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财政思想

２０１９年９月第４４卷　第５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９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５
历史学研究
管子的财政思想
马海涛，韦烨剑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管子的财政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子相齐中兴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管子财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以管子财政思想的战略布局和基本方略为切入点，对管子“致富强、匡天下”的战略目标，“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和同听令”的战略举措，以及“来天下之财”“取于民有度”“利出于一孔”等行动纲领进行了系统且独到的论述，认为其开辟了中国古代财政理论的新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最后，结合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强国目标，从加强领导、深化改革、厉行法治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管子财政思想对中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管子；财政思想；国家治理；现代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４８－０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１
引　言
《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１］《小雅·正月》，第１７８页公元前７７１年，昏乱无道的周幽王被犬戎伐杀，西周灭亡。

次年，平王东迁，历史进入“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２］卷二十一《要略》，第５３５页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６８５年，齐桓公即位，取义弃嫌，拜管子为相，尊之为仲父，开启了齐国４０载变法图强之路。

管子相齐，大兴改革，厉行法治，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３］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２５３９页，首成春秋霸业。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４］。

在管子相齐过程中，财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管子财政思想突破了“国”的限制，从“天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全局和战略的视野来看待财政的职能和政策，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财政理论和制度体系，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中外的古代历史上都是一颗灿烂的明星”［５］上册，第３６９页。

对于管子财政思想，《管子》一书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章涉及到财政经济问题［６］２３，这在先秦诸子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虽然后世多认为《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我们仍可从中管窥２７００年前管子相齐中兴的财政改革逻辑，并从中汲取财政思想智慧。

在当前我们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也能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公共支出理论与政策创新研究”（１１ＡＺＤ０４５）
　作者简介：马海涛（１９６６—），男，山东威海人，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一、管子财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
［７］８８。

新的时代孕育出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引领着新的时代。

管子身处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管子财政思想正是生于斯、践于斯、成于斯。

我们要想深刻认识管子财政思想，首先就要准确把握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一）生产力水平提升
西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在周天子的“王土”之上开展大规模集体耕作，“千耦其耘”的场
景“振古如兹”［１］《周颂·载芟》，第２８８页。

到了春秋时期，农业技术发生重大变革，铁器的应用、牛耕的推广、水利
的兴建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对私有土地的兴趣随之日增，出现了大量开垦荒地，经营私
田，
甚至“上下相诈，公田不治”［８］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第１０３１页的现象，进而导致各诸侯国财用不足，仓廪空虚，难以为继。

为解决财政困局，各诸侯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分封井田逐步转化为国家授田［９］２５，集体劳作逐步转化为个体劳作，劳役地租逐步转化为实物地租，旧的血缘宗法制度日益分化瓦解，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完善。

（二）地主与四民兴起
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春秋时期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原先属于统治阶层的贵族
大量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
——地主阶级［１０］５４。

与地主阶级崛起相对应的，
是士农工商四民的兴起。

地主阶级为了统治利益养士用士成风，士人不论出身贵贱，只要学成文武艺，便可货与帝王家；农民因为土地制度的改革，不再需要依附宗族大家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快速发展；商业和城市经济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逐步繁荣，私营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不断涌现，社会上甚至出现
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１１］卷十四《晋语》八《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禄》，第５４１页的富商巨贾。

西周“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１１］卷十《晋语》四《文公修内政纳襄王》，第４０８页的制度至此全面瓦解。

（三）真正的国家成形
西周时期，只有“天下”，没有“国家”，天下诸侯尊周天子为共主，周天子封建和统御天下各诸侯国。

到了春
秋时期，随着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士农工商的兴起，各诸侯国相率变法，昔日的血缘宗法社会逐渐衍变为地缘政
治社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体制架构逐渐解体，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１２］《季氏第十六》，第３９２页的全新政治结构，原本“不下堂而见诸侯”的周天子，到了“周、郑交质”［１３］《周郑交质》，第１３页之后，
已然沦为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君。

周室衰微，列国并立，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
１４］１０９。

（四）列国间征战频仍
伴随独立国家的形成，是旧有秩序的湮灭，礼乐制度的崩坏，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

一方面，自平王东迁以降，周天子共主地位名存实亡，不再拥有对天下兵马的绝对领导权，更无力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因此，诸夏渐渐肆无忌惮，各自为政，相互征伐，胜者为右，侵凌、攻伐、兼并战争不绝如缕。

另一方面，戎夷蛮
狄趁乱内侵华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１５］《僖公四年》，第１６２页。

据许倬云统计，春秋近３００年，
和平年岁只有３８载，发生战事则数以千计，在１７２个国家中，至少有１１０个国家被灭绝或吞并［１
６］６６－７０。

二、管子财政思想的战略布局
财政是为政治服务的。

没有脱离财政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财政。

管子的财政思想是其治国理
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齐桓公“治国家”“定社稷”的政治需要。

