出版“资料系列”3种：即布鲁斯特等主编的《1750-1990东南亚统计资料目录》[21]、费南多等主编的《1800-1940年间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活动》[22]、里德与塔娜合编的《越南阮朝经济史料》(1995)[23]。1989年7月该规划主持人之一的库什曼突然去世，由雷诺斯编辑出版了她的遗作《家族与国家：一个中泰锡业王朝的形成》[24]，由里德主编了她的纪念文集《侨居者与定居者：东南亚历史与华人》。此外，里德还编辑了《前现代时期的东南亚》、《亚洲自治体的最后阵地》[25]，布彻和迪克编辑了《包税制的兴衰》[26]。这些著作，史料翔实，立论新颖，对华人经济史的研究很有帮助。
三、各国的研究特色
在当前研究华人经济热潮中，成果最多的当推日本。东南亚是日本的”后院”，日本向来十分重视东南亚经济包括华人经济的研究。除拥有一批华人问题的老专家外，近年来日本又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又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青年学者，写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著作。如末广昭的《泰国资本积累》便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岩崎育夫的《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16]；小池贤治和星野妙子合编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团》[17]也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此外，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原不二夫，研究印尼三林集团出名的佐藤百合以及日本贸易振兴会驻东南亚各地的一批年轻的调查员也都发表不少研究成果。吉原久仁夫编辑出版《黄仲涵集团──东南亚第一个商业王国》[18]，发掘出印尼战前华人大企业家黄仲涵的大批资料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游仲勋关于华人问题的一系列新著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总之，日本在当前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方面可以说是走在最前列，在国别、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上都有所突破。
90年代初，王赓武出版了《中国与海外华人》。该书是王氏继《社区与民族》之后又一重要文集，着重研究华人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背景。90年代末王氏主编《全球史与移民》丛书，反映了他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移民问题的关怀[27]。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麦吉对战前印尼华人经济，战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将华人认同问题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对主张同化论的“斯金纳模式”提出挑战。
在世界层面上研究华人经济的著述也有不少，如游仲勋的《世界的华人》[14]、乔尔.科金的《部族》[15]，从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角度研究华人经济在。末来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前景。总之，目前国外的华人经济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面地展开。华人经济研究之成为”热点”，热就热在这一点上。
掌握当前华人经济研究的这一特点对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帮助，首先，它帮助我们开阔视野，面向世界，从全球，区域和当地多层面，多角度观察华人经济问题；其次，视野开阔了，研究资料也就好解决了。许多人苦于无米之炊，其实，只要懂得当前国外研究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特点，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到一些新鲜的资料。
在东南亚方面，70年代，泰国大学生和青年学者曾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对泰国的企业做过一番调查，写下数十篇学位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成果成了吉原久仁夫与泰国学者合著的《泰国企业集团概观》一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也给予末广昭后来的研究诸多启示。印尼出版的一些华人企业家的传记(主要是印尼文)，也为佐藤百合研究印尼华人经济提供了丰富资料。90年代以来，新加坡学者廖建裕撰写和编辑的《华人的适应性与多样性》、《中国与海外华人》、《作为东南亚人的华人族群》、《印尼华人少数民族文化》[31]，陈国贲和张齐娥合著的《出路──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32]以及林孝胜对陈六使、李光前、陈嘉庚等华人企业集团家族结构的个案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九十年代国外华人研究述评
90年代以来国外华人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里简要介绍东南亚华人研究方面的一些新成果并对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做一点分析。
一、研究热点的转移
90年代以来国外东南亚华人研究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热点的转移。
战后东南亚华人研究的热点是关于华人同化与认同问题，这一问题经过长期的争论，在1985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达成若干共识。此后，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华人经济问题。堪培拉会议过后一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联合委员会便在泰国索可泰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探讨战后东南亚当地企业家的兴起问题。1991年，新加坡举办首届世界华商大会，探讨华人经济发展前景，到会华商多达800多人，盛况空前。1992年，毛里求斯举行世界华人会议，也以华人经济为中心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进入九十个代后华人经济已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华人经济的著述陆续面世更证实了新的研究热点确已形成。
从学术研究本身看，1985年堪培拉会议提出多重认同的新概念使人们认识到认同过程的多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到民族之间的隔阂只有在各民பைடு நூலகம்共同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消除。认同问题的彻底解决不可操之过急，发展经济才是当务之急。学者们认清了这一点，转而研究经济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华人经济研究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