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奥斯维辛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书写

2019年5月
第37卷第3期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Humanities&Ser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May.2019
V〇l.37 N〇.3
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
—奥斯維辛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书写
章颜^黄文凯2
(1.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2.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要]幸存者文学是大屠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幸存者们的受难经历面临着“不得不说”
和“如何言说”的困境。

幸存者文学书写从第一代作家的见证到第二代作家的转述，第三代作家则面临
着诸多艰难。

如何以审美的艺术真实抵达历史的真实、如何在叙述的困境中努力突破经历和回忆的缺
失，在后记忆时代用反再现的再现、创伤经验体认与想象虚构中拓展大屠杀文学的写作空间，使大屠杀
超越特定时代成为普世化的认同，并由此建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关键词]奥斯维辛;叙事模式;虚构的真实;创伤记忆
[中图分类号]丨106.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 1710(2019)03 - 0102 - 06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是犹太民族、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事件之一，是史学家霍布斯 鲍姆称之为“极端年代”的20世纪重要的社会事件。

大屠杀幸存者作为历史现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自博罗夫斯基(TadeuszBonmski)等人伊始，开始用笔下的文字重返集中营，书写了诸如《在我们奥斯 维辛》等脍炙人口的大屠杀文学作品，然而他们永远无法替毒气室、焚尸炉里永远沉默的逝者见证。

他
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书写奥斯维辛，直面创伤，坦露心迹，见证浩劫，却又面临着诸多言说的困境。

对此，劳伦斯•朗格（Lawrence Langer)在1975年发表的开拓性力作《大屠杀与文学想象》@阐述了幸存者回 应大屠杀不同的表征方式，指出幸存者处理的是最初经历的、具体的瞬间，描述过去是为了再进入永 存于现代的奥斯维辛，完成见证与创伤的叙述，从而实现大屠杀文学书写的意义；罗森菲尔德(Alvin H.Rosenfeld)《双重死亡》®分析了各类体裁的作家们对大屠杀叙述方式；贝雷尔•兰编辑的选集《写作 与大屠杀》®收录了来自诸如阿龙•阿佩尔菲尔德（AharonAppelfeld)、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和 特伦斯•德•佩雷斯(Terrence Des Pres)等知名学者的文章。

此外，在关于历史与见证叙事之间张力、真 实与虚构等问题方面，由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dlander)编辑的选集《探索表述的局限》®，集合了 包括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和埃兹拉希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文章，呈现了见证与创伤记忆在后现代性跨学
[收稿日期]2019-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 W W075);海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Hnjg2018-14):广西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15B W W002)
[作者简介]章颜（1982-),女，山西忻州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影视文化研究。

① Lawrence Langer,“The Holocaust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89.
② Alvin H.Rosenfeld,w A Double Dying:Reflections on Holocaust Literatur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69.
©Lang Berel/‘Writing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 and London:Holmes&Meier，1988，p.92.
④ Saul Friedlander，“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sm and the‘Final S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25.
102
章颜等: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
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王文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1页。

Giorgio Agamben,“Image and Silence ”，Diacritics , Vo .l , 2012,p .95.罗伯尔喝代姆：《在人类之列》，见克洛德•穆沙:《谁,在我呼唤时》，李金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5页。

科的思想碰撞。

在欧美学者筚路蓝缕之下，奥斯维辛大屠杀文学研究取得了系统性成就，开启了大屠 杀文学作为一个研究文类的先河。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我国徐贲、陶东风和钟志清等诸多学者扛起了 大屠杀幸存者文学研宄大旗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与前人聚焦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拟以大屠杀幸存 者言说的普遍困境着手，分析其如何突破个体与集体的无意识沉默，最终实现作为幸存者的见证，并 借此见证建构犹太民族认同的新资源。

一、叙述的困境:沉默与言说的角力
大屠杀文学发端于战争延绵逶迤于当下，自其问世就存着诸多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围绕大屠杀 的可言说性和真实性问题，如面对人类史无前例的劫难，大屠杀是否可以言说？幸存者如何言说或如 何保持缄默？虚构的文学作品能否见证历史?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可归于对先哲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模仿”概念的无意识反应。