齐桓公即位时，齐国不过
是“区区海滨一弹丸”［１７］４，近戎狄而远王室，内乱外患无已时。

面对群雄逐鹿的天下大势，为治理国家、安
定社稷，齐桓公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从鲁国请回管子担任宰相。

管子入国伊始，就对齐国的治国方略进行
了系统性的战略布局，确立了“致富强、匡天下”的战略目标，以及“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和同听令”的战
略举措，为管子财政思想的构建与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９
４１马海涛，等：管子的财政思想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一）一个战略目标
“致富强、匡天下”是管子财政思想的根本战略目标。

桓公元年，管子甫回齐国，齐桓公就向管子求教
如何安定社稷。

对此，管子提出了“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１８］卷七《大匡第十八》，第３４８页的重要判断。

管子所言“霸王”，并非指“霸权政治”，而是指“致富强、匡天下”。

对此，《管子·霸言》有云，“夫丰国之谓
霸，兼正之国之谓王。

”［１８］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４６３页意思是说，国家自身富强的可称为霸业，兼能匡正他国的可称
为王业。

同时，管子明确反对霸权政治，将行霸权者称为“暴王”，强调“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
也”［１８］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４６３页。

管子审天下之大势，认为齐国国力孱弱、内外交困，天下众强林立、无道者众，因此，想要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必须先致富强，再兼正天下。

据此，管子反复劝谏齐桓公，直至齐桓公答应实行“致富强、匡天下”的国策，才允诺担任齐国宰相。

此后，管子推行的所有财政政策，无不以“致富强、匡天下”为首要战略目标。

（二）三大战略基石
福山在最新研究成果中，对其“历史的终结”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良好政治秩序离不开三大战略
基石：国家建设、法治和责任政府［１９］ｘｘ。

而早在２７００年前，
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和同听令”等治国思想，虽然与福山理论有质的不同，但仍有异曲同工之妙，可称为管子财政思想的三大战略基石。

１．
以人为本。

在那个分封建制的时代，管子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管子·霸言》有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１８］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４７２页。

据《管子·霸形》记
载，齐桓公问管子，如何才能致富强、匡天下，成就一番事业。

管子回答说，必须从根本做起。

齐桓公又请教管子，什么是根本。

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就是根本。

齐桓公虚心接受管子建议，次日就在太庙门庭举
行朝会，
对百官颁布新的法令：对纳税人百石只取一钟，对孤幼儿不得施以刑罚，水泽要按时开放而不设禁，关卡只负责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登记名籍而不收赋。

“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
水”
［１８］卷九《霸形第二十二》，第４５２－４５４页。

２．
以法治国。

在倡导“以人为本”，广施德治仁政的同时，管子又划时代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管子·明法》有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１８］卷十五《明法第四十六》，第９１６页。

《管
子·任法》认为，法令是天下最大的原则，是圣明君主用以治国的法宝。

如果君臣上下贵贱都能遵守法
令，国家就可以实现大治［１８］卷十五《任法第四十五》，第９０６页。

因此，齐桓公时期齐国的财政政策，无不以法令的形式
颁布施行。

虽然，管子的法治理论是为封建君主服务的，强调“生法者，君也”［１８］卷十五《任法第四十五》，第９０６页，但管
子也认为，立法必须广泛听取民意。

《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

”［１８］卷一《牧民第一》，第１３页《管子·君臣上》强调，纵使有商汤、周武的德行，也要广泛倾听百姓的声音［１８］卷十《君臣上第三十》，第５６５页。

由此可见，管子法治思想中，同样贯穿了人本思想。

３．
和同听令。

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２０］卷第七上《离娄章句上》，第１８５页。

为实现“致富强、匡天下”的战略目标，除了推行“以人为本”和“以法治国”之策外，管子认为，还得让齐国上下一心、和同听令。

《管子·法禁》认为，殷纣王富有亿万之众，却因为有亿万条心而灭亡；周武王只有三千百姓，却因为上下一心而保全。

国家如果不能协调人心、统一权威、使三军将士精诚团结、让国家意志成为百姓遵从的法令，那么，即
便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也无法长治久安［１８］卷五《法禁第十四》，第２７５页。

《管子·法法》进一步提出，只有做到
“令尽行、禁尽止”，人民才能在战时无敌、在平时有功，从而使三军将士都能保全性命，父母妻子都能安居
于国内［１８］卷六《法法第十六》，第３０３页。

据《管子·重令》记载，为确保法令畅通，齐国还确立了五种严格的违令罚则，
强调“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１８］卷五《重令第十五》，第２８４页。

