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对语篇翻译意义的研究

语境对语篇翻译意义的研究摘要:基于语篇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语篇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语篇翻译不再拘泥于语言形式,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篇的语境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还要考虑到涉及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其中包括文化语境。

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因此,文化语境对语篇翻译的规约作用与语篇翻译的全过程同在。

关键词:语篇;语篇翻译;文化语境;规约翻译活动所处理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词句,而是由互相关联和制约的词语和句子,为一定的交际目的,按一定格式,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语篇[1]。

译界称之为“语篇翻译”。

它是语言学与翻译理论融合的产物。

作为传统翻译单位的补充,语篇翻译有其特殊性,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

与传统翻译策略相比较,语篇翻译更多地强调原语及目的语中的语境因素,而非传统观念视角下所观照的语言形式,这种翻译策略充分考虑语篇的情景语境与文化取向,在语篇层面上再现原语的内容。

本文将从语篇翻译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语境对翻译的规约。

1语篇与语篇翻译语篇(text或discourse)从结构上看由句子构成,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

根据H alliday&Hasan,语篇不是形式单位,而是意义单位[2]。

Beaugrande&D ressler[3]把语篇定义为“交际事例”,需满足7个条件: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意图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2cep tability)、信息度(inform ativity)、情景性(situ2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3]。

胡壮麟则认为,“语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

它是协调词汇学、句法学、音系学和语义学(包括语用学)的语言学分支,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实现具体的交际任务或完成一定行为”[4]。

可见,语篇首先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中听到或说的话,读到或作的文,是语言在使用中的单位。

其次,语篇能独立实现一定交际目标。

再次,语篇是一个语义连续体。

语篇翻译是语篇语言学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这一方法把语篇当作翻译对象和基本单位,重视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对传统的“句本位”提出了质疑。

李运兴、张美芳,黄国文、谭载喜等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语篇翻译的内涵和意义,其核心可以概述为:语篇翻译突破了传统的以词、词组或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翻译模式,而把注意力放到了连贯的超句体或句子组合上,即更多地强调翻译的整体对象,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等值”概念的认识。

翻译的任务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信息内容的处理,包括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外,还要考虑到涉及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其中包括“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5-7]。

2语篇翻译中的文化语境语篇之所以能成为比较理想的翻译单位,在于它拥有一个较大的舞台,即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

在具体的情景下,凡是对话语意思产生影响的各种语言成分的前后逻辑联系,以及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都称为语境。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境可以分为两个类别: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系统的语境,决定整个语言系统中的意义系统。

情景语境是具体的语言运用的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体现[8]。

文化语境指具体一门语言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知及社会心理等,“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系统的环境。

”[9]系统功能语言学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视为“意义”,并认为文化是由语言、建筑、音乐、商品交换方式等多种符号系统构成的“意义潜势”。

其中语言可谓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因为它还可以用来表现其它符号系统,所以Halliday说“文化是由语言来实现的”,而语言又可以反映文化的特征[10]。

文化语境所反映的一门语言特有的文化背景,是每个语言使用者都掌握的背景知识,因而在编码或解码时能赋予语篇某种具体的社会意义。

3文化语境对语篇翻译的规约语境与翻译是密不可分的,它和翻译全过程同在。

翻译是译者把原语文本的语码在其特定语境中传递的信息用译语语码准确地传达给译语文化中的接受者,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交际行为,经历了从“信息的编码”(原语)到“信息的解码”(原语)、从“信息的再编码”(译语)到“信息的再解码”(译语)两套过程,涵盖三个阶段,即:信息的解码、信息的转换(即再编码)和信息的再解码,也就是翻译的理解、表达和检验三个阶段。

与语内交际一样,翻译交际也是从信息发出者到信息接受者的一种信息传递过程,包含信息编码和解码两个过程。

交际双方有条件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交际场”[11],这个“交际场”就是语言环境。

只有在这个“交际场”中交际活动才能正常进行,信息交流才能够实现。

因此,语境对语篇翻译具有不可替代的规约作用。

语篇翻译涉及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文化语境对语篇翻译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译文的表达两个阶段。

3.1文化语境对理解阶段的影响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特定的文化现象常常把某种烙印牢牢地刻在语篇中。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篇,能够反映一个语言团体的社会、历史、心理的特征,诸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背景知识、思维方式以及心理状态等等。

所以,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必须联系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