大屠杀超乎了人类的理性与想象，谁都无法再描述、模仿奥斯维辛毒气室 里的惨状，除非化作烟尘的他/她从烟囱飘出后又复活在当下。

严格地说，死者的记忆在其意识停止的 一刻就已经消失，幸存者通过目击和记忆对死者的记忆进行重构和共享。

正如我们在焚尸炉附近发现 的勒文塔所藏匿的那本笔记本里所写的:“真实的情况总会更恐怖，且比我们的描述要更悲惨。

”而“在 创作艺术层面，虚构叙事比历史叙事有更丰富的时间信息”®,因此，对大屠杀文学书写的真实性观照 恰恰又体现出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化抽象为具体，超越历史的真实从而 达到对真相的认知，实现外在表象与内在本质的重叠，最终认识奥斯维辛惨绝人寰的劫难。

那么在纳 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文学书写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当属言说与否的问题，对幸存者来说，这是一个比哈 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更困难重重的命题。

沉默是普通语言之外的另一套语言，它是通往语言的必由之路。

“沉默是言语丧失的痛苦经历，是 一个人无法讲述他渴望讲述之事的痛苦经历。

” ®沉默作为言说之不可能性的经验，作为一种丧失而 出现。

在《沉默的经验》中，凯茜•卡露丝(Cathy Caruth )阐述言说与创伤间吊诡的辩证关系，即个体在经 历重大创伤后的言说所凸显出的却是个体不愿意面对创伤的事实。

如苏联士兵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的刹那间，幸存者们很自然地陷入狂喜，此后又陷入了恒久的沉默之中，甚至直至死亡。

不是幸福来得 太突然，而是言语无法表达重见天日的幸福和曾经遭受的恐惧。

这种语言死亡的瞬间恰恰说明了语词 在奥斯维辛非人道行为面前的无能为力。

玛格丽特•杜拉斯时任丈夫、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昂代姆(Rob ­ert Antelme ) 曾在 1948 年写过一篇题为《诗与集中营见证》的文章 ，把他刚从集中营里回来的倾诉欲称 之为“一次表达的大出血。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借语言陚予集中营生存经验以意义，但也可能灼伤或 扭曲经验的意义，语言表达的乏力以至于无法探寻集中营中的屈辱生存以及纳粹对犹太“囚徒”身体 和精神的贬损，无法表达幸存者愤怒的感觉和复杂的心理想象。

此时，言说即撕裂。

幸存者面临着把握 沉默与言说两者之间的尺度。

普里莫•莱维也曾指出，那些遭受牢狱之灾的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 类，也就是，那些幸存者要不保持沉默,要不就说出来，很少持中间立场。

因此，对任何幸存者证词的衡量、评价都必须要考虑沉默的对立面。

就大屠杀证词而言，沉默是一 种纪念,沉默是一种死亡境界，因为逝去，死者实际上不能再发声。

死者沉默是因为他们不能以任何符 号和社会互动，这种沉默观就像“空中坟墓”一样。

保罗喷兰在《死亡赋格曲》中写道:“我们在空中掘 一个墓那里不拥挤”“他派出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个空中的坟墓” ®。

对于幸存者而言，以作 证的形式说出他们的经历会对他们己逝者构成一种背叛。

但是，这“背叛”显得如此重要，如埃利•维塞 尔所说刚开始，沉默，没有片言只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爆发。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它打破①②③④103
2019 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Elie Wiesel , Against Silence : The Voice and Vision of Elie Wiesel ,New York : The Holocaust Library * 1985,p.l ng Berel ,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 Art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tory and Ethics ”, 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0,p .l 9.
Thomas Tresize ，“Unspeakable”，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No .l 4, 2001,p .43.
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谢琼:《从解构主义到创伤研究——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访谈》,《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第73页。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的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Hayden W hite ,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n, Cambridge ,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p .37.
了沉默。

幸存者意识到在沉默中无法获得“有尊严的沉默”。

在言说欲望将要冲破沉默之网时保持沉 默，就等同于走出了集中营但与此同时还拷贝了纳粹集中营的去人格伎俩和“去主体化叙事”。

相反， 言说和见证是重新获得以前失去的主体地位的行为。

只是如朗•贝雷尔所说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大 屠杀是否可以说，而是如何证实我们所说的”®，或用托马斯.特雷齐斯的话，“不是一个‘是否’的问 题，而是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