这种令行禁止的严格要求，也同样体现在管子财政
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

三、管子财政思想的基本方略
管子财政思想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

“致富强、匡天下”和“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和同听令”的战
略布局，共同构成了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总体框架，也是管子财政思想的行动指南。

在战略布局的思想
指引下，管子又成体系地提出了“来天下之财”“取于民有度”“利出于一孔”等基本方略，构筑了管子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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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行动纲领。

战略布局与基本方略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行动指南和行动纲领相辅相成、相互贯通，
它们共同构成了管子财政思想的“四梁八柱”，开辟了中国古代财政理论的新境界。

（一）来天下之财
经济发展是国家财政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富强的重要基础。

诚如《管子·七法》云：“财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１８］卷二《七法第六》，第１１６页又如《管子·轻重甲》云：“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
成。

”［１８］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第１３９８页那么，如何才能来天下之财，使齐国财盖天下；致天下之民，使齐国成为万民
所向呢？《管子·乘马》认为，“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
［１８］卷一《乘马第五》，第８５页。

只有充分发挥政府治理功能，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利，增强综合国力。

对此，梁启超认为管子属于典型的“主干涉
者”［１７］１３，甚至提出管子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１７］３９。

梁启超的观点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管子财政思想确实强调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整顿国政。

面对士农工商的兴起，管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

《管子·小匡》认为，士农工商是国家依靠的基本民众，不可以让他们“杂处”，必须“群萃而州处”，这样他们就能够“旦昔从
事于此”，“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高以智”，从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管子主张把国家划分为
２１个乡，其中商工之乡６个，士农之乡１５个，
实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１８］卷八《小匡第二十》，第４００－４０２页。

管子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管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比欧洲的社会职能分工早了至少一
千年［
２１］３６８。

２．
促进生产。

《管子·八观》认为，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民非作力毋以致财”［１８］卷五《八观第十三》，第２６１页。

但是，人性本身是好逸恶劳的。

因此，《管子·侈靡》提出，“为国者，反
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１８］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６６１页。

那么，如何教民以劳
呢？《管子·五辅》提出，应当大兴“辟田畴”“劝士民”“修道途”“便关市”“薄征敛”“轻征
赋”［１８］卷三《五辅第十》，第１９４－１９５页等德政，尽地力劝农事，奖励工商业者。

《管子·乘马》认为，可以用税收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国家与民众分取收获，明确税率，百姓就懂得了什么是自己可以获得的，什么是自己需要交
纳的，这样不用国家驱使，民众也会努力劳动［
１８］卷一《乘马第五》，第９２页。

３．
鼓励消费。

由于春秋时期生产能力依旧不高，因此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例外主张崇俭。

《管子·八观》中的“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１８］卷五《八观第十三》，第２５９页和《管子·立政》中的“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
度”［１８］卷一《立政第四》，第７６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与其他诸子不同，管子没有一味地提倡节俭，他同样注
重发挥侈靡消费的作用。

《管子·乘马》认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１８］卷一《乘马第五》，第８８－８９页，应当正确认识俭与
侈的关系。

《管子·侈靡》提出，侈靡消费可以促进就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１８］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６５２页；可以
发展生产，“不侈，本事不得立”［１８］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７０３页。

《管子·乘马数》甚至提出，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导致
“民失本”，国家就应该雇佣那些赤贫的民众来修建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
也”［１８］卷二十一《乘马数第六十九》，第１２３２－１２３３页。

这种通过投资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的思想，领先了西方思想界两千多年。

４．
发展贸易。

“通货积财”是管子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

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１８］卷七《大匡第十八》，第３６８页。

意思是说，齐桓公在即位十九年的时候，把关税和市场税的
税率降到了２％。

据《管子·轻重乙》记载，齐国还为各诸侯国的商人设立了客栈，拥有一车四马的商人，可以在客栈免费吃饭；拥有三车十二马的商人，可以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拥有五车二十马的商人，还可以
为他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１８］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第１４６８页。

除了降低税率、提供服务
外，管子还实行便利交通、统一度量等各种便利政策，很快就把齐国打造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二）取于民有度
马克思曾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２２］２２。

《管子·山至数》提出，“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
敛则械器不奉”［１８］卷二十二《山至数第七十六》，第１３２２页。

《管子·轻重甲》有载，“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
何以待邻国？”［１８］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第１４３３页管子认为，没有丰裕的财政收入，国家就不会富强，不征收赋税，国
家的各项职能就无法实现［２３］５６。

在强调税收对国家具有正作用的同时，管子也清楚地认识到税收可能会
对国家产生负作用。

《管子·权修》《管子·法法》《管子·形势解》等对此都有具体记载。

《管子·权修》
提出了“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１８］卷一《权修第三》，第５１页的重１
５１马海涛，等：管子的财政思想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要论断。

