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传统——以读书入仕现象为中心的考察

对话传统——以读书入仕现象为中心的考察
城市设计学院刘畅2012302180381
摘要：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极其活跃的阶级——士人阶级，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

在唐宋之后，儒家思想强有力的渗入到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之中，几乎所有的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跻身士人阶级，进入官场。

之一现象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当代社会中虽然早已不宣扬单一的读书入仕思想，但是努力读书然后有一番作为的观念任然存留于我们的社会之中。

本文就以传统读书入仕思想对现在读书人的影响为中心进行讨论。

关键词：读书人入仕儒家思想书院
多数人认为读书入仕的思想来源是孔子，论语中有云：“学而优则仕”。

其本意应该是读书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后来随着社会的演变，它的意思变为读书读的好就应该去做官。

这样说来，“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其实是两码事，本不相干。

从历史事实来看，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并没有科举考选制度，贵族与平民之间壁垒森严。

官吏主要是世袭的。

有极个别平民甚至奴隶被任用为官吏的，也多出于别人的引荐或个人的自荐，属个别或偶然的现象。

读书人想通过读书来跻身贵族阶层，或者走上政界，希望是很渺茫的。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如“举贤良方正”、“举孝廉”等；魏晋之后，又实行九品中正制。

这种情况下，“读书”与“做官”并没有直接关系。

直到隋唐时期建立了科举制度，读书和做官才算真正联系起来。

如此说来，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人“仕而优则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却很小。

那么，科举制度之前，古人读书、学习、做学问，不能直接谋求官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换言之，其读书的动力何在呢？
原来，古人读书有成之后，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却可以跻身于“士”的阶层。

当时的人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四个阶层中，“士”的地位最高也最受到人们的尊敬。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以后，就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能量。

像“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等，就体现了士族的价值观念。

“士”之间可以集会结社，诗酒唱和，研究学问，甚至成为流派。

“士”当中那些出类拔萃者，往往有着很高的声望，有时对政界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政府官员甚至君主也对他们给以相当的尊重。

当其中不乏有被统治者礼聘为上宾，授之以官职甚至倚之为臂膀的。

如姜子牙垂钓于渭水，被周文王聘请去做军师，成了西周的开国元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被刘备聘请去做军师，成为蜀国的丞相等等。

这类为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际遇，一直是历代读书人所追求的。

到了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从制度上打开了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政界的道路。

读书好就可以做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人们再说“学而优则仕”的时候，其意义就发生演变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可望可及的梦想。

只要学习优秀，不问出身门第，就可以中举人进士，就可以入朝做官，从用人制度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官员队伍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后备军，而且在于使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有了可能的进身之阶。

科举制度，以“学优”为唯一标准，这在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公平和公正。

当然考场舞弊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另当别论。

正因为科举
制度的长期施行，才使得后来被误读了的“学而优则仕”深入人心。

这种观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

除去科举制度的影响，我们还要说回传统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提出，后来在汉朝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在宋明时期不断被改革形成了我们今天所了解且深受影响的思想。

假如我们在汉朝所确立的正统思想不是儒家而是其他学说，例如道家，法家……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吗？
我们知道儒家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之中是最为功利的一家讲究入仕，孔子本人也是游走于各国希望能够出将入相。

如果正统思想为道家，那么大家可能追求更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淡泊致远的品德，读书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所以说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有对“上进”“做官”“成就”有一定的追求，而这也是千百年来社会对我们所有读书人所做出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的学校在形式和内容上，较多地搬用了苏联的东西。

但在国人读书学习的目的上，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科举时代以及民国时期“读书做官”的浓重痕迹。

在培养和选拔功能合一方面，和旧社会的学堂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

应该是“有教无类”的学校，在入学的门槛上却于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了政治审查之类的关卡；而学生在大中专学校里只要能够毕业，就会成为“国家干部”，得到一份工作，领取一份工资。

好在我们的国家十分庞大，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很多，所以，国家包分配的制度能长期延续执行。

经历了“文革”，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恢复高考后仍然可以较长时间由国家包分配。

这种长期延续的分配制度，使“读书做官”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当然这里的“官”已经不仅仅是政界的公务员，还包括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

“读书做官”的思想观念，尽管在“文革”中曾被大加批判，但却依旧遗留到今天。

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不提倡一种单一的“读书做官”思想，但是社会对读书人的要求依然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承担起社会中的责任，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周恩来的“要中华崛起而读书”，再到今天的社会之责，读书人兼济天下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断过，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只有做官才能拿到话语权，决定权，所以读书人都追求与做官，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有执牛耳者，所以读书人的追求变得更加多样。

我认为“读书入仕”的这一思想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曾经有人批评过这一理论，人为多数人想要“做官”的目的，一开始就不对。

儒学培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出仕”担任公职，必须仁爱人民，热诚公务，尽忠职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杀身成仁”。

但是如果只是追求做官，那么可能存在过于功利的目的而导致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

其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使读书人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格品质：一是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二是“为学”应有的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学术”以追求真理为依归成为不可能之事。

在古希腊传统中，为发财而追求知识是愚蠢而可耻的想法。

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让人给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赶紧滚蛋，原因是这样的人根本不了解求学的目的，也不配成为学者。

这种传统在千载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再次复活，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

宋代思想家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演《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痛切地谈到了这一点。

陆九渊指出：一些人揣摩上级的喜好厌恶，削尖脑壳往官位上爬；当官以后，并
不关心人民疾苦，也不尽力办公事，而是只计较官职大小，专讲求工资福利多少。

这样的人，即使天天读的都是孔孟儒学圣贤的书，实际上，也仍然与圣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那么，真正修习孔门儒学的“君子”之道，“学而优则仕”，做好官，应该怎么做呢？
陆九渊提出：“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

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

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

因而要求：学习圣贤、立志从政者，必须深自反省，端正做官动机，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

可见，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并非起头就不好。

问题是，看你抱着什么目的去追求做官，是只想大捞个人私“利”，还是心存国家和人民的公“义”；做官以后，再看你是否能够秉公办事、为国为民。

在我们当今社会，我认为，“学而优则仕”仍然是科学的，读书多的人，品德更加优秀的人更多的掌握这个国家的决定权，才能让我们社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