言说的突围，需要构筑幸存者和逝者作为受难者整体的故事，需要历 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合力方能更显幸存者文学书写作为历史叙事的力量。

二、言说的突围：真实与虚构的合力
大屠杀文学最直接的诉求则是叙述的真实，读者与作者之间达成了默契的“道德合约”，即读者认 定作者所言说的奥斯维辛叙事即展示历史的真实，作者在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后则可能失去审美 的真实。

作为大屠杀文学书写，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的角力中获得言说的合法性?真实与虚构 如何合力突破言说的禁忌呢?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里指出，读者在读一本历史小说 的时候，会轻易信任小说家所写的内容，正如同他们也会相信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一样。

“在一位伟大 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透过不同写作方 式最终都可能达到相同的真理。

这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具有可行性，而且读者也深信不疑，但凡涉及大 屠杀文学，这又另当别论了。

在大屠杀文学方面，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实现言说的突围？这需要在历 史真实与想象虚构的钢丝间取得平衡。

大屠杀文学是对纳粹屠犹历史事件的讲述，无论是战争期间的日记、战后的回忆录或各种文学作 品，大屠杀文学作家均从个体经验出发，以相应的史实为基础，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反讽、想象与虚 构等多种文学手段构筑庞大的大屠杀文学大厦。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超真实。

正如杰弗里• 哈特曼在谈及证词的真实性问题特别指出了两位杰出的大屠杀文学作家一样，他们“为了被倾听，为 了获得听众，两位大屠杀幸存者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和乔治•森普朗都表示他们的小说并未说尽他 们经历的残酷现实。

尝试如实道来，反而可能招致不信。

虚构要想有效，必须尊重可能性准则。

”®
文学还原历史的真实面向，但文学同时又是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混合物，两者间互相缠绕而又彼此 渗透。

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的疆界》中阐明：“在文本中现实和虚构的互融互 通的特性远甚于他们之间的对立特性。

” ®虚构对现实的越界，为想像对现实的越界提供了前提和依 据。

在这一过程中，虚构化行为充当了想像与现实之间的纽带。

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作为劫后余生的见 证，不可避免地饱含作者对世界的态度——
见证或创伤——这是作者用文字重新再现创伤记忆时必 然携带的生命底色，而这种介入并非只能对现实世界存在结构做平庸模仿，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进行 反思重塑。

对于大屠杀主题，亲历者们倾力而为的是“不可说而又必须说,但是如何说？ ”正因为奥斯维辛的 世界在言辞之外，亦在理性之外。

正如贝瑞尔•朗所言，纳粹种族屠杀事件的本质“反再现”。

海登•怀 特则进一步指出，历史再现是“字面表征”和“比喻性再现”的结合体。

“历史事件应该包含或是展现一 堆‘真实的’或‘活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必须都是有凭有据，让人能够一眼即认识 出其真实性。

” ®阿佩尔菲尔德在接受菲利普•罗斯的访谈中也提及这一问题，他回应罗斯的提问时说 到他不会像普里莫•莱维那样直接描写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监禁:“我从来都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 那样去写。

照事情发生的原状写东西意味着自己要被记忆奴役，而记忆只是创作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①②③④⑤⑥⑦104
章颜等: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
菲利普•罗斯：《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蒋道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Theodor W Adomo/X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 A Philosophical Reader M,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p .252.
保罗•利科:《承认的过程》，汪堂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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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

”®阿佩尔菲尔德努力逃避记忆，去过一种不属于自己过往的生活，去书写无关于自己的故事， 尽管潜意识里无法逃避自己，但作为一个作家，他逐渐懂得并掌握了如何掌控叙事的艺术。

阿佩尔菲 尔在小说中妥善运用历史和个体经验，一方面远离记忆，但同时又回归记忆，在个体经验和历史之间 游走自如，成功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

因此，作者刻画的人物越是独特，越是高度的个人化,也许他 所反映的现实基础就越是广阔。

因此作者不只阐述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还要让他所阐述的事件具有可 信度。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经历的自传式写作其实限制了表现的多样性，之所以接受 这种限制，是为了追求历史真实，因为“真实”曾是作者对于再现奥斯维辛苦难高于一切的价值判断。