“取于民有度”是管子“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和同听令”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管子财政思想的
一项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相地而衰征，推行土地租税制度改革。

面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管子率先在齐国推行土地租税制度改革。

一是《管子·乘马》记载的“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１８］卷一《乘马第五》，第９１页，就是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
耕种，用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代替“千耦其耘”的集体劳作，这样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不误农
时。

二是《管子·大匡》记载的“赋禄以粟，案田而税”［１８］卷七《大匡第十八》，第３６８页，就是农业税赋以粟米计算，根据
土地而不是人头征收，土地租税税率折合每年不足５％，这就从租税制度上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其税率比后来儒家“什一之税”的低税主张还要低。

三是《管子·小匡》记载的“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
矣”［１８］卷八《小匡第二十》，第４０２页，就是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有差别地征收租税，就会使农民安定而不会流失，这比威廉·配第提出“极差地租”概念早了两千多年。

２．
徼山海之业，突出“官山海”的间接税作用。

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

《管子·国蓄》认为，“民予则喜，夺则怒”，国家应当让百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具体到税收来说，就是要废除强制性征收的
“租籍”，推行经过谋划索取的“租税”［１８］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第１２５９－１２６０页。

那么，国家该怎么谋划索取呢？管子提
出，“唯官山海为可耳”［１８］卷二十二《海王第七十二》，第１２４６页。

“官山海”就是著名的盐铁专卖政策。

管子认为，盐是民
众生活的必需品，铁是民众生产的必需品，国家只要实行盐铁专卖，审慎地制定寓税于价的政策，就可以坐收其税。

管子还对于“租籍”这种直接税和“官山海”这种间接税的税收痛苦指数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
会使人民“嚣号”，而后者“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
［１８］卷二十二《海王第七十二》，第１２４７页。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管子的盐铁专卖制度，并非国家自行经营盐铁，而是将盐铁交给民间经营。

《管子·轻重乙》认为，国家经
营无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不如由民间经营，国家控制价格并征收租税，“则民疾作而为上虏
矣”［１８］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第１４４８页。

对此胡寄窗评价道，这“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所谓‘拔最多的
鹅毛而不让鹅叫’的办法比较，似乎还要‘巧妙’些”
［５］上册，第３５６页。

３．
籍求于号令，坚持依照法令征税。

依法征税是现代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

而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１８］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第１２７９页的思想。

《管子·国蓄》认为，国家向百
姓征税，如果法令要求百姓在十日之内完税，那么百姓的财物就会贬值一成；如果要求在八日之内完税，那么财物就会贬值二成；如果要求在五日之内完税，那么财物就会贬值五成；如果要求当日完税，那么财物就会贬值九成。

因此，要稳定物价，就要依照法令征税；在物价异常波动时，也可以运用法令的急缓来
干预市场的价格。

所谓“令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如果国家不进行适当的调控，就会使那些囤积商把控市
场，趁百姓财物匮乏的时候谋取“百倍其本”的暴利；如果不能做到“和同听令”，就会出现“法令之不行，万
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的问题［
１８］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第１２６４页。

４．
行九惠之教，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

管子除了确立一系列征税制度以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减免征役等惠民教化政策。

据《管子·入国》记载，管子入国四十天，就“五行九惠之
教”［１８］卷十八《入国第五十四》，第１０３３页，分别是敬养老人、慈养幼弱、抚恤孤儿、收养残疾、媒合鳏寡、慰问病人、通报穷困、赈济灾困、祭祀烈士。

管子为九种惠民教化政策分别设置了掌管官吏，并明确了具体惠民举措。

比如针对敬养老人，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征役，每三个月官府有馈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子免征役，每个月官府有馈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征役，每天官府有馈酒和肉。

在那个天下纷乱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个封建诸侯国能如是，充分体现了管子财政思想的人本魅力。

（三）利出于一孔
刘尚希认为，“大国财政是建立在大国实力基础上的，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承担全球风险治理责
任，实现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引领人类文明进程。

”［２４］３１春秋之时，人们还没有“全球”
的概念，只有“天下”的观念。

管子辅佐齐桓公“致富强、匡天下”，同样需要充分发挥大“国”财政的各项职
能，包括天下资源配置、天下利益分配、天下风险治理等，这就需要齐国拥有非常强大的财政能力。

为此，
管子提出了“利出于一孔”的指导思想。

《管子·国蓄》认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出二孔者，其兵
不诎。

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

出四孔者，其国必亡”［１８］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第１２６２页。

想要在列强中求生存、图
中兴，国家就必须能调剂分配天下的资源和利益。

就像《管子·揆度》所说的，“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
２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