“……在不仔细考虑语言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任何文本都无法恰当地加以理解。

”[12]比如:B rig ht red costumes,w ith hats,shoes and stock2ings to match,are to be all the craz e in the Sp ring.Smart women w ill have to be careful not to yawn in thestre ets in case some short2sighted person is on his wayto po st a letter.(沙枫:《译林絮语》)这例令英国读者看了感到幽默的语篇,不谙英国文化的中国读者看了则可能会感到莫明其妙。

作者的幽默之处就在于巧妙地利用文化背景知识。

由于英国的邮筒是漆成红色的,所以红装裹身的女士决不可在大街上打呵欠,否则有可能被眼神不好的先生误作邮筒将信塞入口中。

在文学语篇的翻译过程中,文化语境给译者的理解和传达造成的障碍更多更大。

在描述17世纪英国清教徒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陆的电影《五月花号》中,有一名乘客霍普金斯的妻子在船上生了一个儿子。

霍普金斯高兴极了。

他就说:H is name w ill be Oceanus———Ocea nus Hopkins!这句话若是直译,则为“他将取名为欧谢纳斯———欧谢纳斯·霍普金斯!”中国观众则无法听懂霍普金斯把儿子取名为“欧谢纳斯”的用意,而西方观众一听就懂,因为“Oceanus”这字是拉丁语中的“海洋”,英文“Ocean”就源于此字。

由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要做到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译者首先必须熟悉异域文化。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13]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不断培养和增强自己的两种文化意识,认真把握原文语篇中的文化语境,避免形成错误的理解。

3.2文化语境对表达阶段的影响在翻译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理解阶段,译者必须结合原语语篇的文化语境才能正确理解其真实涵义。

在接下来的表达阶段,译者就要设法让译文读者明白原语篇的真实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

如果说在理解阶段,译者注意力的焦点是原作者,那么,在表达阶段其注意力的焦点则是译语读者。

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尊重作者,也要尊重读者。

尊重作者亦即尊重原语文化,对作者所生产的语篇中的文化内涵,译者不能肆意非其面目改其本色,而要忠实地将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

同样道理,尊重读者亦即尊重译语文化。

由于译语读者与原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截然不同,译者在传达时既要相信他们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力,又要考虑他们对异域文化的承受力。

例如,中国报刊上常出现的“亚洲四小龙”,到了英文报刊上则变成“Four small tigers of Asia”,这样处理当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龙”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

如果将“亚洲四小龙”直译为“four small dragons ofAsia”至少会造成西方读者的迷惑不解,会觉得四个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人眼里怎么成了邪恶和恐怖的东西?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既然邪恶和恐怖,中国又为什么要向它们学习和看齐呢?因此,译者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中介”,对原语语篇中的文化信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要精心地进行加工处理,以适应译语文化,否则就无法使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共鸣。

然而,要使译文既忠于读者又忠于作者的佳译,实为难事,这其中的原因虽然相当复杂,但主要是文化语境的差异所造成的。

确切地说,是译者的文化依附矛盾在作梗。

深受本土文化熏陶的译者,在对语篇着手翻译时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是侧重原语的文化语境,还是侧重译语的文化语境呢?是尽心忠于原语作者,还是尽力服务译语读者呢?在文学语篇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这种文化依附心理更加突出。

只要文化差异存在。

文化依附矛盾就存在。

一些翻译大师也不例外。

林语堂先生译《卖花女》时把“Lordforid”译为“阿弥陀佛”,把“God of Heaven”译作“观音菩萨”;朱生豪先生译《李尔王》,将出现四十多处的“Nature”多译为“孝”,甚至把“the sister’snaught”也译作“你妹妹太不孝啦”。

这些都是依附汉文化或过于汉化的突出表现。

依附西文化或过于欧化的现象同样有。

辜鸿铭先生英译《论语》时把舜、禹分别译成Issac(以撒)和Jacob(雅各),把尧译成Abraham of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阿伯拉罕),把武王译成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所罗门王),把“天命”译成the law sof God。

凡《论语》中涉及的人和事,几乎都成了《圣经》里的使徒和人物。

译者对文化依附矛盾的处理得当与否,是决定文学语篇翻译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交流不能以牺牲任何一方为目的。

要设法使两种文化语境之间达到平衡。

一个优秀的译者总是努力在忠于作者(原语语篇)和忠于读者(译语语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任何过渡的“汉化”和“欧化”都是失衡的表现。

像上面举的例子,读者略加思索,就难以接受。

不接受的原因主要与读者的审美期待心理有关。