幸存者文学创作在想要抵达的真实，不可避免地要经由感性的回忆和想象来唤醒具体的感受，并以此 为坐标进入回忆场域。

但需要明晰的是:虚构有其限度，它与真实的经验、经历、历史交织，是与真实平 行的波纹线，不可迷失为随意的编造。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其《想象物:想象的现象心理学》中提出想象力是人类本体存在的自 由之根本：只有想象能够给予我们自由地去转变，转化，重新创造那连接个人内心世界和对主体有冲 击力的外在事实的交界处。

虚构是超越现实和把握想象的关键，神奇想象通常以一种弥散的形式呈 现，以一种瞬息万变的方式把握对象。

虚构成为一种编码方式再现已知世界，同时通过想象表现未知， 结合历史记忆与艺术传达，创伤经历得以更好地表现。

我们应当更新将现实与虚构二者对立起来的旧观念，重新以一种‘‘三元合一”的观点代替二元对 立的窠臼。

“三元”即现实、虚构和想像。

文本不可能仅限制在现实以内，同时也不可能仅具有虚构的特 征。

文本的虚构性既不是文本的终极属性也非文本的整体属性。

文学在反映现象世界的同时，也在重 新构造，文学不仅在重新校对记忆,也在重写历史。

这显然是普遍文学构成事实：文学以一种理性精神 层面，追求现实世界的“内在性”和“整体外延”，正是整体建构性的文学赋形。

三、见证的力量:反叛死亡与见证历史
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显然，阿多诺不仅仅停留在谈论诗歌写作的表面上, 而是涉及到美学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后来，阿多诺对他的话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他认识到，尽管苦 难禁止创作诗歌，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承受了苦难，所以我们需要这种被禁止的艺术生存下去。

阿多诺 指出：“任何避开受害者的艺术都不能经受正义的考验。

”®这也就意味着，言说即正义。

保罗•利科在《承认的过程》中所言：“在以说的能力作为能力观念的开端是，我们一下子赋予了人 类行动的概念以一种外延，这种外延为将我描述为有能力者的人提供了根据，这种自我的诸多能力获 得了承认” ®。

只有通过话语行为，见证才能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我能够谈论”“我能够言说”是幸存者 走向“我能够见证”的基础，是对抗斑驳残酷的大时代之后个体记忆的重新构造，同时也是新的主流逻 辑和新的历史书写的置换逻辑。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生活在日常生活与创伤之间，在现实生活中，这两 者的交汇接触是危险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创伤涌出心头，但这在书写中它们又必须交汇。

逃避并 非最佳选择,它们敢于见证，也敢于面对创伤，敢于书写见证，也敢于书写创伤。

书写是情感的出口，且 在很多时刻充满了力量。

以个体记忆为契机，提供有反叛意味的差异性的描述,标识着一个激进批判 的叙述范式的结束;记忆以个人之名，踽踽穿行于主流叙事逻辑，渐次完成了历史书写“在场”的文化 政治逻辑。

记忆是幸存者的使命，记忆成为一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使命。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法国作家 罗伯尔•昂代姆在其自传《在人类之列》引言即记载了言说和见证的欲望：
两年前，刚从集中营归来的那段曰子里，我们都处于一种名副其实的激荡和癩狂之中，
①②③
2019 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罗伯尔病代姆:《在人类之列》，第23页。

费修珊，劳德瑞：《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刘裘蒂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丨年版，第3页。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们想说话，盼望终于可以被人倾听。

有人说，单单是我们的外貌就
足以说明一切。

可我们这些刚回来的人，带着各自的回忆和活生生的经历，依然有一种疯狂
的欲望，要把那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
如果见证的可贵在于目击者不可取代的亲身经历，那么文学艺术作为见证的一种形式，就在于创 造了 一种历历如绘的情境，使得无法言喻的情感与思想都得以重现。

诸多幸存者开始了见证书写，他 们在见证的“内部性”与“外部性”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以叙事保存了历史，历史也正保存着叙事。

凯尔 泰斯可谓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关注的主题始终是个人记忆与历史复现。

在《无命运的人生》之后，凯尔 泰斯又循线写下《惨败》，这是一本与前一本极为相似小说。

这位作家当时曾这么说:“死亡是无法翻译 的原文，死者的经验秘而不宣，见证是笨拙地借着翻译把死亡转化为生者的语言。

”®见证是反叛死亡 唯一方式，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确保见证不会消亡。

因此，见证被视为危迫的艺术(an art of urgency )，在时间的长河中，将意识的落空/空无，提升到参 与事件的层次，因此，见证不只是陈述，而是意识与历史的行动的交锋。

见证牵涉到对劫难及劫后余生 的理解，和记忆拔河，以及面对否认及压抑的心灵交战。

这种意识与历史永无止境的交锋，使得作家以 书写为行动，转化遗忘，带领人们面对灾难的记忆。

文学证词不同于历史证词，并不需要和史实一一
对 应，但却能在幸存者文学书写者的笔端呈现，虽未实际发生。

但却真实存在，对历史暴力的个体具体化 的细致描摹，让叙事渐进逃逸的历史，匿名的个体处于历史的显影室，以一种永不终结的形式再现个 体记忆、个体创伤，罪恶与浩劫的永远在场，无名的受难者在文本中永恒回归。

在此意义上，大屠杀文 学的见证力达到了幸存者证词难以达到的高度。

个体与历史的相遇，是言说和书写主体的确立的进 程，具有标识性的幸存者文学既是反抗绝望的方式，也是对历史差异性的文学显影。

幸存者不再沉默， 以再现历史之名选择了占据叙事和意义的主体，成就对历史叙事与个体记忆杂糅式突围。

四、结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记忆”长久以来一直是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学再现的重要课题，被视为生命经验的核心是理解生 命真相的关键所在。

创伤记忆是生命书写的重要一极，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记忆投射给公众， 让后者能够体验到与直接受害群体的认同。

但是由于忘却，由于记忆的丧失，它（传统）的失落则达 到了最高点，忘却不仅降临到继承人身上，也降临那些曾在刹那间把珍宝握在掌中的行动者、见证人, 即活着的当事人身上。

”@幸运的是，他们在叙述的困境中突破沉默之像，在挣扎中言说和见证,在历史 表象、自我经验体认与虚构中建构了幸存者的见证。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创伤记忆在他们自己的笔下得以清晰阐述，过去、现在和未来达成有效连接， 并成为历史的见证。

作为对照，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再现历史、自我代言的方式和途径予以我们有益的 启示。

中国在20世纪也经历了诸多外患，如日本的侵略，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重创。

在历史“见证人”逐渐逝去的当下，我们要警示历史巨伤湮没为历史遗迹，如何再现和记录历史成为我 们时代的重要问题。

如何从单一的苦难叙事、真实记录走向多元化的表现策略、审美化的叙事、虚构化 表述？怎样多面地展现我们应该如何批判、如何反思?我们应非线性地、非凝固性地连接个人记忆与集 体记忆，使由文本继承的文化记忆成为跨越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感的历史文化表征。

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及书写把握了时代文化创伤的主体特征,是建构文化记忆的重要内核，它使 大屠杀文学书写更具延展空间。

大屠杀记忆从未远去，它成为以色列身份认同、政治认同的新资源;是 积淀着社会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重要内核。

幸存者写作负载的创伤体验,经由书写代际的发展，很好 的传承在一代一代犹太人的成长经历中，成为他们了解民族苦难、体察民族创伤、建构集体记忆、再塑①②③106
章颜等: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
民族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从真实到虚构再到想象，幸存者写作像记忆烛光覆盖了大屠杀受难者、幸存 者及其后代，勾连和建构着民族记忆历史。

可以说，犹太人的身份、民族认同、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与大屠杀创伤记忆紧密结合，而这正可以为当下我们如何书写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民族创伤提供借鉴, 为如何通过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建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提供启示。

[责任编辑:吴晓珉] Dilemma of Speaking and Power of Witnessing: Literary Writ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t Auschwitz
ZHANG Yan1,HUANG Wen-kai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 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Survivor literature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and the survivors*experiences of suffering face the dilemma of“having to say”and“how to speak”.The survivor’s literary writings undergo the testimon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writers and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riters,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faces many difficulties.It is held that the truth of history should be reached authentically by means of aesthetic art,and the lack of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must be broken through in the dilemma of narration.Furthermore,the writing space of Holocaust literature must be expanded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anti-reproduction,the realization of traum atic experiences,and the imaginary fiction in the post-memory era,making the Holocaust transcend the specific era into a universal recognition while construc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Auschwitz;narrative pattern;fictional truth;traumatic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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